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对道教施行“尊崇敬奉”的崇道之策,但另一方面又从严控制道教的发展,严格教团管理。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曰:“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 《博罗县志卷一前事》(民国版)记道:“明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大毁寺观,定郡县只存寺观一区为丛林。徙诸观当毁者林木,构丛林观于罗浮延祥寺右。归并各寺于延庆寺。” 因而有“九观十八寺二十二庵”之盛的罗浮山,仅存丛林观和延庆寺。明太祖还定额限制各地道释人数:“府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还设立了道箓司,将全国的道士分为以符箓为旨的正一道和以丹鼎为旨的全真道。由于全真道与前朝皇帝关系密切,所以全真道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重视。朝廷甚至规定“在山修炼的全真道只限一二人,三人以上皆不准”。这是造成明初中国道教特别是全真道教空前衰退的根本原因。
至永乐年间,全真道士张三丰受到明成祖的青睐。明英宗诰赠其为“通微显化真人”;明宪宗封其为“韬光尚志真仙”;明世宗敕封其为“清虚元妙真君”;明熹宗更加封其为“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全真道派大有中兴之势,各地的全真宫观也得以渐渐恢复。作为全真道派岭南栖息地的罗浮山,也得到了“香火鼎盛”的重生。但是,由于罗浮宫观年久失修,以至于“葛仙翁丹灶药炉,狐丘虎穴;文皇帝金书玉简,荆束铜驼;冲虚观一洞道房,十崩九破”。明万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韩日缵牵头发动粤中名人如东莞袁崇焕、中山何吾驳、南海陈子壮、博罗张萱等十余人,每人各写一篇《募修罗浮诸名疏》,广为散发。利用他们的声望,发动社会集资,维修古观,终使罗浮山冲虚观等名胜重展昔日的辉煌。
明代罗浮道教由于政局的变化,而处于停滞并趋于衰落的境地,未能产生在全国道坛上举足轻重的玄门高道,未能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仙痕鸿爪。但也有徐子明等人在岭南道教名人阁中,占有一席之地。
徐子明,博罗人。明代明福观(即九天观)道士,有道行。“明福为罗浮古道场。至今五百余年,而境益胜。”(明·陈琏《送神乐道士归罗浮序》)明福观仙名远播京师,明太祖朱元璋便于洪武已巳(公元1389年)宣召明福观道士徐子明入京,赐住京城神乐观。时任中顺大夫、扬州知府的宝安人陈琏赞之日:“其为人淳笃勤恪,所业已精,声迈同列。凡预供祀之列者三十年余,未尝有毫发过失,人皆重之。”陈琏预言:“他日闻有振玄风宏道脉,为罗浮增重者,必吾子明也。”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子明以“年老弗克供事,诏许还山”。明福观也因此而声名显赫,顿成山中名胜。
明代的罗浮道侣中,有个颇有名气的女道姑姓罗,号素月。东莞人张穆(号铁桥道人)在《记读书石洞及素月师》一文中写道:“天启丁卯(公元1627年),道人读书石洞。有女道人罗姓,号素月师,原出大家,已入山二十年,不知有女子身。登涉飘然如御风。于罗浮梅花村募种梅花千本,以续胜事,泉石异人也。庚午(公元1630年),道人复与诸子居石洞。山中人于雨前争采茶。素月师手制,持就石洞试水……素月师有诗:‘水疑天际来,声自云间起。耳根本无尘,对此何以洗?’爱其语,为勒于石。”
另外,见之于陈伯陶《罗浮指南》的明代罗浮名道,还有颇具神奇色彩的“草衣道人”。陈伯陶记道:“草衣道人,不知何许人也。尝游诸名山及罗浮,结茅庵栖息,采果实啖之,蛇虎驯绕其旁。年近百岁,颜如童时。卖药城市间,以手摩病人额至腹,投少剂即起。既还山卧,累日不起。有全真子晨昏往候,凡七日,见其足微伸,手渐展,须臾起曰:‘子为谁?’命取所脱草衣。全真子持献惟谨。道人喜,乃以《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授之。全真子拜受。道人与别曰:“吾将南游矣!”其后,有人见道人与全真子采药于增城蒲山。其入城至一土人家曰:‘君家有笃病,乃祟所为。’书符令佩,以水喷其面。后数日病者愈,治具款留。道人兀坐仰空语。问之,曰:‘适逢翠虚、九霞二先生,将偕之入山矣?’遂欢饮,至夜出门去,竟莫知所往。”李时行谓:往入罗浮,见道人背负一囊,贮书数卷。问何书?曰:“此《九鼎刀圭火符之诀》、《五雷金书玉篆之文》。吾得之九霞(即鞠九思),九霞得之翠虚者。”(即陈楠)望之倏不见,因为作传载之集中。陈伯陶笔下的草衣道人,颇有黄野人的仙风道骨。
另外还有“以葛屑和药,治疫辄愈”的葛道人;自号“四百三十二峰太狂长啸仙”的梁可澜;“情古通今,冲虚观楹帖皆出其笔”的“秋江钓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