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经由两种迥然相异的教育模式。
王公贵族、达官巨富、地主豪绅，包括一切自食其力而有盈余的各社会阶层，采用的是传统的书本教育的方式，即通过对当时社会公认的教科书的诵习，获得封建社会所流行的各种政治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其他一切为人处世的原则，成为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社会人。
书本教育方式，以其表现之不同，可分为若干个层次。
最上者王公贵族，其子弟一般都由国家特别设置的学校进行教育。如汉代的四姓小侯学（另一种名称未详），唐代的弘文馆和崇文馆，宋明的宗学，清代的宗学、觉罗学和景山官学等。这类学校，只收皇室宗族以及外戚勋贵的子弟，间或也接收个别外族贵族子弟来留学。历朝皇帝诸子，大都延请鸿博硕儒专门指导。这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通例。
各级官僚子弟，在封建国家开设的各种学校接受教育。如汉代的太学、隋唐以后的国子学（宋代官学以太学为重点）等。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中央官学，都要七品或八品以上官僚子弟才有入学资格。唐代中央学校有六学二馆，规定最严。国子学，非三品以上高官子孙不能涉足；太学，必是五品以上子弟才能就读（二者实属贵族学校）；四门学，需七品以上子弟方许入蒙。汉代太学生员虽自诩“不以贵族子弟为限”，给人一种似乎“专为平民而设”的假象。事实上汉代统治者设太学，目的在于“养士储材”，而“养士储材”就是为了补充封建统治机构的官吏。太学并非“专为平民而设”，更谈不上什么“平民化”。一些庶民富人的子弟可以在中央官府设置的较低层次的学校就读，如唐代的律学、算学，宋代的太学，明清的国子监，都招收少数“民俊秀通文义者”入学受教。
一般庶民百姓，凡力堪供读者，其子弟可在封建国家开设的地方学校，各类私人书院、私塾，或自己延师教读。由汉至清，封建官府都在各地开设有地方学校，但这类学校招生名额很少。以比较发达的唐代为例。地方学校有京都学，收学生八十人；都督府学，大、中都督府各收学生六十人，下都督府收学生五十人；州学，上州收学生六十人，中州收学生五十人，下州收学生四十人；县学，京县收学生五十人，上县收学生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收学生三十人，下县收学生二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上》）。
封建时代各地官府虽然大都设有官学，但招生人数既少，作用式微。就明而言，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指出：“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造屋宇之类而已……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为此者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故其非但不能兴学，反为民累。“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因此，庶民百姓凡读得起书者，大多在各类私人书院或私塾就读。宋以后，私学和书院非常发达，招收学生动辄数十、数百，逾千者也不乏其例。如《元史·伯颜传》记载：伯颜创办私学，四方来求学者，“至千余人”。另有不少人，则自己延师或躬自教读。元代的唐仁祖、雷膺，清代的毛奇龄、顾凤毛等，都是由他们的母亲或祖母进行启蒙教育的。昼则奉事朝廷或躬耕？亩，夜则以诗书教诲子弟，是古人的一大乐事。
在封建时代，不论是国家设置的中央官学、地方学校，还是私塾、书院，以及以“耕读传家”的士庶之家，其所教所习，不外乎四书五经六艺，一些初级习字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也无一不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编写的。此外，官僚士大夫、书香门第还往往把封建纲常的要旨，以及他们一生实践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制为“家训”、“世范”、“家范”、“戒子孙书”、“治家格言”等，作为训导、教诲子弟的经常性的补充。因此，按这种统一的儒家伦理模式铸造出来的“社会人”，几乎千人一面，万人同风，莫不以“孝亲”、“忠君”、“中庸”为为人处世的根本。你看：
九岁小孩服丧，“哀毁过礼”。《后汉书·申屠蟠传》记载：申屠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以后也不进酒肉。
八岁小孩“不敢毁伤”。《世说新语》记载：范宣年八岁，挑菜时不小心把手指弄伤了，号啕大哭。别人问他：很疼吗？他回答说：“不是因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所以我哭了。”（《孝经·广扬名》：“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六岁儿“母病辄不食”。《唐书·段秀实传》记载：段秀实六岁，母亲病重时，坚执不吃饭，直到第七天母亲病好了，才肯进食。时号“孝童”。
甚至五岁幼儿也知尽孝。《后汉书·朱穆传》记载：朱穆年仅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饮食，总要到病好后才如常饮食。
