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批评家们已无法否认NRF对法国现代小说演进所尽的功绩。如无NRF，法国今日的小说可能还逗留在法郎士与蒲尔泽的阶段。NRF不仅替法国现代小说指点了一个方向——一个真正现代的方向，而藉它的力量，法国的小说才终于接受了普卢与纪德的道路。
法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开始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发表于一九一三年NRF上傅尼哀的《大磨纳》，赖尔波的《拜那波》，和一九一四年纪德的《梵谛冈的地窖》与普卢的《史璜之路》，是奠定法国现代小说影响最深广的四部小说。
傅尼哀（Alain Fonrnier）的《大磨纳》（Le Grand Meaulnes）是一个年青人所写的一本洋溢着青春的小说。作者于一九一四年死于战场，而《大磨纳》是他唯一完成了的一本作品。他在十六岁时（一九〇二）就起了写这本小说的动机，至二十七岁才写成，全书连载于一九一三年NRF七月至十一月号上。这是作者自身所经历的一个精神上恋爱与冒险的故事。小说的背景是他恋恋不忘的故乡的景色，人物是一对但丁与Beatrice式的年青人。故事的吸引力存在于青春丰富的幻想以及这心灵冒险所启示的生命意义。傅尼哀是属于承受了马拉尔美与韩波的文学教养而最后接受了纪德的影响企图超脱象征主义的这一类年青人。他这一本织细而纯净，充满着幻想与热情的小说，曾作了战后一代无数青年作家的范本。
赖尔波（Valéry Larbaud）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辜立律支（Coleridge） 《古舟子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翻译。家庭环境的优裕使他自幼能遍历欧洲并以世界性的涉艺主义诗人（Poète du dilettantisme Cosmopolite）闻名。他的小说《拜那波》（Barnabooth）也充分地表现了这一倾向。小说中的主人公拜那波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修养而富于理想主义的人物，故事的重心在于这人物企图从这可耻的优俗环境中去解放他一己个性的挣扎。正像傅尼哀的《大磨纳》代表了现代小说中的冒险文体，赖尔波在他的《拜那波》中独创了小说中的旅记文体。
但对战后一代激起最大影响的小说，自当数纪德的《梵谛冈的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有人认为纪德自身是一个不完备的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最自然而最完备地同时预示并反映了每一阶段的时代气氛与他自身在这气氛中的敏感性。
纪德（André Gide， 1869—）初期的作品不少都在《法国水星》（Mercure de France）上发表。《法国水星》是一个象征主义派的杂志，而纪德那时也还正是一个象征主义派的作家。纪德不仅和马拉尔美过从甚密，而且在象征主义中期中（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他的《凡尔德手册》（Les Cahiers dAndré Walter， 1891），《凡尔德诗抄》（Poésies dAndré Walter， 1892），《纳蕤思解说》（Traité du Narcisse， 1892），《爱情尝试》（Tentative amoureuse， 1893）与《幻航》（Voyage dUrien， 1893）都是很成功的象征主义作品。而尤其是最后两种，虽然是用散文写的，却最富于象征主义的诗意。其中并无确切的故事与外在的情节。它们的魅力存在于暗示。作者使现实精炼成只留下一种回忆，一种香味。但自一八九五年的《沼泽》（Paludes）开始，接着是一八九七年的《地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一八九九年的《脱镣的普罗美德》（Le Prométhée mal enchainé），一九〇一年的《刚陀王》（Le Roi Candaule），与一九〇二年的《背德者》（LImmoraliste），在这些作品中纪德已逐渐和象征主义的步调疏远起来。《地粮》是对大地和大地中一切予人以欲乐的事物的颂赞。“在书本中读到海滩上的沙土是轻柔的，这对我是不够的；我愿我赤裸的双足印在上面……”这已是转向现实的呼声。《背德者》更进一步显示出纪德演进的倾向。虽然这本小说的情节依然是内倾的，它的美是心理的，但它已显著地采取了实生活的步姿。纪德真正决定走上小说家的道路的是从《窄门》（La Porte étroite）开始。《窄门》发表于NRF一九〇九年的创刊号上。这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仅在作者的写作生活中划清了一道和象征主义分手的界线，而同时也表明了纪德和他所创办的NRF的方向：集中力量支求小说的发展。《窄门》故事的焦点表现于爱情中灵肉的冲突。这本小说曾极受当时批评家们的赞誉。但纪德的作品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始终只存在于“文艺圈内”，换言之，只受极少数一部分读者——包括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与认识。
