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古老的谚语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陆容《菽园杂记》卷八有一则关于明代广陵地区五子庙的故事。说是五代时，广陵有五个“强盗”结义为兄弟，在江淮之间流动劫掠，极其富有，都以不及奉养其父母为遗憾，于是，找了个贫苦的老大娘做他们的“母亲”，奉事谨孝，凡有所举动，都惟其命是从。因此，在这位“母亲”的开导下，逐渐转化，最后全部弃盗从善，乡人大感惊异。而且这五个“强盗”死后屡有“灵异”，于是，乡人即为之立庙奉祀。
《阅微草堂笔记》卷五记载：清代杜林镇民张福，因一点小小纷争被镇里一个大富豪推坠石桥下。当时，河里正结着冰，觚棱如锋，张福颅骨破裂，仅存一息。案发后，官府想趁机敲诈富豪一大笔竹杠，因此，讯问严急。正当富人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张福暗地叫他母亲对富人说，只要他答应给一笔钱赡养张福的老母幼子，张福即承认是他自己失足坠桥的。富人当然满口答应。但结案后，张福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富人却赖账不给。
《郎潜纪闻》二笔卷一说，福建蔡殿撰，家贫无以赡母，于是把老婆卖了，以供养母亲……
古人咸以赡养父母为天职，每以赡养不善，或不及赡养为憾，像蔡殿撰、张福这样鬻妻卖子乃至杀身以奉亲者不为少见。为着赡养父母，有的及第而不莅任，有的已仕而弃官，有的终身不嫁。至于“五盗”，毕恭毕敬，惟“假母”之言是听，尤足以表现古代中国人以孝亲为本位的道德观念。所以，有一则幽默故事说：以大象为题让人著文，德国人写的题为《大象的思维》，仅序言就有六百页；法国人写的题为《大象的爱情》；俄国人写的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的题目则是《大象的伦常》。另一则幽默故事说，一幢各族旅客寓居的大楼忽然失火，犹太人首先背出的是钱袋，法国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地寻觅老母。
这两则故事虽属谈资，却也大致勾勒出上述民族的基本特色：德意志民族擅长哲理思辨，法兰西民族浪漫、重爱情，犹太人重金钱，俄国人的大俄罗斯民族自豪感，以及中国人的重孝。一八九五年严复在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时，首先概括指出的也是中国人的孝。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论世变之亟》）
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形成以重孝为特色的伦理观念的呢？有的学者指出：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大河环境、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是中国古文化——伦理型文化产生的土壤，特别是后者，是培植以“重孝”为特色的伦理型中国人的土壤。因为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去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相维系，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这一特点与封建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以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极其稳定的村社居住环境相结合，形成了汉民族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对祖先的顶礼膜拜和对传统的极端推崇的社会心理。从而，使“孝亲”成为中国道德的本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把中国文化的主旨概括为“家庭精神”。
但“土壤”只是形成具有某种特色的人的条件。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只是一个简单的有生命的实体，还未具备人类许多本质的标志，如直立行走，说话，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用各种社会文明手段适应和改造周围环境等。社会必须用人的一切品质和属性教育他，赋予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经验、技能、伦理准则等，在这种教育过程中，社会遗产和传统传授给了个人。那么，古代社会是如何把一个只具有简单生命实体的自然人教育、塑造成符合中国传统即以“孝亲”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