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如来
二十三条街巷里，一大早穿西装打领带跑步的只有一个人，我老乡冯年。这段时间他睡眠不好，半夜总做噩梦，醒了眼得睁两三个小时才能闭上，早上起来头脑就不好使，昏昏沉沉地过来敲我门，问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资深的神经衰弱患者，这点儿症状对我来说是小儿科：一个字，跑；两个字，跑步。治噩梦和失眠我不在行，治头昏脑涨我绝对拿手。跑步健脑。他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巷子里跑。因为赶时间上班，他必须出门前就得武装整齐，跑完了挤上公交车就往公司跑。请想象一下歪歪扭扭的窄巷子，一个西装革履的晨跑者，反正我觉得挺诡异。但是没办法，冯年不停地松领带，摸着喉结跟我说：“老弟，哪睡得着。醒了我还觉得链子在脖子上，喘不过气。”
他的梦也诡异，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六耳猕猴，穿西装打领带被耍猴人牵着去表演。要做的项目很多：翻跟斗、骑自行车、钻火圈、踩高跷，同时接抛三只绿色网球，还有骑马等等；尽管每一样都很累，但这些他都无所谓，要命的是表演结束了，他被耍猴的往脊梁上一甩，背着就走了。在梦里他是一只清楚地知道自己名叫冯年的六耳猕猴，他的脖子上一年到头缠着一根雪亮的银白色链子，可能是不锈钢的；他的整个体重都悬在那根链子上，整个人像个褡裢被吊在耍猴人身上，链子往毛里勒、往皮里勒、往肉里勒，他觉得自己的喉管被越勒越细，几乎要窒息。实际上已经在窒息，他觉得喘不过来气，脸憋得和屁股一样红。
冯年做同样的梦，区别之一在于，如果这次骑自行车，下次就接抛三只绿色网球，或者一次把两三样活儿一块儿干了；另一个区别是，梦醒之前他越来越感到呼吸困难。也就是说，窒息的程度与夜俱增。他觉得耍猴人抓着链子像包袱或者口袋一样将他甩到身后时，火气越来越大，力道越来越足，根据重力原理，链子勒得就越来越紧。冯年觉得，如果不是他及时从梦里醒来，肯定就断气了。
有两个疑问我弄不懂，冯年也不明白。一个是，为什么会重复地做一个梦呢？如果仔细推敲，会发现，他的梦其实有个递进关系，或者说，他在把同一个梦延续地做下去。得过神经衰弱的人一定知道，我们这号人多梦，偶尔做同一个梦，换个时间把某个梦再续下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此高频率、近乎刻板地重复和发展，我猜就是神经衰到不能再弱的人也没有能力做到。冯年做到了。第二个疑惑是六耳猕猴。我到海淀图书城查阅了有关书籍，六耳猕猴这个物种不存在。即使基因突变，人类也尚未发现有长了六只耳朵的猕猴。所谓的六耳猕猴只是《西游记》里的说法。这个我知道，《西游记》里说，孙悟空遇到了另一个孙悟空，里外和他都像，身手也无二致，搞得他也收拾不了对方。齐天大圣对另一个齐天大圣一筹莫展。最后还是如来老人家帮忙，才把假大圣收拾了。我佛说，那家伙是个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只有两只耳朵，冯年梦里的六耳猕猴也只有两只耳朵。但叫冯年的猴子的确就是六耳猕猴，他很清楚。
梦见自己既是冯年又是猴子，已经够扯淡的了，还是一只根本不存在的六耳猕猴，就是梦也不能做得这么不靠谱吧。所以开始几次他说起这怪梦，我们根本不当回事。他到我们屋里来找人解梦，我们懂个屁啊，顺嘴跟他瞎说。
行健说：“再明显没有了，想女人。”
米箩的解释是：“嫌赚钱少，要自己当老板。”
“屁，老子忙得哪有时间想女人！”冯年说，“从领第一份工资起，就没够花过。当老板？我拿光屁股给人踹？”
宝来的答案相对别致一点：“冯哥，我看你是想家了。”
这话招来行健和米箩的嘲讽，也就宝来这样的傻蛋才整天把“想家”挂嘴上。想家就别出来混，待在花街上混吃等死干脆。
轮到我。我说：“冯哥脑子出了问题。”
