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世考
《全唐文》卷二四九载李峤《攀龙台碑》，卷二三九载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我于1962年将两碑介绍给读者，因两碑中有不少记载，可补史书之缺漏，正史书之误失。举例说明如下：
（1）史书未载武士？（武之父）与杨氏（武之母）的年龄。据《攀龙台碑》所记，武士？卒于贞观九年，年59岁，推算生于北周建德六年（北齐承光元年）。据《高皇后碑》所记，杨氏卒于咸亨元年。以年92岁推算，应生于北周大成元年（北周大象元年）。武士？比杨氏长两岁。武德七年武诞生时，武士？48岁，杨氏46岁。
从杨氏的年龄，发现史书错误两条：一、杨氏40余岁时，即武德三年以后，嫁给武士？的。可以推算出，她的外孙贺兰敏之长大成人时，她至少已70余岁。史书说贺兰敏之于外祖母杨氏，显然是对杨氏的污蔑。二、杨氏活到92岁，可谓大寿。骆宾王《代李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中骂武“鸩母”，显然是胡说，武有何必要毒死92岁的母亲呢？《资治通鉴》引用此文，未免失考。
（2）初唐婚姻，崇尚门第。庶族身份的武士？，怎样能与贵族身份的杨氏结成夫妇的呢？《高皇后碑》中有一段值得我们注意的描绘：“无上孝明高皇帝（武士？）……阙鱼轩于中馈。高祖神尧皇帝（李渊）位膺元首，任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式崇勋旧，为结潘杨，酬功草昧之时，赏效云雷之日。高后（杨氏）以孝诚纯至，雅操虚冲，拒缛礼于移天，誓开襟于初地。六尘不染，孤标水上之花；四谛方披，独晤星中之月。洎乎凤凰开繇，独坚匪席之心；乌鹊成桥，果迫如纶之命。于是使桂阳公主为婚主，礼娉所须，并令官给。”武士？门第虽然不高，但由高祖亲自做媒，这是很体面的事；杨氏已有40余岁，想找比武士？更好的对象，也不大容易。杨氏就是这种情况嫁给武士？的。
代杨氏做“婚主”的桂阳公主，是高祖之女，杨师道之妻。杨师道是杨雄之子，武母杨氏是杨达之女。杨师道是武母杨氏的从兄弟，关系甚近。杨师道之从侄女，嫁给巢王李元吉。李元吉被杀后，为太宗李世民收继，很是得宠。长孙皇后卒后，太宗想把她立为皇后，因魏征反对而止。她是武？的姨姊。武能够被太宗召进宫，立为才人，我推测是由于这位姨姊的推荐。
武对外婆家――杨家，感情很厚，她做皇帝时曾表示过：“我令当宗（武家）及外家（杨家），常一人为宰相。”（《旧唐书？杨恭仁传》）
（3）从《攀龙台碑》中所记载的武士？的官职可以看出，武？幼时随父母到过扬州（武德八年至九年）、豫州（武德九年至贞观元年）、利州（贞观二年至五年）、荆州（贞观六年至九年）。
（4）当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而立武为皇后时，长孙无忌、褚遂良表示反对，而徐世（李）采取秘密赞助的办法。这固然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也反映出他们与武家庭的关系。徐世与武士？都是庶族，人所共知，不必多说。值得介绍的是，《攀龙台碑》中有一点新资料。碑中说：武士？卒，“遣令归葬文水”。朝廷“委本州（并州）大都督英国公李，监护丧事，缘丧所需，并令官给”。可见，徐世与武家庭曾有过接触，他们不是陌生的。当武进行争夺皇后的幕后活动时，他们自然很容易地联合起来。
武不生于广元
武则天生于何地？新旧《唐书》中没有记载；初唐、盛唐人的诗文里亦未述及；晚唐诗人李商隐《利州江潭作》自注云：“感孕金轮所”，这是记述武出生地点的最早的资料。
李诗是否可靠？前人没有做过认真的考证。近年来，因为代武翻案而涉及她的出生地点，考古界人士进行了调查，史学界人士展开了讨论，情况大致是这样：
郭沫若在《人民文学》1960年5月号发表的《武则天》剧本中，说：“武后即生于广元县”，“在那儿长到七岁”。
与郭沫若意见相同者，前有王家佑等，后有张明善、黄展岳。王家佑撰有《广元皇泽寺及其石刻》一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张明善、黄展岳合写了《四川广元县皇泽寺调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7期）。他们都是根据《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中“贞观时，父士？为都督于是（缺）后焉”这句话，作出了武生于武德七年、武士？利州都督任内的判断。
与郭沫若意见不同者，有吴晗和陈振。吴晗在题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一个发言中，谈到武出生地点的问题（《新建设》1961年1月号）；陈振写了《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的考证（《光明日报》1961年5月24日）。他们都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认为武士？于贞观五年始任利州都督，而武则天生于武德七年，就不大可能生在利州。
郭沫若又发表了《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一文，认为武士？于武德七年及贞观时两任利州都督，并说：“其实在武德七年，武士？就没有做过利州都督也不要紧，他所做的或许还是总管，或许只是长史之类，更或许只是因公寄留。”（《光明日报》1961年5月29日）
这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绝，看来障碍在于：对武士？的历史，没有搞彻底。如果有一张翔实可靠的武士？的履历表，证实他是否两任利州都督（或总管、长史之类），那么，武是否生于广元，也就不辩而明了。
