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1999）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研究家。原名苏小梅、苏梅，字雪林，安徽省太平县人，生于浙江瑞安。
小滢回忆
我熟悉的苏雪林教授
苏雪林先生，我再熟悉不过。她与丈夫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早就分居了。她没有生育。她人品特别好。平时节俭，舍不得吃喝，为支援抗战，把家里的东西和50两黄金全捐了。平时连稿纸都舍不得用，旧东西舍不得丢。一个锅，一个盆，可以有多种用途，一般人都会想不到，白天用来做饭的，晚上就用来夜用。
苏雪林先生和我们家一直有很深的交情。在珞珈山她就在武大住，后来去了乐山，和我们家住得很近。五十年代我与苏雪林教授在法国学习，我那时是小青年，她已经是中年了。她学习劲头十足。因为太专注学习，对于许多事不走脑子，而好心经常被人家误解。比如烘烤的法国面包，一般人爱吃皮，可是苏雪林认为皮硬，她经常把面包心送给别人，得罪了人家自己还不知道呢。她当年与潘玉良关系非常好，她们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潘玉良是一个很讲义气很有性格的人，虽然外貌不是很受看。他们对我父亲非常好。我到了国外之后，1951年夏天，父母送我去巴黎一边学法文，一边学绘画。我和苏先生就住一个宿舍。我在巴黎只待了两个月，苏先生过去是在法国留学的，所以她很熟悉巴黎的生活。我当时学绘画是潘玉良女画家带我去画室的。苏先生和潘先生都和一般普通的人不一样，她们比较怪癖。我父亲那时在巴黎工作，他很敬重这两位女士，还请她俩看戏等等。当时巴黎的学生宿舍很简陋，苏先生生活也很简单。
苏雪林是非分明，为人为事态度鲜明。
苏雪林给我的留言是希望我不要因为父母是有名的教授、画家、作家就影响自己，要超越他们，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雪林教授的直率真诚、鲜明的个性与品质也在这个独特的留言中得以充分体现。
名家后人群言堂
儿时眼中的苏雪林
吴令华
儿时生活在珞珈山及乐山武汉大学的圈子里，以父执故，常见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或近接謦欬，或远瞩芳影，童稚无知，懵然不知“珞珈三杰”的雅称。以我幼年的感觉，袁昌英一肚子学问，满腹诗书，气度自华，令人仰慕；凌叔华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云中仙子，高贵优雅，令人艳羡；而苏雪林则像是隔壁邻舍的大朋友，快人快语，率真亲切，令人亲近。
苏雪林自奉极为俭朴，衣着无华，一袭旧布旗袍，一双解放脚，说话大声大气，以我那时的看法，甚至有些土气，绝不像在法国留过学，倒像是刚从某个小县城过来的。在珞珈山，苏雪林常来我家。她在安徽大学教书时的文学院长程憬是我父亲吴其昌在清华的同班同室学友；我父为抗日奔走呼号，苏雪林为抗日捐献全部积蓄，所以两人说起来很近乎。那时苏雪林研究楚辞，来我家与父亲常谈的话题是先秦文化。记得有一件至今犹使我羞愧的往事。一天，她被父亲请进书房，查阅一本有关殷周彝器的图册。需要说明的是，认读这册印刷精美的大书是幼年的我和父亲常玩的最快乐的游戏，私心以为：这是我和父亲的“专利”。现在苏先生进去了，居然把我撇在门外，便不顾父亲工作时间不许进书房的禁令，跑去挤到父亲身前，抢着翻书。而更不礼貌的是：当苏雪林指着一幅图说这是“甲”时，我很不客气地说：“不对，这是‘乙’！”又卖弄地指点其他图像：“这是……，这是……”父亲当即制止我这不敬尊长的言行，而苏雪林却满不在乎地大笑，指着另外一些图片问我，我一一应答，她高兴地赞叹：“哎哟，你知道的比我还多！”以后她见了我，总是叫我“小文物家”，令我无地自容。