冯年急了：“小东西，有你这么说话的么？”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老做这种古怪的梦，和神经衰弱相当接近了，不是脑子出问题是什么？冯年一挥手，来正经的。我撇撇嘴。说到神经衰弱，我从来都无比正经。不信拉倒。
住在西郊的老乡里，冯年是最人模狗样的一个，谁都不会像他那样整天西装革履。我家和他家隔十二个院子，我是说在我们故乡。所以我对他熟得不能再熟了，据我所知，他在花街从来不穿西装。有一年花街莫名其妙起了一阵风，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开始穿西装，从石码头拐上青石板路，迎面碰上那些穿西装的花街人，你会有时空错乱的无助感。当时我住校，放了假走进巷子，以为外星人占领了我家乡。冯年是外星人中屈指可数的土著之一。但现在，在他租房的衣柜里，廉价的西装起码有四套，领带若干。他在中关村的一家电子产品店上班，老板要求员工要从内到外尊重顾客，男的穿西装，女的套装，大冬天也得把漂亮的小腿肚子露出来。
中秋节我和宝来到北大玩，顺道去海龙电子城看冯年。海龙里乌泱泱的人群挤出我一身汗。冯年身着西装，双手交叉站在公司的店面门口，鼻尖上全是汗，逢人就说里面请，看看哪一款相机最适合您。嗓子都哑了。对我和宝来也这么说，说完了才发现是我们俩。我在店里遛了一圈，果然都是西装、套装，一群新郎新娘。那时候接近下班时间，宝来打算等冯哥一块儿回。
“别，”冯年说，“今天假期促销，下班推迟了。”
“那总得有个点儿吧？”
“你们快走，别让主管看见。”他急了，“上班时间不许闲聊。”
“那你就继续站着吧。”我说。
“除了午饭和撒尿，我他妈都站一天了。”
就我这不懂行的看，他的西装也差不多是全店里最差的，白衬衫被汗泡软了。所以，他得更端庄地站着，更热情周到地把上帝们伺候好。老板说了，硬件不够软件补。他站在门口，不停地紧“一拉得”廉价领带。这个动作跟他一大早不断地松领带正好相反。
我问过他，像电视里的那些心理专家似的，是不是因为领带过紧留下了心理疾病，导致做梦时总要被吊死？他想了想，领带这东西的确挺烦人，领导没事也喜欢盯着员工的脖子看，抽查领带结是否饱满，可要说这就整出了心理创伤和阴影，也夸张了。
“那你为什么老松领带？”
“那是因为我还在想着夜里的噩梦。一恍惚就觉得这玩意儿是个铁链子。”
意思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因果。是因为噩梦才松领带，而不是因为打领带才做噩梦。那好吧，我的心理分析技止此耳。
他的公司我还去过一次，那天纯属闲得蛋疼。我从我姑父洪三万那里拿了点生活费，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经过中关村买了两个烤山芋，拐个弯进了海龙。把他给吓坏了，坚决不要。别说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就是来个亲戚朋友也不行。我有点生气，老子满肚子好心过来看你，成罪过了。他还是哄我赶快走。
“你就不能把我当普通顾客？”
“就你？”冯年说，“老弟，先照照镜子再说。”
我站到店里的镜子前，模样是不太像大款，可是你也不能肯定有钱人就一定都得穿金戴银吧。我摆弄了两下我的夹克衫给他的女同事看，说：“姐，还算体面吧？”
他的女同事就笑了。“相当体面。”她用铁岭味的普通话回答我。我就把烤山芋送给她了。这也把冯年吓着了，他的老乡留下罪证了。“哥请你吃十个烤山芋行不？”他的眉毛痛苦地拧到一起，苦瓜脸耷拉下来了。后来他几次提出请我吃烤山芋，我坚决不给他面子。
要是我，这辈子不再去了。这是行健跟我说的，咱得有点志气。那就不去。但后来还是去了，我站在店门口对冯年喊：“冯姨让你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打电话回家。”
那天下午，我跑步经过花川广场那条街，在报刊亭前顺便给家里打个电话。我爸对电不电话无所谓，只要我还活着就行。但我妈规定，半个月必须至少报一次平安。就那点破事，每次电话也就那么几句，我都说烦了。正要挂电话了，我妈突然说，你冯姨来了，要跟你说几句。
冯姨显然刚进我家的门，扯着嗓子喊：“大侄子，你年哥啥时候回来？”