现在，我从《全唐文》中，提出一篇文章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该书卷二四九，载有李峤奉武之命所撰的《攀龙台碑》，这是武士？的一篇最详细的传记。虽然碑文中夹杂着歌功颂德的谀谄之词，以及为了说明当今女皇是真命天子而编造出的一些神话式的故事，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剔去这些封建性的糟粕，它所保存下来的武士？的官职的资料，还是最完全的，对我们研究武幼年生活，还是有用处的。兹摘录原文，编制武士？履历看出，在武士？的一生中，共做过四次地方长官――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豫州、利州、荆州都督。这与《全唐文》卷二三九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中所说的“无上孝明高皇帝（武士？）四临九伯之途”，正相吻合。既然是“四临”而不是五临，可见郭沫若及考古界几个人设想武士？于武德七年任利州都督（或总管、长史之类），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攀龙台碑》及《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中，都未说武士？曾于武德七年出差，更扯不上“因公寄留”利州，并在这里诞生武。请问一个因公外出的官员，怎能携带妻子儿女随行呢？这种设想是不合情理的，不能成立的。
郭沫若说：“对于李义山说利州是‘感孕金轮所’，并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可以使它被根本推翻。”我看，这个经过武亲自审查的、证明武德七年时武士？不在利州的《攀龙台碑》，就是可以根本推翻李诗的确凿的根据。
封建帝王，尤其是创业之君，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大都利用符瑞来做宣传。武以妇女称帝，这方面的需要更为迫切。在她执政期间，以献符瑞而晋身的人很多。如果当时有这个利州江潭“感孕”的故事，武正好利用来大肆宣传，想做官的人也正好借此作为晋身之阶。可是丝毫找不到这种痕迹。这足以说明武不生于广元，当时也没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现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作品中，可见它是中唐以后才产生的，是距离武时期已远、不很了解她幼年历史的人所编造出来的。我们怎能用来作为证实武出生地点的根据呢？
至于后蜀广政二十二年所立的《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中的话，更不能成为论据。因为可以作为论据的字，已经缺佚了！张明善、黄展岳认为碑中所缺的字是“州，始生”，未免附会。虽然“后字抬头顶格”，但所缺的字是十一个字的地位，凭什么断定“所缺字必甚少”，只是三个，又只是“州，始生”这三个字呢？其实即使如此，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武不生于“贞观时”），不足为据。碑中“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这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这几句话提醒我们，对于宋以后地方志中所记载的有关武在利州的故事，其可靠程度需要加以鉴别。因为，岂有五代人所不知道的事，宋以后人反而知道得更多一些呢？对于这一些，就不再去说它了。
《大云经疏》说武“幼小时已被缁服”不可信
现存《大云经疏》中有“伏承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之语（见《沙州文录补》），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1）陈寅恪在《武与佛教》文中说：“若依君实之考定，武既于贞观十一年年十四岁入宫，则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崩后，出宫居感业寺为尼时，其年已二十六岁。以二十六岁之年，古人决不以为幼小。故幼小之语，显指武年十四岁未入宫以前而言。然则武幼时，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金明馆丛稿二编》）
（2）岑仲勉在《隋唐史》书中说：“想必缁徒辈一面为其出宫为尼作掩饰，一面又以张吾军而引人入彀也。”又说：“陈寅恪即据此孤证而信则天少时曾为沙弥尼僧人既可以《大云经》傅会女后，安见其不替则天遮丑，此种过信，殊未能联系实际。”
陈、岑二氏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可以通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来解决。诏书是高宗立武为皇后的圣旨，《大云经疏》是宣传“唐氏合微”，武是真命天子的佛教符谶，在当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诏书颁布在前，经疏颁行在后，经疏中所说武的历史，绝不能与诏书相违背，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诏书中既然隐瞒了武二十六岁做尼姑的一段历史，如果经疏中直书其事，岂不是搞糟了么？
经疏为了附会“黑河女主”之符，需要宣传武做过尼姑，而又不能暴露出她二十六岁做尼姑的真情实况，只有把时间挪前，捏造“幼小时已被缁服”的假话，不与《立武昭仪为皇后诏》的内容相冲突。
还有一个旁证。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中，有一段涉及武幼年生活的话：“特以圣上（武）年居膝下，爱切掌中，理借劬劳，方资顾复，宣和谕善，屡积葭灰，日就月将，频移柘火，”只字未提武幼年为尼，碑中盛称杨氏（武之母）笃信佛教，如有此事，怎会避而不谈？