到乐山后，偶尔她来我家时父亲正好外出未归，她便会和我聊天等待。她没有别的大人对孩子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或教导、或敷衍、或哄逗的言词，而是朋友般的交谈，认真地听你讲，也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和她谈话次数不多，时间久远，内容早已模糊，但感觉依然真切，那就是自己像大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
后来见到她给我老友陈小滢纪念册的题词，更印证了我儿时的感觉。对朋友的独生娇女，她不像别人那样赠些格言、赞语，而是针对小滢的情况，认真地写下：
前人看见杜工部儿子的诗，叫人送把斧头要他斫断手臂，免得天下诗名又归杜家独得。我看见小滢的作品，幷不想送斧，只希望能她打破名父母之下难乎为子的成例。
小滢受父母陈源、凌叔华的熏陶，也喜欢舞文弄墨，能写很正经的、心忧天下的文章，不像我，只会写些孩子话。苏雪林看到小滢的优势，不做空泛的赞扬，却向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名人之后，如何自处，如何奋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名人之后，难乎为子。这是千百年来的一个“成例”，古今中外，突破者鲜。今日社会中也随处可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父母的、也有子女本身的。而要打破它，只有靠子女自己，无人可以替代。名人子女口衔宝玉而生，有名父母的荫庇，受众人的瞩目，要战胜自己的优越感、依赖心，克服世俗舆论的纷扰，走自己的路，是需要多大的毅力啊！苏雪林直截了当提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却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有些难以承受，但也说明，她没有把小滢当孩子，而是相信她的自审力，及早提醒她认真思考，走好自己的路。
至于有人要送杜工部儿子斧头的典故，我腹俭无知。查《旧唐书》，杜甫子名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尽管小时了了，长大后生活可能较其父尤落魄，未见有诗流传下来。杜甫之祖杜审言，是初唐有名的诗人，到杜甫被尊为“诗圣”，若杜子再有诗名，那就成诗人世家，真是“天下诗名，杜家独得”了。不过我想，即使杜宗武衣食无忧，要超越乃父的诗名，也是不大可能的，这就是名人之后，难乎为子吧。
我记忆中的苏先生
杨静远
苏先生的婚姻，照她自己说的，是“一场不愉快的梦境”。家庭包办，又囿于孝心，使得这位热情浪漫的新女性一生与真正情爱的幸福无缘。
大约在十四岁时，她就由祖父做主许配给在上海经商的张家的次子。为求继续升学，她拒婚三次，最后一次是在法国留学时。那时，奉父命，她与在美国留学的张宝龄先生通过几次信。在通信中，苏就发现未婚夫的个性与自己南辕北辙，绝非理想中的伴侣。“他……中英文都不错，字迹尤其挺秀，不过他的个性好像甚冷僻，对任何事都无兴趣……同他通信索然无味。”为了增进了解，苏去信邀他毕业后到欧洲一游，不料遭到断然拒绝。她恼羞交集，要求解除婚约，又遭父亲一顿痛斥，气得她几乎进修道院。
1925年她回国，为了安慰重病的母亲，她违心地同张结了婚，时二十八岁。新婚后，她试着以自己的热情融化他冰雪的心，在苏州东吴教课共同生活的一年，她曾半真半幻地加以美化，写成浪漫色调很浓的《绿天》，其中《鸽儿的通信》纯属虚构，一种自我慰藉，一个“美丽的谎言”。此后，他们的夫妻生活就名存实亡了。1931年，她到武大，他留在上海江南造船厂。
苏先生到武大后，接了寡姐来，组成姐妹家庭，此后四十多年，这是她享有的惟一天伦之乐。她和张先生结婚三十六年，同居仅四年。他们的婚姻既是一个错误，又为什么不离婚？这是因为，苏先生认为女人离婚名声不雅，况且她早把身心投入文学事业，把伉俪之情看得可有可无，就拖了下来。
