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虽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但他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作出了独特而多样的贡献。郁达夫的传记文学创作种类繁多，且不拘一格，它很难用中国古代传记体式——史传、杂传、散传、专传或纪传体小说来规范和分类。从其创作实际看，若细分起来，主要有自传、中外文人传记、日记和书信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中，都不乏有优秀的代表作品传世。
郁达夫是应林语堂之约才写“自传”的。于一年多的时间内，作者在《人间世》和《宇宙风》上，发表了序文《所谓自传也者》和9篇连续性的传记作品。在这些自传作品中，传主用文学的彩笔描画出了自己从出世到留学日本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复杂的情感历程以及时代的侧影。作品异常真实和生动，如今它已成为人们了解郁达夫这一人物的重要依据。
郁达夫还为中外文化史上的许多文人写过传记，如鲁迅、郭沫若、许地山、成仿吾、胡适、蒋光慈、徐志摩、洪雪帆（出版家）、刘开渠（雕刻家）、张斯仁（雕刻家）、刘海粟（艺术家）、徐悲鸿（艺术家）、冯焦衣、曾孟朴、郁曼陀、王二南、屠格涅夫、卢梭、施托姆、赫尔岑、托尔斯泰、道森、尼采、劳伦斯、查尔等。郁达夫文人传记，有的是全面地记叙和介绍人物的生平和著述，有的是择取人物生活中的几个重要片断，还有的则突出人物对中国或世界之影响……在这些文人传记中，作者不仅是“在回忆、在评价，更在描绘、在塑造”，而且能在很短的篇幅中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浓缩着人物的复杂生平或性格特征。凭借着这一文学样式，郁达夫实现了与中外文人的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
郁达夫传记作品很有文学欣赏价值。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笔调和章法自然活泼、富于情趣：时而用白描手法写实、时而用彩笔描画风景、时而用诗一般的语言抒情、时而又直抒胸臆地展开议论……多种手法相互交融，显示出作者练达的艺术功力。
郁达夫不仅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小说集，还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日记集。粗略统计郁达夫已发表过的日记，总量不下30万字之多。其实，郁达夫日记何止这些？据他本人说，1913年～1921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断断续续地写下了许多有关他个人生活经历的日记，可惜这些日记本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1938年～1945年，郁达夫到了新加坡，根据他的生活习惯，也应该留有许多日记，可是到目前为止，有人统计过在这7年中，郁达夫所写日记逐日累计才1000则，不满3年时间，那么还有4年多的日记呢？或是没记，或是记了，或是保存在亲朋好友处，可遗憾的是已经散佚了。现存的郁达夫日记主要收集在《郁达夫文集》第9卷里。从入选文集的20组日记看，时间跨度虽长达17年之久（即从1921年10月2日～6日的《芜城日记》，到1937年4月30日～5月4日的《回程日记》），但并没有连续性。因此，为了便于发表和记忆，郁达夫创造性地将每组日记都取了一个与所记地点、季节、事件相关的名字：如《芜城日记》、《村居日记》、《客杭日记》、《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故都日记》、《闽游日记》等，都是以地点命名的；像《五月日记》、《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浓春日记》等，是以季节命名的；像《劳生日记》、《病闲日记》、《回程日记》等，则是以事件命名的。诸种日记中，他的《日记九种》自1927年问世以来，在社会上曾引起了强烈反响。沈从文先生当即撰文指出，《日记九种》据说有出版界空前的销路；郁达夫也曾说过，《日记九种》刊行之后，销路居然有好几万本，正因为销路很好，所以当时的一些杂志编辑以及书局，都曾一再催逼他将后写的日记拿出来发表。
“书简体”也是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郁达夫文集》共收录郁达夫现存书信187封（其中明信片45封），从时间上看，最早的写于1914年他留学日本的时期，最晚的写于他流亡于南洋的1943年（其中1927年单是致王映霞的信就有50封之多，这与其同时的日记写作一样，属于最多的一年）。