高宗召武进宫非永徽五年
既然《立武昭仪为皇后诏》《大云经疏》中都没有暴露武第二次进宫的历史，在武三思等主持下所编修的《实录》中，自然也要为她隐瞒。五代时期所修的《旧唐书》以及宋代所重修的《新唐书》中，虽然记载了这段历史，但没有进一步考订高宗将武从感业寺召进宫的具体年代。《资治通鉴》中也只笼统地介绍了一下，该书卷一九九《唐纪十五》云：
（永徽五年三月）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未几大幸，拜为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遍赠屈突通等）而武士？预焉。
这段文字介绍了五件事：[1]高宗、武在感业寺会见。[2]王皇后叫武蓄发。[3]高宗召武进宫。[4]封武为昭仪。[5]追赠武士？等官职。永徽五年三月庚申，是最后一件事的时间，而不是五件事都是这个时间。可是，古今学者们往往把高宗召武进宫的时间，误认为永徽五年。这样，便与一系列的史实不符。
（1）武共生四男（李弘、李贤、中宗、睿宗）二女（长某、次太平公主）。李弘生于永徽三年（据《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所云，弘卒于上元二年，年24岁推算），四年正月“立为代王”（据《唐会要》卷二《追谥皇帝》；《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全唐文》卷十五高宗《孝敬皇帝睿德记》云：“年才一岁，立为代王。”这件第一手的资料，证实了李弘三年出生，四年封王）。如果武于五年进宫，怎样解释这件事呢？皇帝身份的高宗，和尼姑身份的武，搞出私生子，是可能的；但高宗下诏书封这个私生子为“代王”，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办，诏书中如何措辞呢？母亲进宫的年代，一定是在儿子封王之前――武进宫的年代，一定是在李弘封王之前，这是可以用情理来推断的。
（2）再看看当时宫廷内部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情况。《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云：“一旦顾幸在萧右，与后不协……故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由是后及妃所为必得。得辄以闻，然未有以中也。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媚，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人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久之，欲进号宸妃……昭仪乃诬后与母厌胜，帝挟前憾，实其言，将遂废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武与王后、萧妃进行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她费了许多心机，经过一段时间，才取得高宗信任，战胜王、萧的。
据《资治通鉴》，“（永徽五年六月）中书令柳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又，是岁，“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如果武是永徽五年进宫，短短的几个月中，就能使王后“宠衰”，以至于高宗非废她不可；使王后的舅父柳感到“不安”，非辞去宰相不可；使失意的官僚许敬宗感到有向上爬的机会，“数劝”长孙无忌，以讨好于高宗、武吗？这么复杂的变化，绝非几个月内所能办到的事。
武第二次进宫，应是哪一年呢？根据史书记载及上述分析，高宗召她进宫应在永徽二至三年。
《通鉴》删《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中十六个字
唐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诏》的原文是：“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资治通鉴？唐纪十六》，引用这个诏书，将“之锡……万姓”十六个字删去（《全唐文》同）。我是根据程大昌《考古编》卷七《立武后》条校补的。
被司马光删去的十六个字，非常重要，特别“已经八载”四个字，乃是整个诏书的点睛之笔。其目的是隐瞒唐太宗卒后，武到感业寺（一作安业寺）做尼姑，高宗又把她召进宫的一段历史，并伪装成：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就把武“赐”给高宗，到永徽六年，“已经八载”了。这虽然是假话，但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是起了作用的。据《册府元龟？宰辅部？谏诤三》，褚遂良反对高宗立武为皇后的重要理由是：“且武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万代之后，何以称传此事。陛下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则败乱之端，自此始也！伏愿再三思审。”高宗、武为了抵制反对派的言论，不得不捏造出“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云云。
武利用道经废李忠立李弘