抗战后，苏先生入川，张先生去云南，互不通信。想不到1942年，他忽又和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原来武大工学院郭霖教授病故，临终前向学校推荐张以自代，他便来乐山，住进了让庐。苏先生在楼上腾一间房间给他做卧室，吃饭就合在一起。
张先生到的那天，1942年9月10日，我家刚搬进让庐一个月。他给我的印象，全不像那个闻名已久的凛若冰霜的人。他很友善、健谈，在廊子里一坐下，就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在昆明的一段亲历。其实，张先生为人并非一贯冷僻。在东吴、江南造船厂或武大，人缘都不错。他在武大教书三年，深受学生欢迎。同学中流传着一个善意的笑话，说一个中秋之夜，苏诗意盎然地对张说：“你看这月亮多圆呀！”张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他与苏先生合不来，除性格因素外，还有一个观念不可调和的问题。据苏先生说，他虽受过西方教育，在婚姻问题上却仍抱着中国男性的旧观念，要求妻子是一个全心伺候他过日子的旧式家庭妇女，而不是一个只会摇笔杆不会使锅铲的文人、新女性。于是两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人，合在一起却演出了一幕悲剧。
苏先生因婚姻不幸，又无子女，除了将感情寄托于她惟一的亲人姐姐，还酷爱小动物，尤其是猫。苏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那时许多人家都养猫，是为了震慑猖獗的四川老鼠。苏先生养猫，一如西人养宠物，是为了爱。一进她家，总见到她膝上蜷着一只眯着眼打呼噜的毛色油亮的大猫，她用手不停地温存地抚摸。我的日记里还记有一则她和小狗的事：“她叫进小狗来，和它逗玩。那小狗肥成一只小肉虫，蹒跚地爬着。她逗着它，用一种年轻的慈母逗她的头生子的温柔与满足。我心里很感动，很同情她，一颗热情无处寄托的心呀！”
胜利后，苏先生随校回武汉，张先生回上海。1949年，苏去台湾，张留大陆，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1961年，苏先生得知张先生病故，十分感慨，颇悔自己“拖累他孤栖一世”。
苏先生是个有着赤子之心的淳朴的人，平素做人极谦和、憨厚、慷慨大度，胸无城府，不计较一己得失，不善自我保护。但一旦动了义愤，见诸文字便异常激昂、凌厉，下笔不留余地，由此而得罪人，使自己陷入困境也在所不惜。作为女人，她表现为一个极端，作为文人，她表现为另一极端，她是否就是这样一个双重性格的人？
《让庐日记》摘编
杨静远
1941年7月20日
吃过晚饭和妈妈坐在廊下谈话，谈起中国的好人与坏人，真令人气愤。最后说到苏（雪林）先生。她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现在却眼看着要饿死。她以前捐金救国那番热烈伟大的事，现在没人提了，大概人们都忘了。我想以后能著作的时候，一定要替她写下来，使她名垂千古。
名人谈名人
送雪林告别杏坛
谢冰莹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雪林的天真和赤子之心比谁都来得大。一些不了解雪林为人的人，连想都想不到她是这么天真，这么丝毫不懂世故，犹如一块浑然之璞。也许因为太天真的缘故，她曾碰过钉子，遭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打击。但她是好心人，从不记恨，对于意见、思想、主张和她不相同的人，她能容忍。不过事关危害国家民族的罪恶，她就绝不宽容。她“嫉恶如仇”的精神，也为这乡愿世界所罕见。为纪念她的告别杏坛，我竟不知道应该从何下笔，原因是她给我的印象太好、太深。现在我且谈一谈她的个性。
雪林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写文章不喜欢用稿纸，高兴在白纸或十行纸上无拘无束地写。我为了爱护她的眼睛，上月特地送她一些托友由台中买来的大格稿纸，不料她竟退还我，而且说，她用大格纸，文章反而写不出。这和我的爱写大格恰恰相反。
雪林的悟性很强，可是记性很坏。