郁达夫一生不仅写了许多传记文学作品，而且对现代传记理论也有研究，他写有《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所谓自传也者》、《日记文学》和《再谈日记》等文章，这些文章对现代传记的分类、特征、体式以及与古代传记、外国传记的联系和区别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上，郁达夫传记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郁达夫既是“传记”文学作家，又是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自传”自古有之，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就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但进入现代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人意识的觉醒与个性的张扬，自传便成为作家们标榜自我及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独放异彩的文体。像鲁迅、郭沫若、胡适和沈从文等一些著名作家，都写过自传。郁达夫系统地写自传时，年仅38岁。郁达夫自传，像他的小说一样极具个性，它有着披肝沥胆般的真诚，作者有时甚至把自己心灵角落里的隐秘也毫无保留地袒露在清新洒脱的笔墨里。郁达夫9篇自传，各篇相对独立，却又前后连贯，其具体篇名为：《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大风圈外》、《海上》、《雪夜》。可惜只写了9章就中断了，究其原因，大约因为其时日寇已大举侵华，作者因投身于抗战救亡工作，所以也就无暇顾及这方面的著述了……
一、“自传”的主要内容
在《所谓自传也者》中，郁达夫主要驳斥了苏雪林在《郁达夫论》一文中对他所作的攻击，他说：
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这种论调的心理，虽然有齐格门特、弗罗衣特在那里分析，但我的作品的应该抹杀，应该封禁，或许也是当这实行新生活，复兴民族的国难时期中所必急的先务。
在这里，郁达夫既揭露了苏雪林之所以攻击他的小说，是为了迎合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在《悲剧的出生》中，叙述传主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后第三年（1896），列强接踵而至，国势日渐腐溃。“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寥寥几笔，勾出了时代的大背景。作者还述及儿时对于饥饿的恐怖、父亲的病死以及母亲的劳作……把个人的出生、家庭的没落和社会的腐溃结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并不像有些自传那样，仅仅只是对自身生活“真实”的刻录，而是把自身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叙述，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
《我的梦，我的青春》一文，仍属童年的记忆。作品开篇是对富阳县城风情的素描和市井生活的勾勒，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接着人物便从这画中走出——记叙了传主与他的朋友，也是心目中的小英雄阿千去山上砍柴的经历……尤其是传主在山坡的大石上所做的那个白日梦，表露出作者少年时代就纤弱多感、想象丰富，对人生和宇宙具有着独特的悟性。
《书塾与学堂》主要记述了母亲为他赊买皮鞋而受尽冷落一事，写出了家庭的酸辛，这对形成他自卑自强又自伤自悼的性情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回忆了作者的启蒙“开笔”生涯。用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写出对扼杀个性的刻板的书塾的厌恶，在详细地描述旧中国教育制度的同时，也隐隐地揭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作者对革命产生的蒙认识——“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水样的春愁》主要记叙了传主在洋学堂求学时与几个女性交往的情感经历。重点记述了14岁那年春天的一个青春少年“性的萌动”，描述了一个月夜，他与渴慕已久的同学——赵家侄女初恋约会的情景，将少男少女的恋情和离愁，与浓浓的静夜月色，及两人默默对视、轻轻捏手的动作，和谐地调弄到一起，在柳影里朦朦胧胧的月光下，两人默默分离，留下水一样的极淡极淡的春愁。
《远一程，再远一程》叙述了传主从富春江畔的小县城走向“远一程，再远一程”的新天地，表达了一个少年既留恋过去，又渴望走向未来的心态。
《孤独者》写传主的投稿、学校风潮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其间对作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首次在《全浙公报》发表五言古诗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这对传主今后步入文坛、理想追求以及投入革命，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作者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大风圈外》写作者因参与学校风潮而被除名，又被美国人办的浸礼会的中学吸纳，因不满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的“呜呼”浊气，对其教育感到了绝望之后，又回到老家刻苦自学的经历。作者在文中写道：“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通过小县城的风云变迁，记下了辛亥革命的到来，此时作者只是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的局外人。