第一次大战以后，纪德突然在文坛成了众目集注的人物。这直接的起因由于大战前夕他在NRF上所发表的《梵谛冈的地窖》。无疑，这是纪德写作以来最大胆而最起了作用的一部小说。所谓“大胆”包括其中的机巧性，坚强感，与傲世气态；所谓“最起了作用”是指这小说中的主人公Lafcadio所引起的冒险气氛与构成这人物的心理现象：“无谓行为”（Lacte gratuit）。Lafcadio看着同车厢坐在他眼前的一个不相识的旅客长得太丑，当火车在行进中，突然心中不知起了一种什么冲动，便毫无目的地把他抛出窗外。造成这小说的心理深度的即是这不带利害观念而也不知其动机之由来的“无谓行为”。它代表了对生活过于严肃的一种反响，尤其是当这清教徒式的严肃在现代生活中已无从发挥它的用处，已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第一次大战后的一代，经过这战时严格的纪律生活，一下回复到往日的和平时代，而实际却又已找不到他们记忆中的往日，处在这一种“彷徨”与“无所适从”的境地的青年们如何能不在Lafcadio身上看到自己的写照？无疑，Lafcadio是纪德所创造的人物中最富吸引力的一个，他的无限蓬勃的青春是一种最奇特的诗境。战后一代的青年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理想，找到了一位长兄。纪德在第一次大战后突然引起了一般读者的注意与爱好，曾那样地影响了战后一代青年的思想，正因为他在他作品中不仅表达了一己的敏感性，而同时更预示了时代的敏感性。
后于《梵谛冈的地窖》，纪德在一九一九年的NRF上又发表了一个中篇《田园交响乐》（La Symphonie Pastorale），此后几年就不见他再有小说出现。而突然在一九二五年的NRF上他发表了他的巨著：《伪币制造者》（Les Fauxmonnayeurs）。纪德自称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以前所写的小说他自己一向称之为Sotie（讽刺）或Récit（故事），换言之，都不合他理想中一本小说应具的条件。他理想中的小说的对象应既不是“我”的描绘，也不是独特的“另一人”的描绘，而应是代表“人人”的一幅壁画；而更主要的是这“人人”不应是反映在一个“我”中，而是“人人”反映在“人人”心中。这一庞大企图自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已早在他心中生根，但他一再压抑，迁延，求它自然的成长与成熟，直至一九二五年才完成了他在日记中时时焦心地提到的一部“最重要的待写的作品”。
这部当代批评家称之为“总和小说”（RomanSomme）的《伪币制造者》错综地处理了三个主题：青春期的儿童的反叛，中产家庭的腐烂，与艺术创造。作者用前两个主题构成了他小说的广度，用最后一个主题去构成它的深度。小说中的小说家爱德华也在那儿写一部叫作《伪币制造者》的小说，从这一手法作出发，作者才使艺术创造本身也成了小说中的主题之一。我们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双重企图：在艺术上去达到“现代小说”求深度的理想；在伦理上表现出“纪德思想”的特征：动力平衡。在灵与肉，艺术与生活，表现与克制，个人与社会，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上帝与魔鬼各方面的对立与冲突中，相反相成，相推相吸，而产生了“生命”求平衡与前进的动力。
正像梵乐希与克劳台平分了法国的诗坛，纪德与普卢合占了法国小说的天地。这四大洪流虽各有各的河道，汇合起来则构成了法国现代文学的源泉。
当第一次大战时期人人都忙着战时工作，因病免役的普卢（Marcel Proust， 1871—1922）却关起门来昼息夜作急躁地赶写他的小说。普卢自幼患着一种神经喘息症，享尽了少年时代放浪与豪华的生活，到晚年，自知死神随时伺候在他身畔，便一心一意从艺术中去求千秋。他在去世前终于完成了他这部不朽的巨著《往事追迹录》（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部“江河小说”（romanfleuve）全长十六册，包括七个长篇。其中第一个长篇《史璜之路》（Du Cté de Chez Swann）出版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其余《似花少女群中》（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盖芒脱之路》（Le Cté de Guermantes）陆续由NRF出版社于战时及战后出版，《所多玛与峨摩拉》（Sodome et Gomorrhe）与《女囚》（La Prisonière）付印时普卢病势已很严重，乃由NRF仝人里维埃与加波里（G. Gabory）代为校阅，最后两部：《失踪的婀尔培丁》（Albertine disparue）与《追回的时日》（Le Temps retrouvè）则在作者故世后出版。
