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凡
一年前接到艾文化的电话时，我很吃了一惊。
三十多年了，我们没见过一次面。中间收过他一封信，大约是他考取大学后。当时，我是给他回了信的，却没有再收到他的回信。后来，他大学毕业，从办公室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他分到了省人事厅。这是他打给我的第一个电话，我依然记得他说话的声音，他一定是涨红着脸，暴着脖子上的青筋说的。他很激动。
那时，我刚从师范毕业分到一所农村中学，我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我所在学校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打长途电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得七转八转才能接到。那天，他的确很激动，大学毕业能分到省人事厅，前途自然很光明，他有理由激动。
这通电话后，他又“消失”了。后来，我到省城去，好像为着职称的事想找他帮个忙，曾试着给人事厅打过一次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没有艾文化这个人。那时省城里的交通也不方便，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少——其实，可能是我对他不敢抱什么希望，最终竟没有去找他。
一晃，又过了二十多年。大约是六年前，一个有点暖洋洋的春夜，我的手机不停地响，接通后，那边自称是艾文化。这是他打给我的第二个电话。那天晚上，他似乎是喝多了酒，话说得颠三倒四，好像是说自己当了副处长，要我去找他。那个时候，我已经辞去教师工作在深圳混了十来年，有家自己的公司，有了点底气，但却很少回去了。这次电话后，我还真动了要去找他叙旧的念头。但过几天打他那个手机，竟停机了。我为了生意上的事也没太多闲心去想他，然后又是几年过去了。
我们是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同学，而且同桌四年。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升入初中后我俩还一直同桌呢？但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的时间越久，少年时的情形反而越来越清晰，像细雨中的树叶支支棱棱地鲜活。
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正月，这个不会错，那时候每学年都是从春节后开始的。开学那天，麦地里的积雪东一片西一片还没化净，太阳下闪着亮光；通往学校的土路上刚化冻，水和泥连在一起，脚踩上去再抬起来都有些费劲，但我还是欢欢喜喜地来到了学校。上课后，班主任孙老师进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腼腆的孩子，细高细高的，脸也出奇的白，与白菜帮子有一比。同学们立刻静下来。这时，孙老师领着他一步步走到我的桌子前，用手一指，他就坐在了我旁边。
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儿。他父母从城市下放到乡下，他就从城里小学转到了我们班上。刚开始，他有明显的优越感，不跟同学说话，就连我这个同桌也好像没说过话，似乎怕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一样。下课了，同学们都疯子一样跑啊闹啊，他从来不参与。偶尔，别的同学碰着他，他会一遍一遍拍打蹭到身上的土。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洁癖，就是觉得他怪怪的。他说话的声音也跟我们不一样，慢腾腾软绵绵的，像广播里的播音员。
这自然惹恼了我们，就都说他“烧包”。我们那儿，说一个人装大、不理人就说他烧包，这是很让人生气的事。开始两个星期，同学们还都不惹他，后来就不一样了。有天中午下课后，刘玉兰突然大喊：“艾文化是右派羔子！”全班同学立即齐声喊：“右派羔子！右派羔子！”喊着喊着，刘玉兰就走到他面前，伸手拧住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像一块橡皮泥，被拉得很长，很薄，我竟看到了耳朵上的几根红红的血管。当时，他竟没有哭，一句话也没说。
直到老师进了教室，刘玉兰才松了手。
半学期后，他突然变了个人。下课也开始打打闹闹，抓张三一下踢李四一脚的。那时候，男女同学一起闹腾，毫无顾忌，不像现在的孩子早熟。当时，刘玉兰还不叫花木兰，但她是班上最泼辣的女孩，比男孩子还野。可能因为她爹是生产队长，从小没有人欺负她，胆子就可着肚皮长的吧。
有一天，大约夏秋之交，反正大家都穿着单衣。下课了，同学们兔子一样跳出教室。刚出教室门，艾文化就大喊：“我有糖果！”喊罢，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捂住那个裤兜儿，弯着腰就跑。