《海上》叙述了传主从故乡水乡小镇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并真实地写下了自己的感受：“……社会人士的绝望胡行，色情倒错，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彻底，所以全国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里为男扮女装的旦角而颠倒……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他便是带着这种心灵上的青春骚动，从上海乘船离开祖国，去日本求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雪夜》中作者描述了他因自身的孤冷、民族的歧视及青春期性的苦闷，而导致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乘车到一个小站的妓院嫖妓的经历，写得细致而真切，既写了他“痴乱的狂态”，也写了他痛苦的忏悔，而忏悔之后却又自慰自怜。一则短文如此九曲回肠，读来悲凄感人。
对于传记的写作，郁达夫在他的《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有这样的看法：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郁达夫也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作自己的传记的。他用文学的彩笔，画出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心理世界以及时代的侧影，异常真实、生动，它已成为人们了解作者的重要作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传记中，郁达夫并不隐瞒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某些“浪漫”行为，而是如实地将它写了出来，显示出活生生的自己的形象。人们读了之后，便仿佛看到了—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郁达夫。我们从郁达夫的自传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那段痛苦、曲折的人生历程。对于社会的变迁，如清末的腐败、农村的破产、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等，在郁达夫自传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并且时代气氛十分鲜明。
除了自我形象给读者印象较深而外，那些与主人公有过交往的各类角色，有不少也写得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有必要提一提的，是他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几位处于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女仆翠花既善良，又勤劳，但命运不济，先是嫁给人做了填房，后来又成了寡妇，她的遭际使人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来；而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得上山砍柴的小友阿千，在主人公心目中则是一位“小英雄”，岂不又类似于鲁迅《故乡》中的闰土……
郁达夫的自传除了真实地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极具文学欣赏价值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中始终有一种挑战旧制度、促使人奋发向上的爱国主义激情。不管是《悲剧的出生》中对社会背景的描述，还是《书塾与学堂》中的对革命起义的蒙之感；不管是《孤独者》中学校风潮的发生，还是《大风圈外》清王朝的被推翻……作者在真实地记录人生历史的同时，明显地表达了他的喜怒哀乐。虽然他是带着一种忧郁伤感的笔触来写的，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此时作者已有了“想亲自去参加战斗、冲锋陷阵、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那种革命斗志和激情。
此外，像《还乡记》、《还乡后记》等，虽未冠以“自传”之名，但所叙内容，实际上是上面9篇自传的补充和延续……
二、“自传”的文学色彩
