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大醉侠》、《独臂刀》等武侠电影在韩国热映，每部影片都超过20万观影人次，促使“邵氏”电影在韩口碑强劲提升，促使其可以更有实力向韩国影人抛出合作的橄榄枝。这一时期，“邵氏”主要借鉴与日本影人合作的模式，诚意邀请注重商业性、娱乐性电影创作的郑昌和、金洙容、崔庆玉等韩国导演为邵氏拍片。其中创作最突出的是擅长动作片的郑昌和，1968年以后，他受邀为“邵氏”拍摄了《艳谍神龙》（1968）、《千面魔女》（1969）、《女侠卖人头》（1970）、《饿狼谷》（1970）、《六刺客》（1971）、《来如风》（1971）、《天下第一拳》（1971）等影片，为“邵氏”动作片、间谍片的国际化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天下第一拳》成功开启了西方主流电影市场上的第一波香港功夫片热潮，该片以中国英雄争夺“天下第一拳”美名的成长情节、不同门派功夫招式的依次展示，特别是主人公克敌制胜的发光发红的铁砂掌，极大满足了美国观众猎奇的心理，被美国媒体评价为“这种迎合暴力的功夫情节电影，似乎具有全方位的穿透力”、“涵盖了所有可能吸引观众的爆发性因素”。《天下第一拳》影评，综艺（Variety），1973年3月28日、3月21日。1973年3月21日，它被安排在美国洛杉矶和纽约少数影院局部上映，连续数周位居两地的票房前五名《好莱坞报道》（HollywoodReport），1973年3月至5月。，4月底再被安排在美国近1000家影院大规模上映，跻身于当年美国七大卖座电影之列，并成为入列1973年全球上半年度十大最卖座影片的第一部华语片。吴昊主编：《武侠·功夫片》，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前言。
正如张彻所说：“中国电影要为外国人普遍接受，不能靠我有人有的东西，偶然得奖也只影响极少数知识分子。要在一般观众中起作用，还得靠特殊的‘中国功夫’。正如日本打开国际市场，也是靠他们的‘武士道’影片，黑泽明导演在国际影坛上，也是凭‘武士道’电影成名。此乃人无我独有之故。”张彻：《粤语［残］片》，《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页8。中国功夫电影1973年走入美国引发狂潮，这既是“邵氏”自觉探询动作电影新美学的胜利，也是其在对外合拍中摸索出将国际人才“为我所用”的重大胜利。
三拓展：“嘉禾”全球部署，海外市场多向开拓
1970年，邹文怀、何冠昌、梁风脱离“邵氏”，自创“嘉禾”（嘉禾电影［香港］有限公司），以多年在香港影界的人脉资源，成功拉拢罗维、黄枫、吴家骧、徐增宏等导演和王羽等明星，得到曾是“邵氏”劲敌、现已制片业衰落的“国泰”在东南亚发行、院线上的支持，翌年还得以接手即将结业的“国泰”片厂。尽管如此，但相对于当时“邵氏”所具有的制片、发行、放映等产业链条垂直整合以及“邵氏”在香港本土、东南亚外埠市场的雄厚优势来说，“嘉禾”创立初期目标远大却条件简陋，在“制—发—放”各环节均劣势明显。
或许正因为“嘉禾”既没有独属于自己的片厂基地，也没有可以掌控的市场院线，这种一穷二白的被动状况正好促成了“嘉禾”对外借势、多向推进的主动发展思路。比如“嘉禾”自始至终确立并贯穿了制片方面应对创作瓶颈、节约运营开支且利于市场开拓的广泛合作制片模式：一方面与香港、台湾等相关片厂、基地密集合作，推出了创业作《天龙八将》（1971，罗维）、《追击》（1971，王天林）、《鬼流星》（1971，罗维）、《鬼怒川》（1971，黄枫）等外景拍摄的电影；另一方面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强与罗维、李小龙、许冠文、洪金宝、成龙等著名影人的弹性合作，为香港电影率先摸索和推进“独立制片人制度”模式，创造了“真功夫片”、市民喜剧片、喜剧功夫片等重要电影美学潮流。
值得关注的是，“嘉禾”由初期外向性创作中确立了主动开放的思路，逐渐建立起由制片到发行放映、由亚洲到北美的全球拓展模式，发展成为香港电影海外拓展的重要推手。
1.从日、泰、韩入手，海外取景和对外合拍同步推进，实现亚洲区域多方位突围
对香港电影来说，本土市场容量太小，东南亚多国多地区是赖以生存的重要海外市场。这一点对于曾长期担任邵氏宣传经理、熟稔香港电影业界的邹文怀来说，是非常清醒的，特别是面对如日中天的“邵氏”在香港本土的强势主导局面。因此，亚洲区域市场的抢占，是初创期“嘉禾”成功的关键。为此，“嘉禾”自觉从日本、泰国、韩国等国家入手，采取海外取景和对外合拍同步推进的策略，努力实现亚洲多国市场的多方位突围。
