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逼近之时，加缪对在监狱中的默尔索最后的心理描写堪称经典：“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62。
这段文字被人引用得太多，以至于已经显得过滥。但我仍然挡不住诱惑抄写在此处，是因为它实在太美。从中可以看出，默尔索的和解不是与他曾抗拒过的虚幻宗教的和解，而是和真实生活的和解，他彻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生活是这样具体实在，一切抽象都结束了。宇宙的基本实在就是‘我的生活’。”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梓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14。同样，默尔索的和解也不是与虚伪社会的和解，而是对自然之美的认同，对朴素生活的回归，因为，正如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说，“在一种高于生活的素朴性的反思中，向生活的素朴性的真正回归，是唯一可能的一条可用来克服那种处于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哲学的‘科学性’之中的哲学素朴性道路，这条道路将逐步地得到说明，并终将得到澄清，同时，它将为曾经反复被提到过的新的维度打开大门”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页249。。
显而易见的是，默尔索，这位被命名为“无意义的烈士”的死亡，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显出了意义。这就是体现在作家身上的如下结论：对于勇敢担当荒诞与虚无、毕生探求人类生存状况的加缪来说，他“从不曾容忍人类本性的这种堕落，他称此为虚无主义。也许由于出身卑微，他不得不拼命奋斗去争得享受文化的权利，因此他并不满足于当一名艺术家。他身上没有丝毫猎奇者、怀疑论者和犬儒主义者的味道。他致力于为自己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形象，一种道德即生活的法则将会由此产生。如果说他初步的分析使他得到了荒谬这个结论，那么他并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是为了寻找出路，为反抗，为爱”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页1。。
二形而上的反抗
1957年，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答谢致辞中，加缪饱含深情地说：“作家的职责，是在于团结大多数的人民。他的艺术不应该和一切的谎言和奴役妥协。因为，不论谎言与奴役在什么地方得势，都会产生孤寂。不论我们个人的弱点是什么，我们作品的高贵处，永远是植根在两项十分艰于遵守的誓约：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并且奋力去抵抗压迫。”卡缪：《卡缪致答辞》，见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34卷，（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页9。这份艺术宣言显然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因为正是在其继《西西弗神话》（1943）之后的第二个系列作品中，加缪开始了自己以“反抗”为标志的写作之旅，并最终“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卡缪：《卡缪致答辞》，见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34卷，页1。。这个系列的作品，包括小说《鼠疫》（1947）、戏剧《正义者》（1949）与理论著作《反抗者》（1951）等。综合来看，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反抗”为旨归，回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可称为是从孤独到团结的进步，从个人意识到集体斗争的发展。总而言之，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生存，是这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
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指出的，荒诞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离开了人，荒诞也会随即消失。而所谓“荒诞的人”，是“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是既能行动又能静观的人。
但认识到荒诞只是作出判断的前提，是思想的出发点。而对于这个严峻的时代而言，重要的已不再是认识，而是需要采取的态度。或者说，在荒诞的条件下，人该如何行动：是以自杀来结束荒诞的人生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加缪的回答是：“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与欧律狄刻相反，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这样，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99。由此，在维护人的尊严的意义上，加缪为“荒诞的人”选择了肯定人生的“反抗”之途。
既然“反抗”是人的必然姿态，那么，在加缪的概念里，“反抗的人”是个怎样的形象呢？在不同的场合，加缪曾反复指出，人是唯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生物，换句话说，“不满足”是人的真正本性。不过，他又强调指出，这种“不满足”并非漫无边际的抗拒。虽说“荒诞的人”不必沉湎于对神的幻想中，因为他不需要某种至上的存在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但也不必迷失在“自在的自由”之中，因为他不需要某种先验的东西来“为自己设立栅栏”。人的唯一的骄傲是，他发现了自己的自由，惟其如此，他才能穷尽现实；惟其如此，他才称得上是一个“反抗的人”。
但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旨在获得自由的反抗，还是旨在摆脱荒诞的反抗，真正的反抗者都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加缪说：“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57。（本章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这是因为，生存的底线，是反抗者表明自己生命姿态时的前提。这一底线，就是做人的尊严感。对尊严感的渴望使得反抗者在一切行动中，都能坚定地捍卫自我本己的某种意愿，从而形成一种发自本能的价值判断，在危难时做到不屈与不移。因此，反抗者往往是一个长期沉默的人，他缄默地沉浸于自己心灵的天地，似乎呆若木鸡般地被世界所遗忘。“然而，他一旦开口说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成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页158）
在加缪看来，具有一种普遍性，即足以理直气壮地适用于一切家族、种族或民族的普遍性，是这种能作为“依据”的价值观念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说，只要是属于人的价值，只要是人所渴求的权利，都应该在所有人身上得到体现，即使受到损伤的是我们的对手。在这里，加缪充满激情的表白让我们领会到一个人道主义者的伟大：“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们遭受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所形成的。人在反抗时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页159）实际上，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这种能促使人自我超越的力量，就是作为人之本质的对自由的渴望。
的确，正如别尔嘉耶夫曾指出的，“作为主体的存在是个性的生存，是自由，是精神”。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页92。只有葆有对自由的渴望，才会有对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也只有葆有对自由的渴望，才能敦促“荒诞的人”抬起“反抗”的眼睛。因此，与奴隶反抗其生存状况相类似，形而上的反抗者同样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是，他又不止于此。用加缪的话说，“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页164）。这也意味着，后者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时，要求的其实是一种根本的改变，即希望通过追求自由实现生活的幸福与圆满。
可见，形而上的反抗是比奴隶的反抗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它不肯接受的是世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加缪的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反抗，与其说是对荒诞的反动，毋宁说是其思想逻辑的正当结果。这同时告诉我们，在加缪的写作中，并不存在判然有别的由荒诞到反抗的两个阶段，后期出版的《反抗者》也绝非是对《鼠疫》与《西西弗神话》的否定。实际上，这三部在加缪创作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只有写作阶段的不同，而没有思想方向上的差异。正如有研究者曾恰切地指出的，“加缪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郭宏安：《阿尔贝·加缪》，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485。。通过作为一种思想态度的“反抗”，加缪力图建立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驻足于理解、博爱、节制与平衡之上的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对维克多·雨果式的人道主义的继承，更是对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描摹与追怀。在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它别具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
那么，对于形而上的反抗者而言，他所着力反抗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要实现的目标又是哪些呢？实际上，早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已经用毫不迟疑的语气这样说过：“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99。如果细致审理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尤其是联想到加缪曾将“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判定为“荒诞”的三个结果，那么显然可以还原出一个值得信赖的分析思路：理智而清醒的现代人认识到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认识到“自身的阴暗面”之后，他所面临的必然选择是：自杀还是反抗？如前所述，加缪在这里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反抗”而拒绝自杀。而一个选择反抗的人进一步将“荒诞”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在“自由”中触及了生命的激情。毫无疑问，终极的“激情”正是能够借以挥洒生命的创造。可以认为，只有通过创造，荒诞的人才不仅实践了对自由的追求，而且真正回答了“如何做人”这个现代性困境中的终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