“他啥时候回来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冯姨这回抓着电话了，声音还像在门口那么大。“回来看对象啊！让他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给我和他爸打电话。人老郑家等回话呢！”
等我妈接过电话，我问：“哪个老郑家？”
“还有哪个？你小时候跟人家屁股后头跑了几十里的郑马贺，耍猴的。”
“年哥上班呢。”
“上班不耽误打个电话。”
好吧，现在下午三点十二分，得破戒了。等到他下班，没准郑马猴的闺女喜欢上别人了。反正也是跑步，直接往中关村跑得了。我气喘吁吁跑到海龙，在他公司店门口喊：
“冯姨让你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打电话回家。”
然后转身就走。喊我也不理，叫你跩。跑回去的路上我回过神来，其实没必要风尘仆仆地来通知冯年，他肯定对郑马猴的女儿不满意，要不早跟我们显摆了。在一群光棍里，最值得显摆的就是女人，有人恨不得见了头母猪都要通报一下大家。还有，这家伙还跟我绕，说搞不懂为什么一到梦里就变成被人吊在身后的六耳猕猴。他太明白了，显然是被郑马猴吓的。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郑马猴是糙了点，一张脸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倒胃口，所以花街上习惯叫他郑马猴而不是郑马贺，你可以怕他；他女儿郑晓禾随她妈，低眉顺眼，胖嘟嘟白净净的，算不上大美人，但配冯年我觉得只用半个身子也绰绰有余。要我说，冯年是高兴过头才会持续做噩梦的，这叫乐极生悲。
“屁！”冯年坐在我们的屋顶上，看我们四个打捉黑A。“在知道这事之前，我他妈已经在夜里当了很长时间的猴子了！”
那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特异功能，像花街上的算命瞎子胡半仙，可以预知两年内的大事。天上将要掉馅饼，冯年这算提前兴奋。
“怎么跟你们这帮人成了老乡，真是祖宗瞎了眼。没一个正经说话的。”
“年哥，你可不能这么说。”行健放下牌，“我们都正经人。说真话，那郑晓禾如果不是你要搞的对象，我做两次梦就能把她肚子搞大。就两次。你想想，白白净净，胖胖嘟嘟，圆圆溜溜，那手感——”
冯年一挥手，截断行健的白日梦。“先停下。”他说，“我不是看不上郑晓禾，是他妈的郑马猴要求我必须回花街。”
“你得叫郑马贺。”我提醒他。
“好，就郑马贺。我回去能干什么？跟他一块儿耍猴戏？”
“那就让郑晓禾来北京。”宝来提议，“夫妻识字，兄妹开荒。”
“人家不来。”冯年站起来，在我们的平房顶上走来走去，掸着自己的西装说，“她说，过去给你穿西装打领带？我没吭声，我哪养得起。她又说，过去了我也穿西装打领带？”
“你咋回的？”米箩问。
“我一个屁没放。这话没法回。混六年了，我他妈不就这副龟孙样！”
知道就好。我们四个跟着心情也坏掉了，一想到“混”这件事，还是挺伤自尊的。都想混出个人样，最后混出来的却是个龟孙样。
郑晓禾在花街有个不错的工作。她爹耍了一辈子的猴，走南闯北几十年，跑不动了，正打算抱着猴子养老，政府突然要贴着运河开发一个沿河风光带，郑马猴就由一个江湖把式变成了民间艺人，牵着屁股磨黑了的老猴子进驻了风光带，每天定时定点给游人表演一番。作为升格成“民间艺人”的条件，景区给郑晓禾安排了一个游船卖票的工作。以花街的消费水平，工资的含金量不比冯年在北京的小。所以，人家不愿来。也不是一点心没动，而是到谈婚论嫁生孩子的年龄，女人耗不起，来了早晚得回去；花街上的工作不好找，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别弄得两头不着地。
对郑晓禾的决定，我们都表示深刻的理解。问题是郑马猴，他比女儿态度强硬，冯年必须回来。漂了一辈子江湖了，到头来认为男人窝在家里最好，冯年觉得莫名其妙。
“我知道了，”米箩说，“是怕咱们年哥在外面学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