她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心里有话，都写在上面。有一次发现有人偷看她的日记，就一把火把它烧掉了。后来从民国二十六年起，又继续她的日记，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
她的国学根底很深，少年时代受蒲松龄《聊斋志异》和林琴南各种翻译小说的影响很深。不论看什么书，她都是把全部精神集中在上面，好的作品，她可以连看十来次。
小时候，雪林开始写五六百字的五言古诗和桐城体的古文，写得有声有色。民国八年，她考进北京女高师（即后来的国立北平女师大，不久男女合校，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就从事新文艺写作。当她尚未北上，开始以童养媳为题材写小说了。但那一篇却是用古香古色的文言文写成的。
由于她写作非常认真，通常一天只写两千字。她的学问领域博大精深，因此她的作品包罗万象，有关科学、哲学、神话、艺术，应有尽有——小说、诗词、散文、杂文、学术论文、神话、游记……无一不写；她并不是职业作家，仅靠着每年的寒暑假以及星期假日，埋头写作。近两年来，她的生活比较寂寞；尤其在她的大姊去世以后，一个人住在台南，朋友们都盼望她退休之后，来台北定居。那时老朋友常常见面聊天，她就不会感觉寂寞了。
“助人为快乐之本”，雪林总是有
求必应，不说别人有困难，她乐于解囊相助，就是办刊物的朋友找她写文章，也从来不拒绝，而且限期交卷，决不拖延。对于朋友信件，有来必复；朋友之间对她有什么误会时，她总是以宽宏的度量原谅对方，决不斤斤计较。
她的记性很坏，有时见了两三次面的客人，她也会“请问贵姓”。不知道她底细的人，以为“贵人多忘”，其实她真是记忆力差。
她有一本朋友的地址电话簿，二十多年来没有换过。已经到了报废的程度了，但她舍不得换。雪林的一生，是很节俭刻苦的。她个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舒服的物质生活，可是款待朋友总很大方，喜欢弄满桌子的菜。来台湾后，我们两人在日月潭的教师会馆，曾经享受了一个星期的清福。回想起来，真有无限感慨。她和我都受过伤，随时有跌倒的可能，一个人不敢出门，还奢望游山玩水吗？
提到刻苦，我有很多话想写，只怕雪林不高兴。那年她离开师大去台南成大执教，我帮她清行李，看到一些发黄了的武汉大学的信纸、信封，有些皱了，有些缺角，我说：“雪林，我去买新的信纸、信封送你，这些都丢掉好吗？”“不要丢，不要丢，还可以用。”
“唉！这块破抹布也带去台南吗？”我把它从网篮里丢出来，她又捡进去。“破布，我留着擦皮鞋。”她一面说，一面做手势不让我动手。我只好长叹一声，坐在书桌前，看她收拾，心里却在想：一块破布，几张破纸，都舍不得丢的人，抗战开始时，怎么肯把半生辛辛苦苦赚来的稿费、薪水，买成五十两黄金献给国家呢？而且一辈子负担几个穷亲戚生活之一部呢？雪林不高兴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她并非沽名钓誉的人。她默默做了许多爱国爱人的工作，不愿别人知道，但我一定要写出这些真实的故事来。至于她穿着破袜子和补了又补的内衣，我不必细说了。
我说过，她仿佛像个大孩子，一点儿也不懂世故，她有一颗热爱国家、爱朋友、爱人类的赤子之心。如果一定要找她的缺点，那就是她太容易激动。这也因为她太热情，遇事没能冷静的想想后果，可这并不影响她的为人与治学。
说到治学，她是个“学不厌、教不倦”的老教育家，又是“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在文坛上始终享有盛名的作家，然而雪林是那么谦虚，她老是赞美朋友们的作品。她说她是个文坛打杂者。假使打杂的能像她这样有成就，那么我也情愿打杂去了。
我信手写一些她的小故事，以博老朋友之一粲。并在这儿为她祈祷，老当益壮，退休后多多创作伟大的作品出来。
六三（编者注：1974年）、二、十五夜于潜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