郁达夫“自传”的文学色彩首先是“形象的人物描绘”。在自传作品中，作者工笔于写景，并常将人物置于画中。如翠花和小男孩坐在清澈的江畔——通过两幅形象的画面，便浓缩了一个时期的生活；有时他能抓住动人的细节，如催母亲买皮鞋，沿街赊账未成，到最后痛哭——平淡的小事显示着性格形成的历程；有时他在渲染特殊的情境，如和赵家少女月下相对时沉醉似的恍惚——诗意蒙的气氛里，流露出初恋之情；有时他还描述奇特的故事，如《雪夜》里在日本的首次宿娼——荒唐的行为，表现了诗人心灵的迷乱与苦闷……所有这些形象性的描写、带想象成分的细节、从容的叙述以及清醒的议论，交替穿插，融为一体，平铺直述的体式被打破了，“自传体”染上了文学的色彩……
早年的生活和故乡的环境对作家的影响经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像福克纳不忘南方庄园、鲁迅眷恋绍兴水乡一样。富春的山水永远孕育着郁达夫，并使之有取之不尽的灵感。在“自传”里，他诅咒封建习俗，也嘲笑乡民的愚昧，但是，一旦谈及具体生活中的人，尽管他们依然可怜、依然可笑，郁达夫的态度却立即趋于温和：翠花和阿千，有点像长妈妈和闰土，郁达夫在揶揄里带着同情，在感慨中含着沉思。书塾的古板生活、学堂的病态风气，在他的回忆里，也似乎褪尽了苦味，反留下乐趣。倘若谈及亲人，特别是谈及母亲，游子的脸上更难以自禁地热泪纵横……显然，当郁达夫追忆往事、神游故土时，他的笔端满贮着深情。这种深情，使他的行文特别亲切，语气极其温和；使他的自我描写不再只是拘泥于早年生活的细节，而是顺从着情绪、纵容着想象，反射着中年的心境——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的想象与构思以及形象的描写文字，都在确定着郁达夫“自传”真正的散文性质与艺术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郁达夫“自传”是一组相当出色的散文，足以同他的或其他现代散文家的精品佳作相媲美。
郁达夫“自传”的另一文学色彩是散文性的语言。郁达夫“自传”是真正的抒情散文，其文采、其情调自然流泻，其意境、其神趣浑然天成。我们只需将“自传”的“篇目”连贯起来看，就能够构成一组优美的散文诗了。
“悲剧的出生”包含了三层悲剧因素：时代动荡，这是背景；家境衰落，这是事实；天性的“畸形”、“恐怖狂”、“神经质”云云，就带点夸饰与自我表现的意味了——应该说，“畸形”的是于质夫而不是郁达夫。倘若郁达夫真的畸形了，他就不可能写出“畸形”的于质夫来。然而，一则是为了艺术效果，二则也是自我迷乱，作家不仅将艺术个人生活化了，而且将个人生活也艺术化了。他已经不以畸形为耻，反以“神经质”来解嘲，这不也是“悲剧”色彩的一种展示吗？
富春的山水是迷人的，少年的远游神思更值得留恋。在那山水间、神思里，载着“我的梦，我的青春！”流露了作者对住在富阳县城时那童年生活的回忆。
“书塾与学堂”是两级阶梯，一个跨度；两个脚印，一个转折。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渐进，种种新的思想、新的感觉，在激励着“他”的心扉。
然而，他最有兴趣回味的、最肯花笔墨渲染的，还是那情的最初萌动与性的蒙觉醒：在少女面前的微妙慌乱，忧郁少年的心底留下了那极淡极淡的如同“水样的春愁”——这个主题，后来被他不断地发展着、反复地变奏着。
从富阳至杭州，再至嘉兴，区区数百里之遥，郁达夫却高喊着：“远一程，再远一程！”因为这是心的远足、意的扩展。
在学校里，他的孤独和他的才华同样引人注目。他太柔弱了，离家便会感叹，思亲更要流泪。然而，“忧能伤人”，“忧亦能启智”，他不仅在博览，而且还在悄悄地摹仿。突然，诗稿发表了，这是第一步。从此，郁达夫找到了艺术，他的才气找到了驰骋的原野，他的忧伤找到了宣泄的闸口。当然，他没有忘却国难，并积极投身于学潮，浓厚的政治兴趣，使他深为自己未能卷入辛亥革命，只是站在“大风圈外”而感到遗憾。
终于，他到了上海，又来到了“海上”。眼前，天地更宽了，世界更乱了，色彩更杂了，因而他的情绪也更忧郁了。他带着神思、带着美梦、带着他那浪漫的气质，向新的征途扑去、扑去……
“雪夜”这个意象耐人寻味……他的“自传”中止在冬天前的气氛里。是在日本，他才真正了解到中国人的处境，才真正理解了自己的命运。幻想、美梦遭到了破灭，情绪趋于颓唐乃至沉沦……然而，严寒将一切都凝固了，这不正预示着新的苏醒吗？
在“自传”中，作者一直在自勉。他用了小说的情节、诗的意境、散文的语言，描写角度可以从“我”的身上跳开去，甚至直接采用第三人称去写，这种写法在自传文体里颇为罕见。
郁达夫自传的文学色彩之所以需要引起重视，因为那也是作者“表现自我”的创作态度的一个趋于极端的例证。一方面，郁达夫是有意识地将自我作为艺术对象来处理的，即赋予个人情感以“感伤时代病”的现实意义，以此谋求主客观真实的某种统一，另一方面，他在无意之间，又将个人的生活（甚至还有家庭、亲人的情况）都文学化、戏剧化了，渗入了夸饰、想象（乃至神经质）的成分。若将郁达夫“自传”当作史料来看，人们可能会在“真中见假”，因为发现其表现的因素而感到困惑（研究者在考察作家生平资料时，理应对他的“自传”、“日记”及“书信”下一番辨析、审视的工夫）；若作为艺术品来读，人们才会于“假中见真”，在夸饰的情感与“隐善扬恶”的自我表现中，认识作家的真率，认识他艺术的虔诚和勇气。因为归根到底，郁达夫是艺术家，如若忘却了这一点，单纯从政治上、道德上着眼，是很难真正理解郁达夫及其作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