没有自由，剥夺了自由活动的权力，这意味着什么？尽管老一辈的许多人知道，但年轻一代已经无法想象。蹲了6年监狱，一开始不明不白，后来成了永久性的，两年的审判，公众对其充满仇恨，但从来没有机会从这种状况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战争结束后阿尔弗里德的生活。这段时间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对这一点又有谁会感到惊奇呢？
在这些年里，对他来说，唯一一个后退的可能性就是返回到自己的世界。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利用得很充分，以至于他的整个一生都烙上了它的烙印。既使他从兰德思堡监狱释放出来以后，他也无法走出自我，让自己最低限度地有自然的举止，这本来是适合他的内向风格的。
但他还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他觉着世界是很宽很大的。他觉着，除了他上大学时短暂幸福的生活及他更短暂的第一次婚姻，他从来都没有能够自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他有许多要追回来的。于是，他坐进他灰色的宝时捷，就飞走了。他去休假，他要远离埃森，离开那一堆等着他解决但又没有解决办法的工作。长期以来，他为自己必须要在埃森做一个克虏伯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要让自己放松放松。
他喜欢旅行，那种自由的感觉，那些或许正等着他的冒险事件。从第一次国外旅行回来不久，他就带回了一个故事，他以他特有的幽默讲述了这个故事。
1951年，他从兰德思堡监狱出来不久，他去了荷兰，并拜访了伯恩哈德王子。王子在告别时送给他一份真正的王子式礼物：11条香烟，是他最喜欢的牌子，和15瓶威士忌。
在回国路上，他经过德荷边境检查站，一个海关收税员给他鞠躬，并提了一个必问的问题，他是否有什么要上税的吗？
“有”阿尔弗里德说：“11条香烟和15瓶威士忌”。收税员张着嘴，大吸了一口气，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贪婪的人。在1951年的德国，甚至一个开着漂亮跑车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宝贝。“走吧，你这个笨蛋”，他因此气愤地喊到。
阿尔弗里德一句话没说，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执行了这一要求。
尽管他十分压抑，他也有一种几乎英国式的、轻微的、有时也是黑色的幽默。他会笑，只是，他已经有太长时间不允许笑了，他几乎都忘掉如何笑了。后来，他又一次坠人了爱河，又结了一次婚，不得不又一次经历婚姻的失败。这次他把笑彻底忘掉了。只剩下偶尔的一次微笑，那也只是在实在无法避免的时候才露出来。
对他来讲，唯一还剩下的私人乐趣就是旅行。他还可以将他的旅行与他的任务联系起来，即他要向全世界宣传克虏伯的新形象。许多在阿尔弗里德生前描写过或评论过他的人都忘掉了一点，他是全心全意的工程师，对新技术和新工艺极为着迷。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是战后德国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是在战争中认识阿尔弗里德的，并一直伴随他，直到他生命终结。他说，阿尔弗里德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让人看出他有极高的天资。这也是他内心孤独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与生俱来的、教育所养成的优雅气质，不允许他把他的智慧向别人展示出来。他更喜欢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沉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无法回避，直到他无法打破为止。于是人们传说，克虏伯是一个很孤独、很痛苦、没有幸福的人，他坐在现代化的房子里，他的房子位于贝恩贝格·马克大街，他的业余时间这样来打发的：听爵士乐唱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冲洗自己拍的照片，然后把它们整理成照相册，或者倾听瓦格纳的音乐。这不全是事实。因为除了这样的一个阿尔弗里德以外，还有另一个阿尔弗里德，他当然竭尽全力，想将另一个阿尔弗里德隐藏起来。这另一个阿尔弗里德是人们在埃森永远都不会遇到的。
1951年到1953年，他过着一种流浪汉式的生活。当这段生活结束时，他的婚姻危机就开始了。这并非巧合。
他最终又返回埃森，行使他的权力了，他也又住在那儿了。
埃森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的义务和鬼怪。他穿过被炮火炸毁的工厂废墟，他想着，他怎么样才能支付退休金。他在威拉山庄走了一遍，看到许多被占领过的痕迹，他想起了纽伦堡，想到在纽伦堡法庭上对他所做的审判，这些东西还会继续伴随着他。他想到他的责任，再为克虏伯人创造工作岗位。他们不得不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因为他们的家乡埃森是克虏伯总部而受到了特殊处理。他感觉到了传统的压力和他的姓氏的负担。所有这些都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使他根本不能有任何别的想法，而只能去考虑他在公司中的责任和任务。50年代初，他向世界所作的采访内容都极其枯燥。甚至一个很聪明的记者也无法让他讲一句关于个人情况的话。对任何一个问题，他都有一个精确的、早就在脑子里准备好的回答。阿尔弗里德总是坐在他曾祖父阿尔弗雷德的画像下面接受采访，这实际上构成了阿尔弗里德的背景，如果谁懂得象征手法，那他就不会将这些只当作是为摄影做的安排。但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和英国的那些年轻记者只对一些近期的事情感兴趣。例如，1957年1月4日的《纽约时报》周刊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奇迹般的回归：从废墟中掘起的克虏伯》。
