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幕：两个男人在招待会上相遇。
相互朝对方走去，并握手。但这一幕绝不是平常的，因为它发生在波兰。两个男人中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德国人，这一年是1958年。波兰人还清楚地记得德国军队的占领，这个波兰人的脑子里仍然还清楚地记着，他被德国人判了死刑。只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他，现在就是这个“奇迹”站在他面前，一个服民役的德国人——贝托尔特·拜茨。这个波兰人是艾里希教授；他在华沙给那些波兰经理上课，是他促成了这次会晤和“招待会”。这并非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当时波恩与华沙之间的气氛仍很冰冷。
1958年在联邦德国执政的是康拉德·阿登纳。德国外交政策的准则是哈尔斯坦主义。该原则声称，凡与苏占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年轻的联邦德国将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所有位于铁幕后面的国家都无法通过这个规定，因为很自然，他们在战后立即就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年轻的一代现在可能很难想象，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当时关系有多么紧张，他们可能还记得，当时的德国整天都在谈论一个话题，是否应该称“苏占区”为“所谓的民主德国”，如果“民主德国”这个词在报纸上出现时没有带引号，就会掀起愤怒的浪潮。
就在这一年，贝托尔特·拜茨第一次去了东方，他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商业目的。他此行应该帮助康采恩，为康采恩新的、和平的形象做宣传。这是与那些东方国家的首次接触，据拜茨与克虏伯估计，那些国家将是大有前途的市场。但这次旅行对贝托尔特·意义更多。他想利用自己的位置，将波兰人与德国人的距离拉近。他的位置有双重重要性：在纳粹时期，他没有做亏心事，他在加里齐期间营救了许多犹太人与波兰人，这一事迹在波兰很闻名，甚至波兰政府都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他又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全权总代理，一个公司的代表，这个公司又很重要，它能向波兰提供许多他们需要的东西。另外，对贝托尔特·拜茨来讲，做这次尝试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个人原因，他试图为德国与波兰的和解尽他的微薄之力。他一切都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来自普通的家庭，没有忘记他在埃森受到的冷遇。如果他能成功地实施自己的计划，那么社会就不能再忽视他，而必须接受他，他就是拜茨，而他们仍然还称他是阿尔弗里德仁慈的宠儿。
但德国的政客们暂时对他的贡献还很不以为然。而且，恰恰相反。
其问令贝托尔特·拜茨骄傲的是，克虏伯与苏联原来也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关系，现在他也把它恢复起来了。他成功地为克虏伯拿到了战后第一个大定单，这是苏联人给一个德国钢铁公司的。由于这是一项价值5，000万马克的项目，从1957年订货到1959年设备的供应，需要不断地就一些细节进行讨论。因此，拜茨在1958年夏天到莫斯科呆了10天。这本身就已经够轰动了，因为克虏伯在莫斯科和华沙条约各国仍然是坏人的化身。此行真正轰动的地方在于，拜茨是应苏联副总理米高扬之约到苏联的。《明镜》周刊刊登了两人的照片，贝托尔特·拜茨与米高扬神采飞扬，手中拿着酒杯，两人相互靠近对方。这是一张代表好感的照片，再好不过了。拜茨自豪地返回了联邦德国，期望能够获得国家的承认。但这里等待他的却是苦涩的失望。
康拉德·阿登纳十分恼火。他的商人现在竟然与苏联人做了第一批德苏贸易合同，这个合同一年后就要签署。
他本来就很难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德国的大公司。他们过于经常地只看到他们追求的东方贸易，而不顾及一些政治规定。而拜茨竟然如此！为了向阿登纳宣传他们反对梅莱莫条约的斗争，阿尔弗里德和拜茨曾经拜访了他。阿登纳外交拖延性的回答激怒了贝贝。“难道克虏伯们是二等人吗？”他对总理讲，并非常多余地威胁说，他们要去联邦宪法法院。阿尔弗里德调停了争端。但阿登纳对贝托尔特·拜茨极不友好的言词一直耿耿于怀。
拜茨在这件事上与他讲话有多么粗鲁，那么，现在阿登纳就多么粗鲁地反应。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向政府进行汇报，没有任何正式事务，就去做这样的旅行，那么，这个人的民族可信性是令人怀疑的。拜茨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在一次参加波恩招待会时，他争取得到总理的理解：“我不理解您为什么批评我。一个客户刚刚买了价值5，000万马克的商品，与他握握手，难道真的那么严重吗？”但他的抗议无济于事，于是他也恼火了：“阿登纳应该只管他的外交，生意留给我们来做好了。”因为他不愿意把民族不可信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他就寻求阿尔弗里德的支持。阿尔弗里德给阿登纳写了封信，阿登纳给阿尔弗里德回信说，他估计这可能是误会，才摆脱了这种尴尬。
但这次否定并不意味着拜茨会结束他的外交热情。他的首次苏联之行惹来一片政治噪音，他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的政治眼光更敏锐了。但他与阿登纳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仍很紧张。但后来两个人也相互和解了，尽管不是因为相互有好感。
5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冷战趋向于结束。在美国，约翰·肯尼迪不久就要上任，阿登纳得到了华盛顿的明示，联邦德国必须寻求与东方邻国关系的缓和，特别是与波兰的关系，因为美国人对与波兰关系格外感兴趣。
但想什么办法才能缓和关系呢？拜茨用犀利的言辞阐明了这个问题：“修复关系的政策将会深深伤害骄傲的波兰人。必须向他们表示尊重。在战争中，他们在我们这里得到了太多的粗暴对待。”为了表明他们的态度，波兰总理用象征的话说：波兰人不愿意看到阿登纳，“除非，他身穿专为正式场合定做的象征性的十字军骑士团长服，并穿上忏悔服，来请求波兰人民的宽恕，宽恕德国军队与战犯对波兰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要有一个民主德国的签证。”这要求的太多了。10年以后，威利·勃兰特才会为联邦德国穿上忏悔服，正式谋求德波和解。在这之前，必须寻找一种妥协方法，但如何妥协呢？
现在终于轮到业余外交家贝托尔特·拜茨上场了。他不辞辛苦，毫不气馁地继续他的波兰之行。1959年，他第二次去波兰，这一次他得到了补偿，他可以在接待会上向阿登纳报告波兰政府的情况。
但直到1961年，他又到波兰访问两次后，才能庆祝他的外交作用的真正胜利：联邦总理邀请他到总理府，对总理做正式报告。在拜茨在场的情况下，阿登纳与外交部国务秘书卡斯腾斯撰写了一篇文章，紧接着这篇文章就由新闻出版局出版：“在联邦总理与外交部的的许可下，贝托尔特·拜茨先生对华沙进行了两次访问。旅行结束后他向总理做了汇报。我们计划，从现在起，各官方组织之间的会谈会不断增加。”对一个3年前还冠以缺少民族可信度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多么大的一次胜利？贝托尔特·拜茨成功了，靠自己的力量与自己的功绩。有人曾送给他一个绰号“克虏伯的大管家”，他感觉，这个污辱慢慢地消失了。虽然只有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信任才把他变成联邦德国最有权力的经理，但他为争取波兰谅解所做努力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波兰总理库兰基维茨的话。“拜茨先生，我们永远欢迎您来这里。你来波兰，就把自己当成我的私人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