刘玉兰撒腿就撵，我和其他同学也跟着撵。学校是一座破庙，就前后两节院子，艾文化围着院墙一圈一圈地跑。刘玉兰快要撵上他时，他另一只手也从兜里掏出来，甩着两只细细的长胳膊转圈跑。其他同学就扯着嗓子喊：“抓住艾文化！抓住艾文化！”他已经大张着嘴喘粗气，硬着脖子挣扎地向前跑，刘玉兰紧跟几步抓住了他。艾文化倒在地上，刘玉兰用一条腿跪着他的一条腿，手就插进他的裤兜里。然后，就听到他一声大叫：“我的蛋啊！”那天，他捂着裆部哭了半节课。孙老师训刘玉兰时，刘玉兰说：“他骗人，说兜里有糖果，我伸手掏进去，里面啥也没有，就抓住了他的蛋蛋！”全班哄堂大笑。
一年前，艾文化打的那个让我吃惊的电话就与刘玉兰有关。
那通电话里他依然像喝多了酒，吞吞吐吐，颠过来倒过去。但我还是弄明白了，他要到我老家所在的故原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他问到我俩小学和初中的一些同学。他特别打听了女同学花木兰的情况。他说他要去寻找花木兰，帮她做点什么……他小学四年级时就喜欢上了花木兰，这些年一直不能忘记。他似乎对花木兰这三十多年的生活轨迹非常清楚，说得有鼻子有眼。但他找不到花木兰，希望我能帮助找一下她的联系方式。当时我有点吃惊，一、他竟然一直惦记着刘玉兰；二、他既然对刘玉兰那么熟悉，为什么又找不到她的电话什么的呢？
现在想来，他对刘玉兰的暗恋，也许就是从她抓过他蛋蛋开始的吧。
一年后的春天，小小的操场边长满了一圈青草，还开着零零碎碎的花儿，有蓝色的、黄色的、粉红的，四散在青草丛中。中午上体育课，体育老师“黄大个子”教我们掷铁饼。第一次学掷铁饼，我们都很兴奋。黄老师做过示范后，就让同学们排好队，一个一个地试着掷。刘玉兰是体育班长，第一个掷。黄老师对她很满意，表扬了她。轮到我时，铁饼拿在手上沉沉的，一掷就掷偏了，引起同学们的哄笑。然后，黄老师就让刘玉兰辅导我们掷，他倚在那个破篮球架子上抽烟。
轮到我第二次掷时，刘玉兰走过来给我做示范，我当时想她也不是要给我示范，肯定是想多掷一次吧。但我没有办法阻止她，她是体育班长，黄老师又让她做辅导。刘玉兰握住铁饼，迈出左腿站稳了，抡起右臂，晃了几下，猛地甩了出去。几乎是同时，艾文化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刘玉兰掷滑手了，铁饼正好砸在他的左脸上。我们都吓坏了，有谁突然喊：“艾文化死了！”黄老师跑过来，用手在他鼻子上晃了晃，又用手掰了掰他的眼皮，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艾文化当然没有死，但他的脸却肿得像块高粱面饼子，紫红紫红的。后来，他的左脸至少有半个月都比右脸大和厚，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他左耳朵开始不断地流黄水，黏在耳郭里。要是别的孩子被刘玉兰弄成这样，家长肯定要跳着脚骂几次。艾文化的父亲和母亲却没有去找刘玉兰的爹，听说还把他骂了一顿，“不长眼，咋偏偏就砸着你了，砸死都不亏！”不过，刘玉兰是感觉理亏的，她常常把一团雪白雪白的棉花塞给艾文化，让他擦耳朵流出来的黄水。有时，还偷偷地从家里拿东西给他吃。我好几次亲眼看见，她往他的书包里塞芝麻面饼，弄得我听课都没有心思。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从这次铁饼事件后刘玉兰竟变了个人，突然安静起来，跟我们说话时声音也变轻了，见到艾文化时，她的脸还会红。
艾文化告诉我，刘玉兰常常找他一起玩。那时，下午是不上课的，孩子们也没事干，有的放羊有的割草，多半是边玩边干。艾文化与刘玉兰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都在哪里玩的，我现在也不清楚。他的耳朵流了一个夏天的黄水，秋天开学的时候好了。然后，我明显感觉到刘玉兰没有从前对艾文化好了。虽然，我那时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春节过后，我们升入了初中。那时叫“连盘端”，就是大家从小学五年级都直接升入中学。这一年，事儿真是不少。先是说要地震，人们都睡在窝棚里；后来毛主席去世了，生产队和学校到处一片哭声；再后来，又说打倒“四人帮”了，学校也开批判会，牛头马面的四个人弯腰站在会场中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举着拳头呼喊……到了春节，突然在学校门口搭起了戏台子，唱起古戏来。我是第一次见这些穿着长袍戏装画着花脸的人，稀奇得很呢。后来，又在大队部唱过几次，戏台口两盏汽灯哧哧地冒着扎眼的白光，台上台下都欢天喜地的。
第一次看戏我就喜欢上了。想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在这之前我是从没见过古装戏的。现在，我肯定是每过几天就要认真地听一场古装戏，当然是在电视上或者听碟片。妻子和儿子总不以为然，会笑我提前进入老年期，说我未老先衰的时候也不少。可我只是笑笑，在这方面他们与我是不能沟通的。