问：“您是否认为，在二战结束后，您本人受到了占领军当局不公正的对待？”阿尔弗里德：“战争与战后时期总是带来许多痛苦，德国与其他战败国的工业界人士在此期间所遭遇的，现在已经过去了。”问：“您是否认为，与德国的及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不同，由于盟军的行动，您的公司受到了不公正的损害？”阿尔弗里德：“是的，我认为，与国外那些没有受到如此对待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德国公司，都受到了影响。或者因为法律，靠这些法律，盟军将这些公司解散了，或者因为一些限制性条款，这些限制使他们的活动陷于停滞；与其它德国竞争对手相比，克虏伯比大部分其他德国公司受到的损害更严重。因为克虏伯受到的是特殊处理。”这就是典型的阿尔弗里德，他本人受到了什么样的特殊处理，从他嘴里从来没有流露出半句抱怨。但涉及他的公司，他却毫无隐瞒地表达出来。只有一次他说到他自己。
敏感的读者可以感觉到，阿尔弗里德钢铁般的自制后面，可能隐藏了些什么？1953年，在梅莱莫条约签署之后，他接受了《周日快报》记者的采访，他说：
“人们把我看成战犯，一个获得了世界最高奖金的战犯，一个可以随便将3000万英磅抛向四周的人。请让我解释一下，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主要控诉状上，纽伦堡判我无罪，却认为我在两个小诉状上有罪。但人们一直都还在说，好像我真的帮助过希特勒，帮他准备他的侵略战争了。”雇佣奴隶劳动是两个“小罪状”之一。阿尔弗里德认为：“这的确是令人惊讶的，但与其他德国企业一样，我们被迫接受了奴隶劳动。在那样的条件下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情”。记者问：“您打算怎么处理钱？”。他回答：“钱以它独特的方式履行钱的义务。有大批债务要清偿，我必须解决那些退休工人的养老金问题，我必须向我自己还剩下的工厂里投资，要使它现代化”。1953年3月12日，阿尔弗里德重新执掌公司领导权，借此机会，他将克虏伯的旧原则以新的形式描述出来，他说：“我将来的经营政策有它的基本原则和任务，它们的目标主要是，保证并尽可能地增加就业岗位，保证退休金的供应，建设新的住宅，并发扬克虏伯的传统，推进技术的、经济的与社会福利的进步。”今天，37年之后，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话听起来是那么合时宜。只有一项，要“建设住宅”，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这是指1953年已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埃森。其它所有的原则，到今天都与当时一样有效，它们也同样适合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时代，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也讲过类似的话。传统也可以是这样的。
阿尔弗里德总是一丝不苟地沿袭克虏伯的传统。在他执政的前几年，他邀请那些克虏伯人来他的新居，一起庆祝他们在克虏伯工作50年纪念。这是他的祖母玛格里特·克虏伯在1904年创设的传统。大约有25人，分别在3张餐桌上就座，这些桌上分别坐着阿尔弗里德、贝塔和克虏伯公司的礼宾部部长。在阿尔弗里德与贝塔的桌子上，大家的气氛很热烈。这些庆祝的人在思乡的情绪中喝着他们的法国白兰地。他们轮番讲着得体的话。但在第三张桌子上，就是礼宾部长就座的桌子上，有人大声笑起来。他叫库特·
舒坡，是拜茨手下的“少壮职工”之一，自1953年起，他们开始为企业刮来一股新鲜的风。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他站了起来，请求阿尔弗里德，为他的客人将喝光的酒杯再斟满。阿尔弗里德说：“您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只给客人斟一杯酒。传统就是这样。在我父亲与我的祖父时代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想继续保持这个传统。”不久以后，阿尔弗里德又让这个年轻人着急了。这一次，他又组织庆祝会，这次是为那些在公司已工作了60年的人准备，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公司情况有所好转。这次庆祝会是在威拉山庄举行的。库特·舒坡站在大门口等着阿尔弗里德。但他没来。在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以后，他就开始设想最令人震惊的场面，因为阿尔弗里德的准时是出了名的。最后他无可奈何，只好走进了大厅。令他惊讶的是，他在那儿遇到了阿尔弗里德，他正与那些庆祝的人聊天呢。后来谜底出来了。阿尔弗里德对他微微一笑，告诉他，他刚才系不上袖口的扣子，所以晚到了几分钟。但他守时的名声要没有了，所以他不想让人觉出来，“您可能不相信，小时候我就知道，从哪个窗子可以爬进来。”舒坡听得目瞪口呆，他也根本顾不上去想象这幅图画了。
这些小逸事在埃森很珍奇，但有这样的逸事。通过这些逸事，阿尔弗里德正悄然赢得人们的好感。经历这些故事的人很愿意讲述。讲述者往往是克虏伯人或者克虏伯家里人，这一点可能是很典型的。阿尔弗里德是个克虏伯，他的举止总是尽善尽美，但他从不害怕，在这个圈子里显示他的人的弱点。他能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