道经如《老君音诵诫经》云：“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老君变化无极经》云：“木子为姓，讳弓”；《三天内解经》云：“（老子）变化无常，或姓李名弘字九阳”；《太上洞渊神咒经》云：“真君者，木子弓，王治天下，天下大乐，”史籍如《晋书》《魏书》《宋书》《隋书》记载“以李弘名义起义的共有十例”。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指出：“道书的谶言远承秦汉谶纬，如刘秀以赤伏符受命之类，并非袭自佛经，但老君降世却和佛经中弥勒降生非常相像”又特别指出：敦煌所出《洞渊神咒经》卷一、卷七均有“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之题记，“可能正为了表示李弘是应谶当王，废（李）忠立弘合乎天意”。读后甚感兴趣，今补撰三则。
（一）
李忠是李治（唐高宗）长子。李弘是李治第五子，武后所生长子。关于争夺皇太子位之经过，两《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择要录如下：
[HTF]永徽三年（652）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
（《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
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废（王）皇后为庶人”。
永徽六年（655）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为皇后”。（以上《新唐书》卷3《高宗纪》）
永徽六年（655）十一月己巳“礼部尚书许敬宗希旨上疏曰：‘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安可以兹傍统，叨据温文”（《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传？燕王忠》）“上召见，问之，对曰：‘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资治通鉴》卷200）
永徽六年（655）冬“（武）皇后杀庶人。”
（《新唐书？高宗纪》）
显庆元年（656）正月辛未“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
（《旧唐书？高宗纪上》）
孝萱按，唐高宗八子：后宫刘氏生李忠，郑氏生李孝，杨氏生李上金，萧淑妃生李素节，余为武后所生。比较李忠与李素节的出身，李忠低而李素节高，为什么永徽三年立李忠为皇太子呢？《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燕王忠》云：“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在“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的情况下，如果萧妃之子李素节被立为皇太子，形势对王后更为不利。可见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是王后与萧妃斗争的结果。《全唐文》卷12唐高宗《降太子忠为梁王诏》强调“论嫡庶之分，辩贵贱之礼”，这是许敬宗主张废李忠的理由，也是李忠“自让”的理由（姑且不论李忠是否真有“自让”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在叙述许敬宗“上疏”（《请立皇太子疏》）时，有“希旨”二字。所谓“希旨”，即希武后之旨。不废李忠，不能立李弘，这是宫内权力再分配的又一次斗争。
其后，李忠废为庶人。武后仍不放心，必欲杀之以绝后患。据《资治通鉴》卷201，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向唐高宗进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武后知之，“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王）伏胜与（李）忠谋大逆。（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戊子，赐忠死于流所。”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写《洞渊神咒经》给李弘在前，与杀李忠无关，武后不可能预料到此年十二月所发生的一系列事。
（二）
武后利用道经，为废李忠、立李弘制造舆论，不意味着她崇信道教。道教是唐的国教。李渊（唐高祖）为提高门第，与道教主攀亲。《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记载：“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亨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这样，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就算确定了。
王远知是一个迎合李渊、李世民（唐太宗）需要的道士。《旧唐书》卷192《隐逸传？王远知》云：“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当时李世民（秦王）与兄李建成争夺太子之位，王远知表示拥护李世民。李世民登极后，念念不忘前事。《全唐文》卷2唐太宗《赐王远知玺书》云：“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即指前事。同书卷13唐高宗《赠王远知太中大夫诏》云：“体兹解，见称先觉。自缔构之初，迄光华之旦，绸缪恩遇，事昭纶”，更述及高祖之事。
