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期间，文学改革被提到改良派的议事日程上。变法理论和晚清先进知识分子激烈争辩的“君主”、“民主”及“共和”等政治话语有密切的关联。变法过程本身在实践一种新的理念：重新界定君主和民众的关系；在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同时，由改良人士领导的民智启蒙运动在各地展开。这期间，改良派热烈讨论了“群”的概念，尽管表述各异，基本共识是以英国或日本的立宪政体为模式，保持君主制，但必须转变它的一家一姓私利独裁的性质，而应以群体为基础。他们依违于君主、民主两端之间，孰轻孰重，争议不一，然而讨论得更多的是群体的性质和形态，它似乎更捉摸不透，更令人迷惑。显然在《时务报》上不断出现的有关“群”的话语，反映了他们的内部争论。
麦孟华在《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一文中，似乎偏向于君权一端，但所谓“君权之轻者，莫今日之中国若；君权之重者，莫今日之西国若”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影印本），第21册（1897年3月），页1387。，原来他事实上批评的恰恰是中国的传统君权，无威信、无能力，根源在于缺乏组织、管理民众之术。而在西国，从产业、教育到道路，事事政令分明，安排得井井有条。言下之意，君主有权威，因为处处为百姓着想。这一点在《民义自叙》中表达得更清楚：“而百千万人皆戢戢俯首仰息于一人者，何也？曰：以其饥能食之，寒能衣之，愚能智之，危能安之也。”麦孟华：《民义自叙》，《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页1730。另一方面，麦氏在《民义总论》中亦严厉批评中国的群氓状态：“西民人谋其身，人食其智，专以操业，群以虑事，睊睊覃思，兢于新法，其智宜也。中国之民，捐精塞虑，傀傀盱盱，束身翘踵，仰治于上，瘃万人之身，以操作于一身，键万人之心，以思虑于一心，莽莽大地，芸芸生计，岂一人之力可逮哉？”由此他十分强调民众“自治”的重要性，但自治必须以自我意识为前提，所谓“民智则能自治”，同时它也需要自由的政治条件，如西方国家“上无钤压，人能自主，力有不举，上佽助之，智有未逮，上振发之，民权既重，故能自治”。麦孟华：《民义总论》，《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页1733。
争论的另一端，如欧榘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一文，重心落在民权上。它更传达出一种高亢的声音，代表久被禁锢、奄奄一息的民气，因此大声疾呼，企图唤醒自我意识，其批判矛头对准专制君权的“愚民”政策。他说：“夫不重民，恶乎起？曰：起于有天下者之私，用老氏之术，愚其民而使之易治。密网以束之，垒倒以绳之，纤利以缠绵之，虚荣以颠倒之，积其岁月以枯暴之，禁言时事以锢蔽之”，因此“其民之气既散，益块然干稿，厌缄老洫，安于醉生梦死，不可复阳矣”。他把民智低下归咎于君主，字里行间怨气冲天；在引述欧美各国历史说明“变法皆由民起”时，说到“巴士的狱，幽百年，偶语腹诽，囹圄卒岁，以视吾民何如矣”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时务报》，第50册（1898年1月），页3389—3393。，已将“法国革命”式的民主作为历史之鉴，而在对照“吾民”时，颇含刺激的意味。这和麦孟华的保皇态度不同，他承认“中国文网虽密，遏抑虽深，而民之艺植，上未尝禁其蕃茂也，……民之学问，上未尝禁其讲求也。……上何尝尽夺民权哉”麦孟华：《民义总论》，《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页1734。。他们之间的歧异亦体现了改良派内部激进和渐进的分野。
欧氏的民主倾向，已具有暴力“革命”的因素，无怪乎他后来流亡至日本跟孙逸仙他们一拍即合。这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充分表述为“冲决网罗”说。事实上，“法国革命”的历史已经在中土流播，革命给群众带来解放，而群众在革命中的主动性和爆发力，或足使欧、谭醉心。在《仁学》中，“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这就和欧氏的“巴士的狱”之语相呼应。由此对于“汤武革命”的召唤也似乎不可避免。谭说：“至于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这里修正了“汤武革命”的理论，使之在民族主义的现代语境中得到了重生。“诛独夫”一语凝聚了对于君主的极度痛恨，“故华人慎无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342—344。这就不下于鼓吹“造反”了，弦外之音甚至杀身成仁，不计成败。
“法国革命”所引起的极度惊恐，也反映在章太炎（1868—1936）《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中。其中说到近百年来，“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他虑及风气所及，“民智愈开，转相仿效，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页1257。章氏似乎预见到不久之后中国也会出现西方式的“革命党”。
这时期梁启超已经充分关注“群”的问题，他要写《说群》一书作专门阐述，但没写成。从《说群自序》来看，梁受到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的影向，但他的思路取径独特，并未停留在君主、民主概念的层面上，而更重视“群术”，强调“群”的机制和精神结构的方面。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他首先要求建立一种与现代民族意识相联系的“群”的观念，所谓：
