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资料中，还可以发现多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罗浮道教的道人。
1.梁卢，安定人，尝为曹椽，弃之。行默朝三元之法。太清真人教以神丹，使往名山，择明秀产灵物者，丹乃可成。卢闻罗浮本出蓬岛，及自会稽南行三千里始至。其中绝高，（卢）居观源洞，寻药修炼，丹成仙去。
2.王佐，字子阳，太原祁人。少知长生之道，入中岳，遇武陵黄敬，专行伏气断谷，胎息内视。传授东郭延平之道。佐数求要言，敬曰：“吾闻新野阴君（长生）神丹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极也，子可从之，勿以学我所为。”（佐）固请不止，敬乃授以延平之诀，曰：“天关之中有辅星，想而见之翕习成。赤童在焉持朱庭，指而摇之炼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审能守之可长生。失之不久沦幽冥。”佐受而行之，南来遁居罗浮。内修九年，神丹亦成。又得西城总真王方平剑解之法。其剑长三尺九寸，以曲晨飞精题之，名曰子干，字良非。佩之飞行太清，在山惟食桃，饮石泉而已。与梁卢为友，皆能变形隐化，往来蓬莱。后俱飞升，年代不明。
3.刘高尚，生卒年代失考。尝于双髻峰造石坛，高百尺，为趺坐之所。左右生竹叶符，可以镇蛇虎。人称刘仙坛。相传汉钟离为助他得道成仙而植。《博罗县志》（民国版）载道：“在上界三峰之南，有刘真人庵，刘真人即刘高尚，此庵在列仙坛。”《山记》记道：“列仙坛在蓬莱峰下，刘高尚尝结庵居之。”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草语》中记道：“双髻峰下百十步刘仙坛侧有符竹，叶上有文如涡涎，如古篆籀……若今巫觋所书符者。”传说此竹叶符有镇魔辟邪之效，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赋诗赞道：“醉乡不作梅花梦，秘诀犹传竹叶符。草木多情亦点化，仙家灵异有还无？”
4.邝仙，不知何代人，在罗浮默修仙道，而治田耕。一日，人见其骑牛入石，遂不知其所在。今其洞在石洞。《博罗县志》（民国版）记道：“石洞在明福观后，即邝仙骑牛入石处。”明嘉靖年间御史凃相曾题诗镌于冲虚观，诗中有“多年有梦到罗浮，天下名山此胜游。云顶几人曾骑鹤，石门何处觅骑牛？”之句，说的正是此段仙事。
5.王邦叔，不知何许人。师张紫阳于罗浮。一日大悟，颂曰：“月照长江风浪息，鱼龙遁迹水平平。个中谁唱真仙子，声满虚空万籁清。”又曰：“镜明澄静万缘空，百万丝条处处通。斗转星移人睡定，觉来红日正当中。”紫阳出《金丹图》授之。邦叔遂止罗浮，后十三年坐化。第三章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罗浮道教的发展隋、唐是中国道教全面发展和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唐高宗和唐太宗时期，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将道教视为国教和家教，把“崇道”作为国策，使道教的地位得到全面的提高。但是，佛教与道教并驾齐驱的发展，使佛道二教的斗争随着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反复改变已此起彼伏。自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排佛，而梁武帝尊佛抑道。隋文帝时，规定三教序位为：佛先、道次、儒末。而唐高祖时，则将三教的序位改为道先、儒次、佛末。执行“崇道抑佛”的国策。而到武则天的武周皇朝时，又“先佛后道”，到唐玄宗时，又转为“崇道抑佛”。
罗浮道教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葛洪的徒子徒孙的不懈努力下和广大信众的鼎力支持下，葛洪四庵已逐渐扩建为道观。其南庵扩建为都虚观（又名玄虚观），东庵改建为白鹤观，北庵被扩为酥醪观；西庵被扩为孤青观。罗浮道教宫观的基本格局从此就这样确定下来，直到今天，这样的格局还基本上保留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