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一提到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几乎无人不晓，当你读完下面的介绍，就可以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
1898年12月6日，冈纳·米达尔出生于瑞典卡尔卡利亚省古斯塔夫教区塞而沃博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父亲叫卡尔·阿道夫·米达尔，母亲叫安娜·索菲亚卡。童年时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干活，长期的农村生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十分自豪地说，道地的农村生活使他信仰清教徒的思想，并赞赏平均主义思想。
童年的米达尔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他刻苦好学，立志长大了献身于自然科学。1919年，年满21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这时，他放弃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志向改学法律，因为他“渴望了解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运动的”。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又迅速转向了经济学，他觉得经济学的方法比法律更加接近自然科学。
1923年，米达尔大学毕业后当了律师，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有增无减，他一面工作，一面刻苦钻研经济理论，投身于著名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戴维·戴维森等人门下，虚心求教。1923年，他发表了《价格形成和经济变化》一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讲师。
1925年至1929年，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访问了英国、法国和德国。1929年至1930年，他又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学习。他对这些先进的工业国家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整个资本主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深深地震动了米达尔，他认为自己必须从纯粹经济理论家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大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活动。1930年他发表了《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接着又出版了《周期和财政》、《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等著作。1933年，年仅34岁的米达尔便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希尔塔讲座的教授，接替了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创始人之一卡塞尔的职务。同时，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成为瑞典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后来，他多次当选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参议员，并任瑞典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顾问、国家银行董事、瑞典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商务部长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等职。1960年，他又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国际经济学教授，从事教学和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米达尔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瑞典学派，他受教于瑞典学派的鼻祖威克赛尔，他对这位老师和长者十分敬重，但在学术上却并不迷信威克赛尔，而是大胆创新。1931年，他发表了《货币均衡论》，对威克赛尔“自然利率”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一举成为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指出，威克赛尔纯技术意义的“自然利率”概念，在货币经济中是自相矛盾和无法确定的。他认为，货币利率也必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他还提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时，把收入、费用、贮藏和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类型。米达尔还将预测引入经济分析过程中，从而为静态经济学转变为动态经济学铺平了道路。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国家计划来“指导和调整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以增进公共福利”，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三十多年来，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经济界的影响，努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这对瑞典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米达尔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以表彰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首创性研究工作”。
米达尔深知一个经济学家也应当是个出色的社会调查工作者，一个一生关在书斋里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就遍访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其进行周密的考察。1938年，他接受美国卡内基公司的邀请，以一个“没有种族偏见和完全客观公正态度”的学者身份去美国指导对黑人问题的研究。当时他对美国黑人问题一无所知，但他毫无惧色，一踏上美国国土便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社会调查。他不辞劳苦，走访城市农村，踏遍穷乡僻壤，深入到黑人聚居区。在种族主义势力极为猖獗的异国进行这种社会调查，其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但米达尔没有退缩，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冲破重重阻力，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相当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前后花了六年时间，写成了《美国左右为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制度》这部巨著。这部著作在1944年获得了安尼斯菲尔德——沃尔夫奖，使他赢得了“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第一权威”的美称。他预言，目前的社会稳定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南部黑人的造反迟早将发生，60年代末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兴起，证实了他的见解。
通过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深入调查分析，米达尔于1944年发表了《警告乐观主义》一书。他断言：“战后的繁荣时期一经消逝，物价管制一旦取消，接着就会出现严重的不景气现象”。结果，历史又一次证明他的分析是中肯的。
米达尔揭露和批判一切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东西。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抨击，40和50年代以后，其战斗精神更加焕发。他的《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1968年）和《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1973年）等著作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不适用于不发达国家。他主张采用制度方法，对一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体制下，不存在独立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
当然，米达尔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他的“现实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局限性。
1945年至1947年，米达尔就任瑞典政府贸易和商业大臣时，曾代表政府与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贸易谈判，他同财政大臣维格福斯同意向苏联提供商业贷款。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但在他的坚持和推动下，“瑞苏贸易协定”于1946年6月9日终于签字。
当时，一位访问者曾这样描绘这位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他发出阵阵精彩的言论……是一位了不起的健谈家。”
米达尔在学术研究上不辞劳苦，会遇有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但当米达尔遇到这些问题时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冲破重重阻力，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对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做了相当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成为一人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道：“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成功包含着黄连与蜂蜜，黄连在成功前吞咽，蜂蜜在成功后品尝。如果你不愿意吞咽黄连，那么，也将不会品尝到甜甜的蜂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