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儒学看做一种世界观、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伦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似乎都无不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儒学作为一种纯粹的人学，其基本宗旨是维护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个体同社会秩序的调适与和谐是儒家人学的主旨（“礼”是这一主旨的文化化身），可以说，儒学是以宗法社会为本体的人学体系。从累积的象征传统（文化及其经典）中去发掘道统的精神资源，从个体与社会的调适性中去发掘和印认自我的现实安顿感或镶嵌感，从而将自我的终极意义与天道的创造力和谐地统一起来，构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显著特征。儒家思想以道德的提升、生命意义以及终极自我的追问为己任而最终落脚于“仁”，也落实到人道或人文的现实践履（或政治实践），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化创造、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关于古代儒学与古代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对古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多有论述。以下从纵横两个方面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20世纪儒家文艺思想研究的简要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前，有关儒家文艺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孟子，荀子等人则少有专论论及。涉及的主要问题：一是儒家诗教问题，如孔子的文艺观、孔子说《诗》与“删诗”问题、孔子诗论的影响以及对“思无邪”的解释等。二是关于孟子的养气说及其诗论。其中以前者居多，收获有而寸的《先秦儒家诗教之演变》、朱东润的《诗教》、陈东阜的《谈儒家的诗教》、蒋济轩的《孔子的诗教观》、张须的《论诗教》、朱希祖的《研究孔子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樵隐的《孔子之说〈诗〉》、废名的《孔子说〈诗〉》、辛而冬的《思无邪解》、罗庸的《思无邪》、李濂的《先秦儒家之诗论》等专文。而寸等人的文章分别载于《采社杂志》6期，1931年10月；《珞珈月刊》2卷4期，1934年12月；《庸报》1941年1月7日；《湖南青年》7卷11期，1947年3月；《国文月刊》69期，1948年7月；《北京大学月刊》1卷2期，1919年2月；《天津益世报》1928年3月29日、31日；《世界日报》1936年10月16日；《志学》1卷8期，1942年8月；《国文月刊》1卷6期；《文艺与生活》2卷2期，1946年9月。其中不少专论颇有可观之处。如罗庸的《思无邪》一文对“思无邪”所作的现代阐述就别具新解。作者在文章中称“程子‘思无邪者，诚也’”乃是“一语破的之论”。又对“诚”作现代解释说：“盖文笔不能如珠走盘只是无力，而无力之故则于内境之不诚，倘使一片真诚，未有不达者，达则如珠走盘矣。所以思无邪不只就内容而说，外形之能达实亦包括其内，此所以一言以蔽之也。”又如，周秉圭在《孟子诗教——论述孟子对〈诗〉之研究》一文中，对司马迁等人认为“孟子研究诗之动机当为述唐、虞三代之德，而继仲尼之统矣”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孟子之研究诗，既“接受孔子之启示”，又“顺应环境之要求”。作者还强调研究孟子的诗论应注意到“孟子之身世及其学说之主张”及“当时之国政民情及学术思潮之趋势”，这些看法明显接受了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观念的优良传统。载《中大季刊》（北京）1卷3期。李濂的《先秦儒家之诗论》一文，征引西方现代艺术分类观念讨论儒家礼乐论，又用法国批评家泰勒的“种族”“时代”“环境”文学三要素论和“历史的批评”的方法来阐发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则表现出明显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宏阔眼光。此外，尚有一些纵述性质的专文，如郭绍虞的《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和《先秦儒家之文学观》等。郭绍虞两文分别载于《燕京学报》4期（1928年12月）和《睿湖期刊》1期（1929年6月）。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对“温柔敦厚”诗教所作的历史考辨则至今仍为后学所称道。由此可见，20世纪早期的儒家文艺思想研究不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也较早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开始是儒家文艺思想研究的低潮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斗争氛围，儒家文艺观被纳入到同法家文艺观政治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中来加以理解。这一时期所收获的有关儒家或孔子文艺思想的近三十篇专文、四部论著，绝大部分是政治批判的产物，诸如“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温柔敦厚”诗教、孔子“删诗”说等，都被看做“克己复礼”服务的反动文艺理论中的成分，或被看做复辟奴隶制的工具，遭到了批判。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不高。
新时期以来，关于儒家思想及其与文艺理论关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仅反映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文学批评史著作或美学史著作往往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或理论背景来加以描述，或反映在一些更为集中的专题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的大量出现上，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比较研究更加拓展。新时期以前的比较研究多限于儒家文艺思想与道家文艺思想的比较上（如郭绍虞的《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等），新时期以来的比较研究则不仅仅局限于儒家与道家或孔子与庄子的比较，还延伸到中西方的比较，如用“维护说”来比较庞德的诗歌理论与孔子的文艺思想；从“理式”与“兴观群怨”的比较来剖析孔子与柏拉图的文艺观；以及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作文艺美学观上的比较；等等。