以上所举，不过是浩如烟海的孝子故事中的一粟。由此可见，从国家官学到家庭私塾，从四书五经到家训世范的各种形式的教育，是培养和造就大批合乎封建伦理规范的社会人的重要途径。然而，这只是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和富有阶级子弟的成长模式。至于下层百姓，由于贫穷，仰不足以事亲，俯不足以育子，根本没有进国家官学就教的福分，更不敢仰望宗学之灵光，甚至无法筹措一点延师进塾的“束脩”。
元明清时期官府曾在各地乡村设立社学，说是在农闲时让农家子弟入读习礼，但都是昙花一现，有名无实。贫苦百姓的子弟，基本上是从未进过校塾之门，不识一字。他们不能像封建官绅士大夫的子弟那样，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系统教育，受孔孟学说的直接熏陶，却同样成为完全合乎封建伦理规范的社会人。请看：
“负土筑坟”，“四年守丧”。《宋史·孝义列传》记载：应天府楚丘侯义，家贫无恒产，以佣耕供养老母。母亲死后，侯义自办葬事，不掩坟圹，白天则负土筑坟，晚上则痛哭守灵。因没去打工，妻儿因此缺食挨饿也在所不惜。《熙朝新语》卷一六记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有一个叫徐守仁的孝子，四岁丧父，从未读过书，事母孝顺，早晚叩问“悉如礼”。给人帮工，稍得钱就买酒肉孝敬老母。母亲要他一起吃，总是以持斋谢绝。母亲七十六岁过世“孝子哀慕若儒子”。安葬后，露处墓侧十余日，虫蛇附体也不顾。乡亲们同情他，给他盖了个茅庐，孝子就在这里守了足足四十二个月，直到母亲满八十岁才回家，头发长尺余。
“割股舐目”。《宋史·孝义列传》记载：江陵人庞天祐，父亲生病后，无钱买药，天祐割股肉给父亲吃。病好后，眼睛又因病失明，天祐每天哭着给父亲舐目。
“从一而终”。《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三记载：清代有一个仆役的老婆，也是个奴婢，丈夫死后，终身守节。又有一个叫柳青的奴婢，七八岁时，主人将她指配小奴益寿。到十六七岁时，益寿忽然因赌输钱出逃，久无音讯。主人要给她另外指配，誓死不肯。柳青颇有几分姿色，主人想把她收为侧室，也誓死不肯。
绝不事叛贼。《随隐漫录》记载，南宋末年，高邮守将荣全投降元军后，遣人召妓女毛惜惜。惜惜耻于服侍，怒斥荣全说：“我虽身为贱妓，绝不服事叛官！”荣全大怒，用刀将毛惜惜的嘴巴割裂，又残忍地将她脔割，毛惜惜破口大骂，至死不绝。
这是成年人的情形。
贫苦人家的孩子也是如此。《梁书·冯道根传》记载：冯道根少小失父，家境贫寒，靠帮工养活母亲，每得佳食，一定带回家孝敬母亲，年仅十三岁，就以孝闻名于乡里。《宋史·孝义列传》记载：越州应元寺有个和尚，年幼时贫穷无以养母，靠给人剃发、乞讨维持母子俩的生活。《孝子传》记载：吴市有一个小乞丐，凡得酒肉，自己总舍不得吃，拿回家里跪着端给母亲，然后在一边唱歌跳舞说笑话，让母亲高兴。并且每天如此。《西樵野记》等也有类似记载。父母亲生了病，穷孩子们因为没钱买药，刲股剜肉以相救者，极其平常（古人认为人肉能治病，尤其是“羸疾”）。有的甚至断骨取髓以奉亲。倘若父母不幸中道相弃，这些穷孩子“哀毁循礼”，亦如成人。不少贫家女孩，也懂得“家有大小，礼无大小”的道理，当她们从小聘定的未婚夫婿因种种原因夭折后，往往坚决“不二适”，有的甚至自缢或投河自尽。
贫苦百姓及其子弟，其事亲之尽孝，恪守封建伦常之诚笃，与官绅士大夫及其子弟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家贫出孝子”或“贫寒出孝子”的俗谚，正是这一事实的高度概括。那么，他们这种完全合乎封建伦理规范的“社会人”境界，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呢？归纳而言，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乡绅士大夫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一乡之中，总是朴鲁之人多，“俊秀”之人少。但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朴鲁之人”，却“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自己的思想，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如果乡居之士“居家洁处”、“敬孝父母，友爱兄弟”、“纲纪督御，不失其理”、家庭和睦，一门蔼然，必然为乡里百姓以为贤能，称羡他们的行为而效法之。朝夕观感以致潜移默化，遂使这些“朴鲁无文”的平民百姓并其子弟，逐渐纳入“先王教化”之道。
乡规民约的强制性导向。由于宗法制度根深蒂固，许多村庄，事实上就是一个或几个宗法家族。加上经济利益的一致以及地缘的集中，不少乡村都订立了乡规民约或族规。这些乡规民约往往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具体而微的表现。以宋代《吕氏乡约》为例，其“德业相劝”条云：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
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
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为人谋，
能规过失，能集众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
