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屋”（琴房雪前，有一间“小小屋”，那是位“琵琶女”的琴房。“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她黎明即起，定好弦后，随即从指尖流出那美丽的《春江花月夜》乐声。这首琵琶名曲使我想起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的初唐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的起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同时，也将我引进了一个神秘的东方文化氛围和梦一般的诗境。真可谓是“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呀！
可不知从哪天起，“琵琶女”突然改弦易辙，不弹《春江》，而大练其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了！这首孩子弹的简易钢琴曲，一上了琵琶，其发出的声响远非“大珠小珠落玉盘”，反倒像是噼哩啪啦、七零八落的“三北盐炒豆”。按捺不住的我，当即急奔其屋，轻叩其门，笑问道：“小姐，您是不是要去土耳其？”此事竟然被我言中，她后来真找了位洋郎君（不过不在土耳其）；但她大练洋曲倒不是为了取悦于他，而是因为那时的“时兴”——三弦弹帕格尼尼，古筝奏巴哈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乐队呢？一面在排练《卡门》、《天鹅湖》，一面则招兵买马，扩大编制，以西洋交响乐团为蓝本，设置各对应的乐器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华夏之神威似的！
在我看来，乐队可大可小，但不宜依“洋”画葫芦。以个性化的民族乐器来演奏重线条的中国传统音乐时，还是扬其“连横”之长，避其“合纵”之短为好。每当我听到民乐队演奏一些既不平衡，又不协调的“块面和弦”时，真想掩耳而逃，到城隍庙湖心亭去听一曲江南丝竹——那特有的情韵，丝丝入扣的高度默契和创造性的即兴演奏多么令人神往啊！以少胜多，以小见大是中国美学的一大特点——一根马鞭，可以代替千军万马；一只琵琶，既能在“弦弦掩抑”和“声声思”中吟唱出四面楚歌，又可在“瓶破人惊，刀枪齐鸣”中刻画出乌江之恨。它所具备的交响内涵，绝不逊于一支大型交响乐队！难怪小泽征尔在听了二胡独奏《江河水》后，会失声恸哭呢！
京剧与迪斯科的联姻，是近年来新冒出来的另一种“时髦”。本来嘛，“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只是，它似乎连骡子也不是——因为当架子鼓神气活现地“乱锤”一番后，京剧的“骨头架子都要散了”！
京剧的“骨头架子”是什么？是节奏。古人云：“曲无节不成奏，而神情均失”。行家称节奏为“尺寸”，实在是很形象的——因为这把尺子不是“铁板一块”的钢尺，而是变换万千，伸缩自如的“弹簧尺”。李渔将戏曲中“缓、急、顿、挫”的节奏变化比作“不可明言”的“妇人轻盈袅娜之态”。琴家也说：“盖琴操虽有迟速之分，而迟操中亦间有紧峭处，速操中则必有停顿舒展之处，即一般一句之中，亦必速中有迟，迟中有速。”还特别提出了一种“错综有致”的“梅花体格”——即在严整格律的基础上构成灵活的板眼变格。这就是“弹簧尺”之奇妙，岂可用迪斯科来替代？
锣鼓在戏曲音乐的节奏格局中起着“统领”作用。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戏场锣鼓，筋节所致。当敲不敲，不当敲而敲，与宜重而轻，宜轻反重者，均是使戏文减价”。迪斯科敲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节奏”，那单一的强低音重复与有着丰富表情的“锣鼓经”是根本无法比拟的。我不反对此种“牛仔京剧”在夜总会上显现；但它绝不能冒充京剧“新品种”，相反的，只能使“戏文减价”，甚至多少有点儿“大拍卖”的味道……
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周汝昌老先生在报上忧心忡忡地发出了“深深的悲哀”；我虽比他乐观，但多少也有些“浅浅的忧悒”、“淡淡的哀愁”和“默默的沉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