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梁启超：《说群自序》，《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页1729—1730。
对“群术”这一思想的轮廓勾画包含了某种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态，在梁氏的想象里，这是未来中国的蓝图，它不具体表现为君主制或民主制，而是从各种政体抽象出来，在世界格局里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其中每一个人具备民族意识，即个人的存在由群体界定，人与人之间虽有阶级或阶层的区别，但相互之间构成平等的关系。由于这样的群体意识，公众的事务得以达成，其中所运作着的是民主沟通的理性。梁启超的“群术”，现在看来简单而抽象，不足为奇，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明确表述了民族群体的形态，不光标志着如列文森（JosephLevenson，1920—1969）所概括的中国思想由“天下”到“国家”的现代转折，也不止是安德森式的“想象共同体”，其中包含着对民族主体的强烈关注。
流亡日本之后，梁氏仍在构筑“群”的理论，与他对小说的提倡和思考同步展开，而随着政治危机加深，尤其在庚子事变之后，旧式的群众运动既暴露其愚昧，新的暴力“革命”如箭在弦上，这一“想象共同体”的理论表述更见迫切。1899年在赴美洲途中，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梁氏挥手作别旧世纪，放眼二十世纪，赋诗述志：“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心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梁启超：《汗漫录·壮别二十六首》，《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页2326。他已经不那么希罕华盛顿、拿破仑，而更热中追踪卢骚、孟德斯鸠，确定了自己作为启蒙导师的身份，担当起重铸国民之魂的使命，却不无悲剧性地意识到自己“渺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狂喊“举国皆我敌”！
自1902年初《新民丛报》连载刊出《新民说》，梁氏展开了他的“新民”话语。我们可看到，戊戌时期各家关于“群”的思考，或明或晦留下痕迹，但他仍沿着自己的独特思想线路，在世界进化、民族竞争的走向大势中论述他的“新民”乌托邦，此时则融汇旧闻新知，博采众说，然而“新民”话语一方面建构在他这几年所形成的进化、科学、具普世性的“新名词”的知识系统中，另一方面更明确地描画其作为未来中国的实体，加之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所以能大放光彩，不胫而走。在《叙论》中，梁氏论述“新民”之必要：“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在安内攘外的策略指导下，“新民”实即民族的思想建设，以“自治”为根本，其“自由”、“权利”为法律所保障，更需具备“进取”、“冒险”等精神。这些新道德、新伦理的典律——即所谓“公德”——基本上限定在“想象共同体”的社会公共空间之内，对于“新民”的内在机制的理想化描述着重开掘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然而到了1903年，梁氏发展了他的“国家主义”理论，无形中使“新民”的自发性受到了限制。
梁启超将“群治”与“小说”相连，似非偶然。如把“群治”当作“新民说”的别称也未不可。当《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新小说》上发表时，《新民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近一年，已发表的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七。不寻常的是，“群治”这一概念出现在1902年6月，属《新民说》第11节，标题为“论进步”，却另加一括弧，曰：“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这篇文章对国民性作了一种总体的批判。嗣后“群治”被黄遵宪纳入他的国族想象，进一步勾画出从启迪民智到实行民权的具体方案。同年12月在他给梁的信中说：
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吾以为讲求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仆愿公于此二三年之《新民报》中，巽语忠言，婉譬曲喻。三年之后，吾民脑筋必为之一变。人人能独立，能自治，能群治，导之使行，效可计日待矣。《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
在黄氏看来，“群治”代表“合群之道”的最高阶段，既得到各种社会、政治的机能和制度的保证，又是民智和民气充分发扬的结果。信中又说，“公言中国政体，征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逞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矣。”就把“合群”和“群治”命题纳如“立宪”的框架。如所周知，梁氏流亡日本之后，思想上殊受黄的影响。至1902年冬，梁开始从他的暧昧激进的“革命”立场撤退，此后自新大陆归来后倾力于宣传立宪式的“国家主义”。自1902下半年黄直接介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发挥作用尤多，而这一封信的论述可为梁的思想理路的转折提供见证，并针对梁的激进破坏之论诤诤告诫，“愿公纵笔放论时，少加之意而已”，其影响力不能低估。
