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阳明对于“知行合一”的更高境界有所体悟，却不能尽得，对这种情况他说道：“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然而在正德皇帝下江南祸害百姓，特务们用种种卑鄙手段栽赃陷害，逼得王阳明不得不遁入道观，受尽煎熬苦痛；当王阳明复出，重新担任江西巡抚的时候，面对的又是非人力所能救的天灾人祸：水灾横行，皇权横行，邪恶横行！整个江南山河失色，民不聊生，王阳明只能用他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整个江西省，虽然他拼尽全力救下了半个南昌，却救不了江南百姓，更救不了天下人。
就是这样的困苦折磨，使王阳明的思想大大提升了一步，其心中良知如火中烧丹，一时烁然，那多年来“津津含于口”的大道理忽然喷薄而出，正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最终提出了“致良知”的口号。
“致良知”一经提出，王阳明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对弟子钱德洪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字（致良知）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喜悦之余，他更对友人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在《与陆元静书》里，他又说：“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只要把阳明先生这句话略做一个“提纯”，则“致良知”三字跃然而出。
王阳明的“致良知”功夫是给天下最凶的邪恶逼出来的，如同千百度的高温里烧炼出来的真金，纯度极高，于是阳明先生也借“致良知”三个字提请学子们多下工夫，切实努力，于“是非”二字上痛下决心。
《传习录》中讲道：“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愈）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这里说的“千思万虑，愈思愈精”都是极深的功夫，极大的努力。
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地扩充自己的良知。这一思想来自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称为“四端”，并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他认为人心中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态是最重要的，是与良知相通的，当这几种情绪产生的时候，就是良知体现出来的时候，此时“扩而充之”，其效果就像星火燎原一样。
对孟子的观点王阳明是认同的，在《传习录》里他对弟子们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又说：“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能到得欲到之地。”用这样简明的比喻告诉我们，“致良知”其实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修养功夫。
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他又强调说：“正者，正此（良知）也；诚者，诚此（良知）也；致者，致此（良知）也；格者，格此（良知）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用“尽性”这两个字来表示那种把良知扩充到极致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一方面推崇孟子的“扩充良知”理论，反复强调“致良知就是尽可能地扩充良知”，另一方面又把老子的思想拿出来和儒家思想做了比对与融合，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
在《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话：“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这里所说的“只求日减，不求日增”显然是直接引自《道德经》的名言：“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而王阳明对老子思想所做的阐述，精辟至极。
和孔孟儒家思想一样，老子道家思想也曾遭遇后人的阉割和腰斩，被搞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我们抛弃“道家只会求仙养生”的偏见，直接回头审视“老聃”这个人，用自己的眼睛来读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就会发现老子道家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之间在哲理上是相通的。老子说的“道”，孔子说的“仁”，王阳明说的“良知”，其实是一回事。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其中的“圣”是指封建独裁统治者，“智”是指统治者心中的私欲。而王阳明大谈“满街都是圣人”，强调“人民皆是圣人”，正好反衬出“皇帝不是圣人”。王阳明大谈致良知，要“克倒不善”，“克”谁呢？依着孔子“克己”之本意，这“克”的当然是皇帝心中的私欲，是封建统治者的私心。
相融，互通，是好事，在这方面，门户之见要不得！老子和孔子两位哲人本来亦师亦友，儒家、道家两种学说究其本源，解其本意，大多相通，绝不是对头。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和而不同”，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论语》、《孟子》、《传习录》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就不能公平理智、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现实中的意义呢？
王阳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的博采众长，但凡哲理，尽可拿来互相印证，没有门户之见。而王阳明的勇敢之处则在于敢立言，敢下断语。现在他推出了“致良知”这个法宝，于是以极大的勇气为“致良知”立言，给“致良知”定性：“凡致良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学》谓之致知格物，在《书》谓之精一，在《中庸》谓之慎独，在《孟子》谓之集义，其功夫一也。”
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把“四书”精髓全部合并，彻底归拢到“致良知”概念底下来了。其实王阳明不是要“归纳”“四书”，说穿了，他是要打破“四书”对读书人头脑的禁锢。王阳明的想法是极有意义的，但想在皇帝的眼皮底下破“四书”的法，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
于是王阳明说出的很多话开始变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了。在《与陈惟浚》中，他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二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既而又强调：“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虽比往时支离之说稍有头绪，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耳。”
王阳明的这段话看似平淡，其实意味深长。
知行合一，是把“良知”与“行动”合而为一，用良知指导行动。良知确定是“善”的，就要马上行动起来，去维护；良知确定是“恶”的，也要马上行动起来，去阻止。可是阳明的“同志们”——他没称这些人为“弟子”或“朋友”，而是直接称为“同志”，这些人虽然懂得了“知行合一”，却并不敢完全去实践它，只在日常小事上表现出“为善去恶”，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仍然不敢吭声。像王阳明这样为了百姓利益敢与皇帝搏斗的，有几人？
很少。
所以王阳明才责备这些“同志们”是“良知未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在这里不得不说，不但王阳明的“同志们”良知未真，很多话不敢说，很多事不敢做，就连王阳明自己有时候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
王阳明曾教过一个叫杨茂的弟子，此人又聋又哑，阳明与他用纸笔交谈，问他：“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
杨茂答：“知是非。”
阳明便说：“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既而又说：“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
王阳明和杨茂的对话究竟是何意？粗看全是闲话，细读却有滋味。
这世界上的老百姓大多是“杨茂”，虽然生活在社会中，却是耳朵听不见一句真话，嘴巴说不出一句心声，又“聋”又“哑”，着实可怜。如今王阳明教给天下人：但终日听你的心（良知），不消耳里听，但终日行你的心（良知），不消口里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谓良知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耳不能听者也知是非，口不能言者也知是非，只要知是非，就有良知，只要依着良知，就有出路。人人皆尧舜，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先生是借这位聋哑人为喻典，给天下人指路呢。只是有些话，终究不能说透，终究差这么一点点……
于是《传习录》里又出现了这样一句：“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真要讲得太明白了，阳明心学就被禁了。（王阳明去世后，心学确实被禁了。）反正“良知本是明白”，同志们“实落用功”去吧。
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高境界。在这个语境里，什么都合一，人生的一切意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良知。对此，后世大儒黄宗羲总结得好：“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句话把“良知”和“致良知”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了。
在此以前，王阳明谈知行合一，是希望天下人都把“良知”和自己的行动合而为一，但这个说法还略显含混不清，可有了“致良知”这一口号，阳明心学给人们指出的道路就更加清晰了。
什么是知行合一？知，是“知”个良知；行，是“致”个良知。依阳明的语境，这叫做“心（良知）外无物，心外无理”。把自己内心的良知扩充到无限广大，而将人生的一切目标、一切内容、一切意义尽数包容在良知之内，以至于在良知之外再无一物，再无一理，将自己内心的良知修炼成一块万镒之重、纯而又纯的真金，此就是精纯无虚的圣人境界了。
提出如此清晰简明的口号之后，阳明心学的指向完全清晰了，到此，人的“（良）知”与“行”已经完全合一，再也无法分开了。王阳明下面要做的无非是多做总结，开阔学子们的思路和眼界，使他们对“知行合一”做更深的体会，希望大家能够把“知行合一”贯彻得更到位，更精深。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及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要诀，致知的实功。
吾平生讲行，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
此知如何琢磨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至此，阳明心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人生的一切目标都清楚地指向了“良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有人问阳明：“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阳明回答道：“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