1971年，在武侠功夫片日渐兴盛的背景下，“嘉禾”率先试水与日本电影的合作，联合“永联”与日本人胜新太郎的“胜氏”公司合拍了影片《独臂刀大战盲侠》（徐增宏、安田公义导演），影片大胆突破江湖冒险、恩怨纷争的常规叙事模式，主动结合此前香港电影《独臂刀》轰动效应和日本常拍常新的“盲侠”系列电影现象，将“独臂刀”和“盲侠”作为中日对决的重要叙事符号，在娱乐框架中融入了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具有自觉的跨界融合创作理念。而且为了适应香港、日本市场和迎合两地观众的娱乐需求，影片设计了香港版“独臂刀”胜利、日本版“盲侠”战胜的双版本结局。影片尽管在港公映时票房斩获仅155万港币，并不轰动，但从创作到营销所具有的自觉迎合或市场投机的做法，再加上此片随后在港被“邵氏”提告侵权、最后被判处作为补偿版权归“邵氏”所有，使之成为香港电影史上影响争议颇大的一部影片。此外，同时期“嘉禾”还以外景结合聘请部分日本演员参演的形式在日本创作，推出了罗维电影《冷面虎》（1973）、《海员七号》（1973）等影片。
整体而言，无论合拍与否，“嘉禾”在日本拍摄电影的成本较高、票房收益和海外效应非常有限，迫使其尝试改道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七十年代初，正逢“嘉禾”创业之初众多电影票房不佳、为“邵氏”强势压制之时，喜得因邵逸夫霸道而错失的李小龙自美返港加盟，1971年遂很快推出在泰国拍摄的《唐山大兄》（1971，罗维），公映后创造了319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的市场佳绩，不仅造就李小龙瞬间走红，也令“嘉禾”顿时扬威吐气。由此泰国作为开启“嘉禾”新气象的亚洲福地，陆续受到众多“嘉禾”电影的青睐。1973年，罗维导演带领王羽、许冠杰、张艾嘉等演员到泰国拍摄了《佛国游龙》（公映时改名《龙虎金刚》），韩国导演郑昌和在泰国为“嘉禾”拍摄了洪金宝、黄家达、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少林拳》；1974年，黄枫导演推出了部分外景在泰国拍摄的《中泰拳坛生死战》。
“嘉禾”很早就在韩国成功布局。1972年，与申相玉的“申氏”公司合拍推出了《山东响马》、《铁掌旋风腿》、《合气道》等三部黄枫执导的电影，其中《合气道》公映后本土票房尚佳；1973年，郑昌和再拍韩国实景的《黑夜怪客》，黄枫又推融入跆拳道的《跆拳震九州》；1974年，吴宇森到韩国拍摄了《女子跆拳群英会》；1977年黄枫赴韩再导“嘉禾”大制作动作片《四大门派》。整体而言，尽管这些在韩拍摄的“嘉禾”电影市场反响并不突出，但是部分影片对于嘉禾的国际化拓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合气道》成功输入美国、《四大门派》英语版本世界发行等。就创作而言，“嘉禾”因没有片厂、香港地方小，韩国因有漂亮外景和保护完好的庙宇古迹，是拍摄功夫片的好地方，所以《少林门》（吴宇森）、《生死决》（程小东）等随后的“嘉禾”电影也在韩国拍摄。成龙、洪金宝、元彪主演的诸多电影常以合拍片形式出现在韩国，在韩国引领香港动作片潮流，就韩国来说，跟“嘉禾”合作更像是辅助工作。“嘉禾”在1973年李小龙去世后持续推进与韩国的合作拍摄，还有寻找下一个李小龙人选的意图，因为跆拳道踢腿形式最接近于李小龙，但随着七十年代后期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醉拳》等喜剧功夫片的成功，“嘉禾”遂转回香港本土全力支持成龙。
随着李小龙电影的火爆推进，“嘉禾”随后的亚洲推进主要体现在外埠市场发行上。比如李小龙电影《精武门》、《龙争虎斗》等多部影片，在日本、韩国、泰国等多国热映，形成了亚洲地区强劲的“李小龙真功夫片旋风”；随后许冠文市民喜剧电影《鬼马双星》、《半斤八两》等畅销日本，洪金宝、元彪、成龙的动作片等在日本长期流行等。不仅如此，“嘉禾”还创造了李小龙、成龙两位风靡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的香港偶像。由此，“嘉禾”成功实现了“邵氏”通过与日合拍或聘请多位日本导演拍片都未能实现的开启日本市场、征服日本观众的目标，为香港电影开拓了亚洲发展的良好格局。
2.以李小龙电影开启美国市场，成立西片部主导美国拍片，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拓展
自七十年代初刚创立时本土弱势、外埠困境到七十年代中期迅猛突进、国际化海外拓展，“嘉禾”仅用了短短的数年时间，这既归功于邹文怀、何冠昌等主导者的宏大气魄、科学规划和远见卓识，也关乎于“嘉禾”难能可贵的运气，关键转机在于李小龙的加盟。可以说，李小龙是“嘉禾”的牵引者，他的电影数量不多，但却帮助“嘉禾”电影席卷亚洲、走进美国。
1971年，李小龙主演的第一部功夫片《唐山大兄》甫一推出，香港票房就高达319万港币，刷新香港电影票房纪录；随后1972年《精武门》拍摄完毕公映，香港票房突破400万，在日本、韩国等掀起李小龙热潮，这旋即帮助“嘉禾”瞬间脱离资金贫乏、收益不良的困境，而转为具有行业美誉度、亚洲市场优势效应的电影公司。1973年5月，继“邵氏”《天下第一拳》成功试水美国市场后，李小龙第一部功夫片《唐山大兄》在美开局，随即成为当周票房冠军，并连续数周位居票房榜前列。此后《精武门》借力1972年获奥斯卡奖的法国电影《法国贩毒网》（TheFrenchConnection）而取英文名“TheChineseConnection”，1973年6月在美国全线上映（之前已有一轮局部上映），最初两周共有5.8亿人次进入影院，票房总收益超过1.2万英镑数据源自亚历山大·斯托特：《中国跳棋》（ChineseChequers），《电影与拍摄》（Film&Filming）1973年第229期，汉森图书，页27。