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厅这幢优雅的欧式老建筑，即将迎来八十岁诞辰。我的生日祝贺想从一个“准学术性”的话题——音乐厅在城市文化中的定位和意义——切入。音乐厅，顾名思义，应是举行公众音乐会的专用建筑场所。有意思的是，公众音乐会（public concert）本身，现在似已司空见惯，其实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近现代社会发展逐渐演化而成的特殊文化建制。据查，“上海音乐厅”的命名（1959年），在时间上荣列全中国第一，因而这座大厅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正式音乐厅。这一事实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形象恰好匹配。正如上海是中国近现代“西风东渐”过程中开创新河的桥头堡，上海音乐厅就此也在新中国的音乐发展中深深镌刻下自己的烙印（印迹）。
到音乐厅听音乐会，这是带有典型近（现）代都市文明特征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在“前现代”社会中，音乐的发生或附属于宗教礼仪，或局限于贵族宫廷，与我们现在习惯意义上的“音乐会”实践并不相同。或许，在古老中国，文人雅集时的琴（尤其特指古琴）乐交流是“前现代”时期音乐的另一种特殊生存状态。正是由于欧洲十七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推动，音乐才开始冲破桎梏，走向普通民众，开始具备某种所谓的“公众性”——自此，音乐不再是某个特权阶层的专利品，也不再受制于音乐之外的功能，它成为具有自足意义的审美艺术，对所有具有音乐兴趣的公众开放。这里的公众，尤其以随着城市发展而聚集起来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为代表。他们在逐步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的参与权之后，必然在文化上要求分享与共建。于是乎，公众音乐会，以及能够容纳更多听众的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厅，才应运而生。
资料表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是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音乐会运作实践的关键时期。这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在音乐文化和音乐生活层面上的具体体现，也是音乐艺术作为商品步入市场经济的肇始与成熟期。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音乐厅，如伦敦的阿尔伯特大厅（1871年建成）、维也纳的金色大厅（1879年建成）、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1891年建成）等等，不仅成为当地城市音乐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和辐射源，而且百余年来一直代表着各自城市的文化品格与艺术高度。至二十世纪，以音乐厅为象征的城市音乐生活已成为遍及全球的音乐文化现象。
中国的音乐厅建设与音乐会生活，与欧美诸国相比，显然属于“后发”。正因如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成熟和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需要结合国情对这些经验加以创造性的利用和改造。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为音乐会生活的普及与提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希望，上海音乐厅与社会各界携手，在拓展曲目、活跃样式、培养观众以及创新机制等方面大胆推进，为这个时代和这座城市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