道士女冠是唐朝的拥护者，佛道二教争地位高低，道教夺得优势。“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唐会要》卷49《僧道立位》）正是在兴道抑佛的气氛下，武后利用道经李弘应谶当王，为废李忠制造舆论。虽然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才写《洞渊神咒经》给李弘，但早在永徽六年就宣扬这个谶言了。《全唐文》卷14唐高宗《册代王宏（弘）为皇太子文》大书特书：“岐嶷表于天姿，符瑞彰于神授”，即为明证。神仙属于道教，神仙授的符瑞显然指道经李弘应谶当王而言。
为什么永徽六年至显庆元年不写《洞渊神咒经》给李弘，而迟至麟德元年才写呢？永徽六年李弘4岁，显庆元年李弘5岁，尽管吹嘘“岐嶷表于天姿”，四五岁的孩子，毕竟不能读道经。麟德元年李弘13岁，可读道经，就写给他了。
武后有政治野心，从协助高宗处理政务开始，权力日益扩张，直到“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201）。高宗虽是懦夫，也不能坐视李家失去天下，曾乞灵于道教。《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记载：“（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全唐文》卷12唐高宗《上老君玄元皇帝尊号诏》宣称：“粤若老君，朕之本系。”他以为，把老祖宗捧上皇帝的高位，有利于维护李家政权，又可以讨好道教，成为拥护自己的力量，然而无救于李姓的失势。
武后以佛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云：“（载初元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同书卷183《外戚传？武承嗣（薛怀义附）》云：“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武后篡唐立周后，“（天授二年四月）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胡三省注：谓《大云经》也），升于道教之上。”（《资治通鉴》卷204）“僧尼处道士之前。”（《唐会要？僧道立位》）这是佛教徒助武后夺位有功所得到的报酬。
武后掌握了摆弄佛道两教的权力。先利用道经为废李忠、立李弘制造舆论，后利用（非伪撰）佛经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
（三）
武后立李弘为皇太子，不过是她篡唐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不意味着她让李弘做皇帝。在政权已归武后之后，高宗还想为李家夺回来，他所采取的方法是，让皇太子李弘介入权力，看：
乾封二年（667）九月庚申“以饵药，皇太子监国。”
咸亨二年（671）正月乙巳“如东都，皇太子监国。”
咸亨三年（672）十月己未“皇太子监国。”
咸亨四年（673）八月辛丑“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
（以上《新唐书？高宗纪》）
据《全唐文》卷13唐高宗《命皇太子领诸司启事诏》：“为教之方，义资素习，宜令皇太子宏（弘）每日于光顺门内坐，诸司有奏事小者，并启皇太子，主者施行。”这是让李弘从母后手中夺回一部分权力，武后岂能容忍！何况李弘虽年轻，却不像父皇那样懦弱。《资治通鉴》卷202云：“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之也。”
《资治通鉴考异》卷10《唐纪一？（高宗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云：“《新书？本纪》云：‘己亥，天后杀皇太子。’《新？传》云：‘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薨。’《唐历》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盖据此及《唐历》也。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孝萱按：李泌如无确证，怎敢对唐肃宗说武后杀李弘！昔日，武（时为昭仪）为了陷害王后，亲手“扼杀”女儿（见《资治通鉴》卷199）。他日，武为扫除称帝道路上的障碍，“风使”丘神“逼令”故太子李贤“自杀”（见《资治通鉴》卷203）。司马光并不怀疑武后杀害这一女一子，她杀李弘应该更无可疑。正如李泌所指出的，“太子监国”与“天后方图临朝”有矛盾，武后怎能不除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呢！
《资治通鉴》卷202又云：（上元二年）五月戊申，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胡三省注：“帝子谥皇帝始此。”’）此诏颁于李弘卒后，所云“禅位”，未知是否实有此事。如实有此事，正促使武后先下毒手，杀李弘；若并无此事，而是高宗于李弘死后，故意提出来，以表白自己是准备让李弘做皇帝的。《全唐文》卷11高宗《赐谥皇太子宏（弘）孝敬皇帝制》预言李弘：“若使负荷宗庙，宁济家邦，必能永保昌图，克延景历。”同书卷14高宗《册谥孝敬皇帝文》更肯定李弘“抚军监国，大阐良图。百揆万几，令居摄。”一再表示李弘是有资格、有能力做皇帝的，所以破格谥为皇帝。“高宗亲为制《德纪》，并自书之于石，树于陵侧。”（《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孝敬皇帝弘》）高宗为李弘办丧事，表现为超出常规的隆重，这不仅是出于钟爱，更反映了李弘之死不是正常的。身为皇帝而不能保护太子，悲愤难言，只有在制诰、册文、《德纪》三篇中极言李弘德才之高，算是对冤魂的一点安慰，稍减自己内心的负疚吧。
宣扬道经李弘应谶当王的是武后，杀李弘的也是武后，可见谶纬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手中的玩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