，对美国市场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效应。紧接着，美国“华纳”公司主动接洽“嘉禾”，以超过百万美元投资合拍了《龙争虎斗》，将武术动作和詹姆士·邦德式超级间谍模式结合，将李小龙以一敌众、出神入化的功夫武艺淋漓展现，全片“制作水平高超，结构紧凑；光影处理，色彩调度和谐流畅”霍华德·汤普森：《龙争虎斗》影评，《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1973年，26：1。。正如媒体预料，“一部创新的动作片，可以与邦德系列电影相提并论，必然能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它成功地向观众呈现了惊险不断的体验，无论观众年龄和知识水平如何，他们都会被影片中超级英雄式情节所深深吸引。”新片分析《龙争虎斗》，《电影学刊》（FilmBulletin），Wax出版公司，1973年，页30。1973年8月22日，影片在美上映后顺利登顶3周的美国票房榜冠军宝座，而且连续8周占据美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沿位置。如此热映，除了影片本身的优秀品质，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意外身故的悲剧更是推动观众热情、票房高涨的重要原因。
尽管李小龙仅为“嘉禾”拍摄了四部半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死亡游戏》［此片拍摄期间李小龙去世，部分由替身完成］），从数量和影片首映票房来说是有限的，但是为“嘉禾”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应却是久远的。李小龙去世后翌年，“嘉禾”在港重映《精武门》取得了超越于同期《七省拳王》、《福建少林拳》等新片的77万港币票房；1980年《精武门》再次在港重映，票房竟高达414万港币，进入当年十大最卖座电影行列。据资料统计，1975—1981年间，“嘉禾”十次重映李小龙旧片，竟然九次票房都超过百万港币。蒲锋：《嘉禾创立之架构及发展》，蒲锋、刘嵌主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页24。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李小龙电影征服了全球无数观众，粉丝遍布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在去世以后数十年间，他的电影多次被重映且票房突出，其非影院收益也被持续开发，玩偶、T恤衫、海报等产品在香港、美国、日本、韩国、伊朗等地热销，电视播映、DVD租售、网络播映等版权开发也被层次推进。
李小龙电影美国热潮给予“嘉禾”信心，与“华纳”合拍《龙争虎斗》也让“嘉禾”有了好莱坞拍片经验，随后“嘉禾”的国际化发展思路被进一步拓展。1975年，大胆挺进美国，成立西片部，专门制作在美拍摄的电影，并主推嘉禾电影的美国发行。嘉禾学习好莱坞独立制片经验，自身不投入很多的钱去拍电影，而主要依靠跟好莱坞大型制片公司合作，以电影的未来收益做抵押向银行融资，专门聘请资深美国银行高管来负责电影融资及财政管理业务。以此方式，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嘉禾”陆续推出了《荷京喋血》（TheAmsterdamKill，1978）、《第三兵团》（TheBoysinCompanyC，1978）、《炮弹飞车》（TheCannonballRun，1981）和续集（1984）、《杀手壕》（BattleCreekBrawl，1980）、《东游记》（HighRoadtoChina，1983）、《忍者龟》（TeenageMutantNinjaTurtles，1990）30多部独资拍摄的西片，分别交给“华纳”、“福克斯”等美国公司来发行。因应国际市场的差异性，“嘉禾”不时会采取多版本的策略来制作和发行电影，比如成龙主演的《威龙猛将》就有美国版、香港版、日本版等不同版本，其中美国版聘请美国导演以好莱坞制作模式推进并在好莱坞后期制作，而香港版、日本版则是由成龙在香港制作完成。延续至90年代初，当《忍者龟》（1990）面临发行困境时，“嘉禾”选择与当时尚很小规模的美国“新线”公司（2000年后以制作、发行《魔戒》三部曲而著名）合作，新颖营销理念和灵动发行创意使得《忍者龟》后来在美国取得了理想票房，之后“嘉禾”请“新线”发行了《红番区》（1995）、《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1996）等多部电影，均在美国主流院线公映并取得不错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