思想的理路，集体的认同，昭昭在是，可得而循之。然而梁、黄的论述具有的“想象”特质，尚缺乏关注。梁氏的国族想象作为一种观念的构架，与那种严格定义或逻辑推断的论述不同，它诉诸公信与认同，由此获取其自信与狂想的反馈。梁氏一面汲取新知，回应现实，在“新名词”的支架上迅速建构其概念的巨厦，一面他的理论的叙述体中渗透着情绪和大量的形象修辞。这或许更能理解他自己所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的特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页77。
“保守性与进取性”的冲突和戊戌时期改良派关于“群”的论争密切关联，就在上面提到的《论进步》中，梁启超极其激动而雄辩地发挥了一通“破坏”即“进步”之论，甚至称颂有由于法国革命的“空前绝后之大破坏”，使欧洲列国拜受数十年和平。在这里仍可听到早年谭嗣同、欧榘甲的激进论调的回响。如果说对于“立宪”的选择是更为理智的，但有关法国革命的历史更具图像化，仍盘缠于脑际，它既有血流成河的可怕记忆，另一面给群众带来解放的许诺令人醉心，更能引发想象性的表述。
黄遵宪一再称道梁氏“新文体”的魔力，正如他期望的，梁能通过“巽语忠言，婉譬曲喻”继续其启蒙“新民”的论述。研究梁所运用的比喻、图像语言及修辞等，或更能揭示其国族想象的虚构想象的“迷思”特质，与小说的功能不无相通之处，这在本文中不可能详述了。
五、小结：百年回顾“潘朵拉之盒”
1895年，勒邦（GustavLeBon，1841—1931）发表《群众心理》一书，声称“群众时代”已经莅临GustavLeBon，Psychologiedesfoules（Paris：Alcan，1895）.此书向被视为关于“群众”的开山之作。参ClarkMcPhail，TheMythoftheMaddingCrowd（NewYork：AldinedeGruyer，1991），pp.25。另见SergeMoscovici，Agedesfoules（Paris：EditionsdelaMaisondesSciencesdel’Homme，1985）。此书已译成中文，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群氓的时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65—137。，在中国知识界则惊呼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说由此历史启动了群众这一巨大的活阀而中国文化从中心朝边缘方向的移动，亦不为过，而康、梁等得其先机。由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意味着他对于“群众时代”的莅临的历史挑战充满狂想、魄力和灼见的回应；而借小说达到“群治”这一命题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之深远，却为梁氏始料未及：民族精神的文学表述形式负载着建构现代国族想象的功能，与不断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始终。
尽管“小说界革命”如过眼云烟，但革命既未停步，小说更见兴旺。作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主题，小说被确定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载体，不仅对晚清小说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包含的小说／社会的整体性及民族文学的主体意识等方面，为“五四”文学所继承。更确切地说，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小说的展开，事实上被笼罩在梁启超的这一灼见的观照中。而本文在使用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时，更指出小说中国的特殊境遇，即这一国族想象的主体再现，存在小说形式与历史运动之间的张力，直到三四十年代，虽然这一民族主体再现获得某种意识形态的确定形式，但失去了为梁启超所强调的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张力。
回顾百年前梁氏的断言：“二十世纪为经济上竞争革命之时代”，“而经济上竞争之大权，实握于劳力工人之手”梁启超：《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第19册（1899年6月），页1190。，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远胜同代人的前瞻。如果把他的“小说”和“群治”读作一个有关大众传媒的“罗曼史”的寓言，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仍前景无量。
莫斯科维奇说：“对于勒邦来说，群体的时代便是想象的时代，统治他们的人是靠想象力统治的。”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群氓的时代》，页136。当初难怪梁氏对待小说又喜又惧，正因为小说具有“想象”的魔力。然而凭借小说，或许更照亮了他的国族想象的论述，其魔力不下于引人入胜的小说；或许小说更如“潘朵拉之盒”，一旦打开，便不受控制，遂造成20世纪的“小说中国”波澜壮阔，欲歌还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