其二，影响研究更为深入。新中国成立前关于儒家文艺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学者们多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或“思无邪”的诗论标准等入手来加以考察，“文革”期间又多从对儒家“礼乐”论的政治批判的角度入手，因而影响研究显得角度单一，且常常过于笼统。新时期以来，这一状况得到很大的改观，相关的研究更为深入，如宋元戏剧观念与儒家诗教之关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戏曲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家的文学观与日本古代文学、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刘熙载文学思想的儒家倾向、儒家民本思想和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文心雕龙》中儒家传统与魏晋思潮的交融及其条件、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严羽诗论与儒家诗教之关系等研究，主题更明确，涉及对象更具体，讨论也更为深入。还有一些新角度的影响研究的展开，如关于毛泽东对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毛泽东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革新、儒家思想对民间文学的影响等，更是前此所未曾探讨的。
其三，对某一文论家及其文艺思想的研究更加全面。如关于孟子，新中国成立前的几篇文章多是阐发其“养气”说的，“文革”期间孟子则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与孔子一起受到批判。新时期以来，孟子的“知言养气”说、“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都在不同层面得到阐发。如关于“以意逆志”说，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原则出发作现代诠释的有之，借助现代西方解释学来加以阐发的有之，从文学鉴赏的基本原则出发来剖析的亦有之。又如，关于荀子，新中国成立前基本没有专论，“文革”期间作为“法家”被列入“儒法斗争”的政治斗争框架中来加以解释。新时期以来，有关《荀子》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荀子对“中和之美”思想的发展、荀子的诗学观、荀子的民间文艺观、荀子对语言美的认识、荀子与孔孟《诗》论之比较、荀子的《乐论》与《乐记》的关系等，都开始得到关注，并且出现了不少总结性的研究，如郭志坤在《荀子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将荀子的文艺思想归纳为“教娱统一”的文艺观、“美善同一”的美学观和追求“内在美”和“中和美”的文艺批评观。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3）。再如对“思无邪”的阐发。新时期以前，“思无邪”多被作为一种诗歌评论标准来看待，新时期以来，则有多种看法，如：“思无邪”是孔子对编纂学的要求；“思无邪”是孔子文艺观的内在弹性调节机制；“思无邪”是孔子对周文化的评价；“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表现的古典文化精神的推崇；“思无邪”是真与善的统一；“思无邪”不是对《诗经》的评价，而是《诗经》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等。这些阐发都是新的学术条件与环境下的新收获，并且更加全面和深入。
其四，整合性研究得到加强。新时期以前有关儒家文艺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的研究多是以对某一人、某一个观点、某一个命题或概念的阐发为主，缺乏更具通观能力的整合式研究，而这在新时期则得到了明显的加强。诸如儒家的人格境界与文学价值范畴转换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文学理性原则、儒家文论的情志关系说、儒家的美学思想的特征和演变、儒家的艺术心理学、儒家“怨刺”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困境、儒家传统的审美意识等一些颇具学术跨度的具有整合性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为学者们所注目或驻足。
二、20世纪儒家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主要论域
从横向上看，20世纪对儒家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论域：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是学者们论述最为集中的一个话题。总的来说，虽然出发点或立论角度各有不同，但都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如陈祥耀在《孔子的历史作用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一文认为孔子的“德治”和“仁政”思想成为古代进步文学家衡量政治和批判现实的主要思想武器，对王充、刘勰、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也有积极的影响。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9（3）。张文勋在《以“政教”为中心的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一文中认为，先秦儒家文艺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它强调文艺的政教功利目的，但又忽视了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和内部规律，先秦儒家强调的是德行为本，质地为基，强调作品思想内容的健康纯正，在此前提下也重视文章之美和“辞达”，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政教服务。载《文史哲》，1986（4）。葛路在《儒家思想与中国艺术》一文中联系诗、乐、书、画等，从道与艺、雅与俗、人品与文品、中和与非中和四个问题入手，考察了儒家思想与中国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儒家思想仍在艺术中起作用。载《文艺研究》，1995（2）。朱恩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一文就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艺中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作了阐述。他认为，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参与意识”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艺影响极大，儒家以理约情的思想防止了中国文艺走向非理性主义，但同时又阻碍了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性的探索，而儒家史学中的“实录”精神对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载《文艺研究》，1996（3）。类似的专文还有张文勋的《孔子文学观及其影响的再评价》、周双利等的《儒家文艺观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姚秋霞的《论儒家诗教对含蓄美的影响》、吴林伯的《孔子的语言艺术对刘勰文论的影响》、刘振东的《多元发展的基础，五彩人生的底色：论孔子对古代作家主体人格形成之影响》、李正民的《孔子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等。张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周文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报》，1998（2）；姚文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0（1）；吴文载《临沂师专学报》，1995（1）；刘文载《文学遗产》，1995（2）；李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二）儒家文艺思想的基本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