自从艾文化给我打电话说起花木兰后，我每次再看戏曲节目时总能想起刘玉兰来。刘玉兰学戏是很早的，古装戏在我们那儿重现不久，也许还不到几个月，再开学时就不见刘玉兰的影了。老师说她退学进了戏班，学戏去了。戏班就在离学校几里路外的龙湾集上。她学的是豫剧，说是唱花木兰。从此，在我们同学口中刘玉兰就变成了花木兰。
要想欢，进戏班。想必那段日子，花木兰一定是开心死了。
上初二的那个冬天，放学时艾文化让我晚会儿走，他有事要跟我说。见他说话时声音软绵，面带神秘，我觉得他可能有大事要跟我说。果然，他说他们家要迁回城里，不在这儿上学了。我听后，感觉很突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最后，他又红着脸求我道：“今儿晚上龙湾集有戏，她在那里。你陪我去找她，好吗？”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挺喜欢艾文化的，何况他要回城，从此就见不到了，求我办这点事，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
冬天，天黑得快，我俩到了集上天已经黑透了。但戏台那边的汽灯挂上后，立刻明亮起来。艾文化远远地站在戏台外面，让我去后台找花木兰。我知道他让我陪他来的意图，就不好推脱，笑了一下向戏台后面走去。后台被一圈秫秸秆编的箔围着，里面不少人嘻嘻哈哈地化着花脸妆。我伸头向里面看了一眼，想找花木兰，一个画着红脸的男人就吆喝着让我离开。我又向里面伸了一次头，里面不少男男女女都画了脸，穿着戏装，根本认不出谁是谁。于是，就回到了艾文化身边。
一通开场锣鼓，接着戏就开演了。我和艾文化转到了戏台前面，瞪着眼瞅戏台上的人。我俩都在找花木兰。由于心里想的全是花木兰，戏台上唱了什么根本没入耳。这场戏是《花木兰》，她演的又是花木兰，她肯定是要出来的。但我俩急得要命，恨不得她能立即出场才好呢。
感觉过了很长时间，艾文化突然拉紧我的胳膊。这时，花木兰一身红妆，终于出场了。锣镲鼓笙伴奏声中，婉转多情的声音起来：这几日老爹爹的疾病好转……原来前面是加演，《花木兰》现在才正式开始。
艾文化一直盯着台上的花木兰，我分明看见他额头上渗出一层汗来，在汽灯白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由于我俩的心并不在听戏上，后来又唱的什么，记不清了。唱到后半场，艾文化拉着我的手，绕到戏台后面。
艾文化让我去后台口那里等花木兰，等她从前台下来的时候叫她。我是有些为难，但敌不住他的苦求，就硬着头皮过去了。锣鼓声中，花木兰下场了，另一个演员上场了。就在这当口，我拦住了花木兰，急急地说：“刘玉兰，艾文化找你！”她一愣。这时，艾文化就过来了。花木兰犹豫一下，站住。我向后一退，花木兰随着我向外走两步。艾文化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花木兰，小声说：“我要回城了。这是甘草，你可以润嗓子的！”花木兰没有去接，想说什么还没开口，就听一个男人喊道：“玉兰，准备上场！”
第二天，艾文化就离开学校回了城。花木兰呢四处演戏，似乎很少回来。即使回来过，我那时在学校里也不可能见上。从此，我与艾文化和花木兰他俩都再也没有见过面。要不是艾文化提起刘玉兰，我几乎忘记了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女同学。
那次电话一个多月后，艾文化的电话又打来了。他说，他已到故原挂职县委副书记了，而且还回了龙湾集一趟。他托人打听关于花木兰的消息，但没有找到她。只是听说花木兰跟戏班里一个老男人结婚生子后，又离婚了，好像这个孩子在前夫那里十几岁就死了；后来，豫剧没人听，她改唱流行歌曲，又随一个大棚歌舞团到了南方，在街头演出；她又结过一次婚，生有两个儿子，又离婚了；再后来，说她在南方某城夜总会唱歌，孩子就放在老家由她母亲养着；好像前几年她得了病，流落到一个小县城里……
艾文化在电话里这样断断续续地说，我一边听一边犯疑，他这次讲的好像跟上次有出入。但也没多想，放下电话，就把这事给忘了。人总是这样，当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时，肯定不会上心与自己没有多大关联的事。次贷危机以后，公司一直不死不活的，我正愁着呢。
没有闲心想别人的事，不等于自己天天忙碌和充实。那段时间生意确实不好，无聊时学会了弄微博。微博的确是个好东西，无花八门的信息让我惊奇，这样自然就把郁闷的时间打发了不少。一个深夜，我又在泡微博，突然看到一条寻人的信息。在一张照片下面有两句话，说这个人得抑郁症失踪了，知情者请联系一个手机号。我看一眼照片，觉得竟有些像艾文化，但仔细看，又觉得与我记忆和想象中的他实在相差甚远。后来，我就把目光转到一条女星绯闻的微博上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说来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