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饬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治物，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务，皆为无益。
《吕氏乡约》还把“酗博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六目明确列为“犯义之过”，把“怠惰不勤”，“用度不节”等列为“犯失之过”。仅此几条，就基本包括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如忠、孝、信、义、悌、慈、友、恕、廉，以及重谨朴，轻义利，勤劳节俭等等。并且规定，凡乡民所为，善恶必书籍，给予相应的赏罚。这些囊括着几乎全部封建纲常伦理的乡规民约和族规，仗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威严，不断地并且是带有一定强制性地作用于下层百姓，使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先王教化”，成为封建宗法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人”。
然而，尽管乡居绅士的影响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乡规民约和族规伴有封建宗法制度的威严，可较多地作用、影响于成年的下层百姓。对于未成年的婴幼儿童，却不宜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启蒙教育手段，因为它们既不系统，也缺乏一种足以震慑其幼小心灵的神圣力量。实际上，封建社会下层百姓所用以教育、训导其子弟的手段，主要的甚至几乎是惟一的便是通过善恶报应。
善恶报应可说是伦理道德的全能载体。千百年来，民间都是利用善恶报应来教诲他们的子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念之邪，天必降罚——善恶报应具有神灵的威严，使人们有足够的把握来恐吓、劝导他们的子弟。不孝亲尊，雷劈兽食；忘恩负义，断子绝孙；偷盗奸骗，减算夺禄；恃强凌弱，鬼神施罚；浪费粮食，报变猪犬；出语不逊，咒人亲尊，神灵见责——人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材”来实施他们的教育。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就被反复不断地告知何者可为——它会使你获得神灵的佑护；何者不可为——它会让你遭致鬼神的责罚。特别是一些小孩子因做“坏事”而受“神罚”的事例，更是父母们训导其子女的绝妙教材。如《法苑珠林》记载：韦庆植与赵太之女，都是十三四岁，一个因为平常使用东西，不禀告父母，报夭亡；一个偷父母的钱去买脂粉，还没回到家就死了。死后都报变青羊，供人宰烹。以及宋代荆南查氏之女吃饼，取馅而弃皮遭雷击，等等。人们祖以传父，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由家庭而邻里，由邻里而社会，所闻莫非“因果”，所睹无不“报应”。这种寓伦理于报应的最初教导，被用来作为禁止人们做坏事的一种威慑力，往往决定了人们的命运，人们的情欲，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自己对幸福所形成的观念，为获得幸福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包括人们的毛病以及美德，从而把一个混沌无知的自然人，逐渐塑造成符合封建伦理要求的社会人。
上层社会的子弟通过书本教育而识理，下层百姓的子弟通过报应告谕而明事，二者殊途而同归，都是培养、形成封建时代社会人的必要途径。比较而言，下层百姓的子弟难得书本教育的惠顾，上层社会的子弟却易受报应威慑的影响。因为封建时代不信报应者甚少，封建士大夫乐集、乐书、乐传善恶报应，意旨虽在“劝惩”，在于劝导普通老百姓弃恶向善，安分守己，笃守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但其既然乐道于人，必亦乐训于子。事实上，很多士大夫讲善恶报应，都是用来教诲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引以为鉴的。《司马温公家范》说：舜的子孙享国百世，周承统八百年，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积德累功”，要子孙们谨守人臣人子之分，以免殃咎。朱熹在《治家格言》中告诫子孙：“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见色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要他们切勿胡作非为。南宋著名文学家叶梦得平常不喜谈神鬼幽怪，也不时将一些他认为是确凿无疑的报应故事记载下来，告诫子孙。北宋时，洛阳建造西内宫，宫室梁柱阑槛窗牖全用灰布，工期又紧迫，把洛阳城内外的猪羊牛骨都搜罗精光还不够用，具体负责此事的韩溶、李寔，便把漏泽园人骨挖来代替。没几天，李寔得暴疾死，还魂说冥司追证骨灰事，数百人讼于冥司。韩溶合门殄绝。总理此役的宋升则因小便不禁而毙。叶梦得“特书此事以示儿，以为当官无所忌惮者之戒。”（叶梦得《岩下放言》）
由此可知，封建时代塑造伦理型社会人的两种模式，在上层社会是以书本教育为主，辅以善恶报应，在下层社会是以善恶报应为主，辅以绅士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