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中国现代文人都有着直接的生活接触和情感交流，因此，这也就为他创作中国文人传记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素材。郁达夫的现代中国文人传记除了《回忆鲁迅》一文较长外，其余基本都属于片断式回忆性文字。如《怀鲁迅》、《志摩在回忆里》、《怀四十岁的志摩》、《光慈的晚年》、《王二南先生传》、《记曾孟朴先生》、《追怀洪雪帆先生》、《雕刻家刘开渠》、《印人张斯仁先生》、《刘海粟教授》以及《悼胞兄曼陀》等等，这些文人传记归结起来，可以分为悼念回忆师友兄长之作和记叙以艺报国的艺术家的事迹两大类型。
一、悼念和回忆师友兄长之作
郁达夫在他的一生中，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写下了悼念和回忆师友兄长之作的，在这一类文人传记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品在描摹人物、抒写感受时，往往将热烈深沉的情感渗透在舒缓平实的记叙中，极少直白呼告式的宣泄，作者的爱与憎、思想与人格、热情与正义、精神与节操等，也最容易能让人看得清楚。
郁达夫前后曾写过数篇悼念和回忆鲁迅的文章，如《回忆鲁迅》、《怀鲁迅》、《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等。早在1923年开始，郁达夫便一直真诚地崇敬鲁迅、支持鲁迅，并愈来愈认识到鲁迅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因此，在鲁迅逝世后，郁达夫觉得“要想写他的评传，真也有点儿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遥瞩，面面不同。写出了此，就不免遗漏到彼”（《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至于鲁迅的创作，郁达夫认为：“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之外，别无捷径。”（《鲁迅的伟大》）并且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中，郁达夫称颂鲁迅为“我们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为我们的民族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战士，为自己失去了这样一位挚友和知己，而感到万分悲痛。
《回忆鲁迅》一文，在艺术上堪称精品，它虽属长篇，但在写法上却最为灵活和洒脱。或许是受到了俄国作家高尔基写的关于列·托尔斯泰的长篇回忆的影响，作者采用了笔记体的形式，把十多年来自己与鲁迅交往过程中的一个个生活片断组接起来，似不相续，又实相连。作者从传主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和他的对敌斗争着笔，交叉穿插，前补后缀，表述了鲁迅人格的高尚和精神的伟大。它为我们研究鲁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鲁迅是中国现代历史中一面不朽的镜子，他清晰地显影了现代中国的历史。郁达夫如同鲁迅一样，他痛感到国民身上的奴性。当中华民族处于万分危难、特别需要鲁迅存在的时候，鲁迅却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为此，他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便写了《怀鲁迅》一文，其文风格凝重、诗意盎然，理性之光的烛照使作者的情感得以升华。文章写道：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从郁达夫的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怀鲁迅》），并可看出作者“对于鲁迅的伟大和他生前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他死后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有着深刻的理解”（276）。尤其是上文中最后的那一段如诗般的警句，包蕴着深邃的哲理，如今它已成为传世的至理名言。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郁达夫对鲁迅的推崇，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道德和勇气。
在《悼念诗人冯焦衣》一文中，作者记录了他对冯焦衣生活上的帮助与文学上的指导，更对这位富有文学才华的青年诗人的死，表示深深的惋惜，愤懑地诅咒了导致诗人死亡的那个社会和日本侵略者。郁达夫说：“他是一个纯真的人，没有染上社会腐化的恶习。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忠实的抒情诗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许他活，恶社会不许他活；致使这一位27岁的青年诗人，不得不饮泣吞声，长怀冤恨于地下。”作者说明他的死，是极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地受了敌人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它造成了无数中国人民的不幸与死亡，许多有才华有作为的类似冯焦衣的诗人、作家，因颠沛流离、贫病交加或遭受迫害而不幸过早去世，未能尽展其英华（如郁达夫的长兄郁华，就是在日寇侵华战争中不幸去世的；即便是郁达夫本人——一位同日本有着特殊感情和复杂关系，同时又深深地爱着日本的作家，最终也未能逃脱这场劫难）。
《悼胞兄曼陀》一文，是郁达夫为了表达对其大哥的深切哀思而写的。郁曼陀之所以成为敌伪势力争着要杀的人，是因为他当时在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时，忠于祖国，执法如山，严惩了卖国汉奸。可以说，他是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在这篇传记中作者表示：“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又说：“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著，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民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地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这些言论表明，郁达夫已把个人的情感升华到民族国家的情感中去，他从大处着眼，从深处着想，显示出很高的思想境界。说明郁达夫已不仅从“自我”走出，更从这场战争对国民情感洗练的角度，看到了一种深藏于国民心理中的可贵素质，那就是民族文化心理中那种卑劣自私的情感被国家民族的大情感所代替，“单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次我们抗战的一大收获”。文中对于长兄，郁达夫只是简介其生平，于其精神和品格却留待他人去评价，因为作者是完全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看待长兄被害事件的，其结论超出了以弟评兄的一般悼念的常情，真可谓不同反响、不落俗套。此文恰好与《回忆鲁迅》一文前后辉映：悼长兄，娓娓而情深；忆鲁迅，侃侃而谊长。
郁达夫现代中国文人传记写亲情、写友人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在讲述他们的业绩和耳闻目睹的事件时，总要动情地描画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鲜明个性。