这一部大半在战事期间写成而与战事毫不相干的“江河小说”，不仅在文艺上另创一个新的天地，而同时替现代人在生活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往事追迹录》并无一般小说所具有的曲折的故事与动人的情节，时间与空间在这小说中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地位。用一个抽象的比喻，这可说是为“遗忘”与“记忆”所写的一部史诗。作者藉种种琐事细节描绘了第三共和下行将没落的一代——法国贵族的后裔。但他并不用一般写实的手法，认为这只能软弱地划出每一事物的线条与平面，而不足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世界，一个更丰富而内在的世界。因此普卢独创了他一己的文体，一种紧随思想节奏与生命节奏的文体。他表达了他人所无法表达的心理与情愫。性的错综与世俗的虚荣构成了普卢所创造的人物的动力，作者用中立的敏感性冷静地记下了他们与她们的喜怒哀乐，用锐利的透视力深入到潜意识的领域——人性灵魂壁角的深处，他用“现实的灰尘与魔术的沙金”织成了这一件希有的艺术品。普卢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虽然对一般的读者他显得像是一个无法接近的作家。
求深度是现代法国小说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题材的拓广与篇幅的增长则又是它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像普卢这样的长篇——现代史家称之为“江河小说”或“环形小说”（romancycle）——在现代法国小说中颇为流行。这一类长套小说的种类也很多，有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有以家庭为出发点的，更有以集体为出发点的。
属于第一类的除普卢的《往事追迹录》外有罗曼罗兰于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二年间出版的《约翰·克里斯朵夫》（Jean Christophe）。这部小说在当时曾轰动一时，但今日在法国却已被人遗忘。罗曼罗兰以国际主义者的立场选了这一位生长在德国的音乐家约翰作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藉他的目光批评了法国当代的文化。这部小说曾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各国译本所发挥的力量又远胜于原著，因为在法国“文艺圈内”，罗曼罗兰的文体被认为太不合法文精密与典雅的尺度，而这部小说的缺乏心理深度也是所以使它受法国文艺界漠视的原因。
以家庭为出发点的江河小说目前最受人注目的是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的《谛波这一家》（Les Thibault）。全书包括八个长篇，出版于一九二二至一九四〇年。其中第一部《灰抄本》（Le Cahier gris， 1922）与第七部《一九一四年夏天》（Lté 1914）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杜加尔是一个极具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技巧非常纯熟，写作从不草率与取巧。他的作风保持着十九世纪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传统。杜加尔最初以一九一三年NRF上发表的《约翰·拜罗》（Jean Barois）成名，于一九三七年曾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除小说外，他还写过一些戏剧。
另一个写长套小说的作家是杜雅美（Georges Duhamel）。他的第一个长套《沙拉文的生死》（Salavin）共四卷，出版于一九二〇——三二年。主题描写一个敏感而胆怯的主人公沙拉文由于无法适应他的环境终至死亡的种种遭遇。以性质上说这还是属于第一类的江河小说。杜雅美的另一个长套《巴家编年史》（Chronique des Pasquier）以本世纪初年一个法国中产家庭的生活作主题。这长篇如今尚陆续在出版中。
最后以集体作出发点的长套小说可举“集体主义”（Unanimisme）的倡导人罗曼（Jules Romains）的《善意的人们》（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为代表。这部江河小说至一九四五年止已出二十四卷，作者的意思希望能写成三十卷。这是法国现代生活一幅巨大的壁画，其中穿插了第一次大战，而尤其是保卫凡尔登（Verdun）之战的描绘。罗曼在他的诗歌，戏剧，与小说中阐发了他的“集体主义”，认为集体的重要性远胜于个人。因此集体灵魂，集体人格与集体情绪都成了他作品的主题。他曾任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国际笔会的主席。
此外可列入江河小说的尚有裴爱（René Béhaine， 1880—）的《一个社会的故事》（Histoire dune Société），共十二卷，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九年版；法兰西斯（Robert Francis）：《第三共和时代一个家庭的故事》（Histoire dune famill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与拉克戴（Jacques de Lacretelle）的《高桥》（Les Hauts Po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