如《雕刻家刘开渠》，作者截取了自己和这位当时年仅29岁的艺术家相晤的几个生活片断，去记叙印象、书写感受。写他“身体长得很高，满头长发，脸骨很曲”，“有点像北方人”，“衣衫褴褛，脸色青黄”，“说话呐呐不大畅达”……在如同闲谈般的娓娓叙述中，作者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了艺术家刘开渠那“苦闷的表情”和“表现苦闷的艺术品”，并借以揭露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状貌，另一方面，他又着力于展示这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艺术良心。更为肯定他所做的一尊阵亡将士青铜纪念碑（曾矗立在杭州西湖畔），这在全面抗战的前夕，对中国美术界来说，是一件不小的“艺术为政治”的事件（曾经轰动一时）。文章不仅能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刘开渠高尚的爱国情怀，而且作者郁达夫对民族存亡的忧心以及对伪艺术极端鄙视的情绪，同样也打动了读者的心灵。
再如《志摩在回忆里》，作者以凄婉伤感的心情，对徐志摩的气质和风貌作了生动、深刻和传神的描绘。他写道，亡友志摩是一个能使人永久不会忘怀的“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的小孩”，数年后“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他“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在《怀四十岁的志摩》中，作者又一次写志摩“是一个永也不会老的新鲜活泼的孩儿”，还写了志摩是个“情热的人”，并侧重探讨了“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情热的人，当然不能取悦于社会”。郁达夫悼念志摩，其寓意在自悼，作者文笔中的哀情，渗入了对国家对时政的激愤，因为志摩就是被这个狭量的社会活生生地逼死的。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对传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洗刷了泼在志摩身上的污泥浊水。
《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也是这样，在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在他的身上“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作者对传主只是略述交往，而主要着意于他对新文学贡献的评价。文章说：“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多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作者对许地山的创作经历，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成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皆予以肯定，并更为推重他在抗战中所写的力作《铁鱼的鳃》，认为“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一九四零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作者由此而道及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这样而落实到对许地山人品文品的敬重也就不虚空了。文章情真意切，读了实在感人。
还有像《光慈的晚年》、《追悼洪雪帆先生》、《记曾孟朴先生》等传记作品，也都有此特点，为省笔墨，笔者不再一一赘述。
二、记叙以艺报国的艺术家的事迹
上文提到了郁达夫在抗日战争中已走出“自我”，并自觉地把个人融入到民族的时代洪流之中，从小我到大我，实现了人生的巨大超越，这一思想上的超越，从下述郁达夫为南来星洲以艺报国的文人所写的一些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郁达夫在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编务期间，对来自祖国的文艺家们，总是以巨大的热情为他们撰写展览会目录序言、介绍、评论以及特写等，积极为他们宣传，为他们的义举而振臂欢呼。郁达夫曾在一篇画展目录序中说：“当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的报国途径，原不固定在执枪杆、戴军帽这一条狭路的。我们只教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教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的报国义务。”（《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
当著名的画家徐悲鸿来新加坡举办义展时，郁达夫发表了《与悲鸿的再遇》一文，回忆了与悲鸿的交往。文章写道：在广西，他“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告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并推荐徐悲鸿的国画“是如何的生动逼真，画后的思想深沉而有力”，深藏着“艺术报国的苦心”，“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很有效地，用上这些地方去（指抗日救国）”。同样的，当张斯仁的篆刻义卖助赈展览在新加坡举行时，达夫又在《印人张斯仁先生》一文中说：“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并称赞道：“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看他刻的印，真“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张斯仁“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对艺术大师刘海粟，郁达夫的赞扬之情更是不胜言表，他称颂道：大师在南洋一带举行义赈画展，“为国家筹得赈款数百万，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
郁达夫评画、评印，首先重视的是艺术家的思想和人格，有思想、有人格，艺术品则自成高格。艺术家筹集赈款，以艺报国，这就是艺术家之心，以此心治艺，心洁艺精；以此心报国，也就可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了。
还如在《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一文中，郁达夫介绍了一位在北伐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小姑娘，她经历了革命的锻炼，“已变成一个晓得为国家民族竭尽全力的好国民”、好歌舞家，郁达夫赞扬了“她将牺牲一切，而奉仕艺术”的精神，更为肯定她“为筹赈而卖艺”，有着把“艺术和社会，艺术和国家民族”联系起来的崇高思想。
为祝郭沫若诞辰50周年，郁达夫撰写了《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一文，作者除忆往、述旧和叙友谊之外，肯定了郭沫若“在新诗上、小说上、戏剧上的伟大成就”，更赞扬他抛弃妻儿、回国抗战的壮举。作者欲借这位文化界巨人的诞辰，来消除中国历史上遗下来的文人相轻的旧习，使文化人能团结在抗战这一面旗帜下，为驱逐倭寇、复兴中华而共同努力奋斗。
上述文人传记对艺术家“以艺报国”的行为进行了热情的赞扬与歌颂，它贯穿着一个主题：即为国为民宣传抗战思想。郁达夫在国外的这种沟通侨胞同祖国血肉联系的工作，实际上是为正在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争取了一批海外的爱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