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智识无涯，有涯之生，莫可尽知；物之数量无穷，七尺之躯，何能遍享。由此，我对物之知欲物欲，无论其如何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以一己之有限，而对外在之无限，不言可喻，必将两下落空。我与物之矛盾关系，正由人之无知而多欲，非只化除不易，且必愈陷愈深。退而求其次，唯当在两者之间，寻出适度的相处之道以期阻遏此项矛盾之恶性发展，这是道家思想，在人生方面，意见最为落实之处，盖亦救世之心使然。
欲能寻出物我的适度相处之道，其先决要件，当从了解物我的各自变化情况入手。物我矛盾虽由主观的欲望引起；但论物我变化，又当远从客观的事象去分析。首对客观事象认清，从而明白物我生长发展的规律，然后主观的欲望因之改变以谋适应。转可由矛盾中，求得新的和谐。
本来，庄子的环中化之道，属于动的形而上学；站在这一种理论，来观察客观万物的存在，无一不是在变化之中。对于这外界无量数的变化，属于自然之律令而形成者，称之曰“化”。进一步推溯此化之由，复又假想，出诸宇宙间一个最高的力量，名之曰“造化”。意即一切自然之化，皆由其所造。这一造化非他，当即由道或自然的无形功能流露而出。在这伟大的造化力量运转的环中，万物的变化，全脱离不了其影响。虽谓造化无形而不可见，然其功能中所含蕴，则有阴阳二气之流行，并充塞于天地间，如说：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则阳》）再由此阴阳二气之交通成和，而生万物，如说：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 ……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也。（《秋水》）此其间，人之生，亦秉气于阴阳。如说：
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知北游》）（宣颖注“非阴非阳”云：浑乎阴阳之际。）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德充符》）（钱澄之注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与道所以为气之号名耳。）借用阴阳说明宇宙之间一切变化，亦可以将之解释为相反相成的两种抽象意味。因为万物之有不断变化，推溯原因，当由阴阳之一正一反，激荡而起，阴阳相调相合，其现象为吉为善，阴阳相违相乖，其现象为凶为恶，如说：
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则阳》）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知北游》）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在宥》）阴阳错行，则天地大。（《外物》）
同理，人之形体及其行为变化，亦隐然受阴阳影响，如说：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刻意》）
（郭象注云：任自然而动，蜕然无所系。动静无心，而付之阴阳也。）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人间世》）透过阴阳二气之影响，扩大视域，而看万物之变化现象，似乎永不停止，而且在不断更新之中，如说：
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秋水》）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同前）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天道》）这许多变化，至为复杂。经庄子归纳后，将之简化为物之有、无现象的一种交替历程。故说：
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在这有、无（或成毁）之相互关系间，可以见到，物之未有，由有而无。这种演化现象，可比喻之为“出”。物之能有，缘于生自他物，等于由他物之无，过渡到此物之有。这种演化现象，可比喻之为“入”。物非永有，转又灭而无，这种演化现象是复由“入”而“出”。故物之为物，就其不断演化过程言，本身之现象为“出”，前后之现象皆“入”。遂由有、无之现象，体悟得此出入演化之理，如说：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庚桑楚》）此“出”“入”之演化，其间过程，无一刻停顿，一直绵延不绝。于是有“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说。故简单讲，尽管整个宇宙现象如何变化，古往今来，桑田沧海，要不外便是这样“一物之出入”与“他物之出入”，相继流转，亦即一物之变化与他物之变化，无限推移。有有无无，出出入入，合而形成此一健动之宇宙。兹复抽样，一观人生之变化如何？固然，人在万物中，比较分量甚小，所谓“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但其遭受之变化，衡诸自然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物我两者之间，其变化有同有异，相同为形体之变，均受物性支配，而人不能例外。相异为人心可不随外境变化而变化，此为他物所不能、所不及。有此人心之超越物性，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级表现。
论到人所遭遇，而无可回避的剧变，则为“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知北游》）的存亡问题，最受庄子关注，全书对生死的讨论，用力至多（请参阅第六章）；足与其中心思想道德的阐释，等量齐观。但归纳说来，其结论仅是“生死、命也”
（《大宗师》）四字。命就是造化（或道或自然）的一种规定。由这一“命”的认识，于是而有“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以及“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的论调。形体所受生、老、病、死种种变化，既是命，也是自然的规律，非人所得与；余下仅能做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德充符》）；“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也。 ”（《山木》）他如穷达、富贵、毁誉、饥渴、寒暑之类，虽与生死同为“事之变，命之行”，已属次要，更不值得介意。类如这种顺自然而行的演化，便是人与物相同之处，唯就形体方面为限。
另于形体之外，人与万物不同之点，尚有一颗富于高度智慧之心。尽管形体一如万物，顺自然规律而行，这颗心也承认其必然性。可是心之本身，未必随之变化。这便是前述万物变化中，人与物绝对相异之处。故庄子对于这颗心，异常重视，认为不幸心随形化，最可痛惜，如说：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如欲避免此一悲哀之发生，并表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卓异德性，外境纵有任何变化，此内在之心，则须保持其寂然不动状态，所谓“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是。如说：
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大宗师》）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大宗师》）常季曰 ……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仲尼曰：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德充符》）只要内心有主，不随形化。阴阳与乎任何外界力量，对之无可动摇。如说：
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庚桑楚》）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田子方》）果能如是，内心勘破生死大关，便可从物我的自然变化中，寻找出不变的人生重点，作为精神之所寄托，而求生命之开展，那就是说，人心将如鲲鹏之化，而作逍遥之游，以达“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之境。司马彪曰：
“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故所谓“御六气之辩”，亦即包含“御阴阳之变”在内。再说御阴阳之变，当有超越阴阳之意，超越阴阳也就是超越造化，而“与化为人”（《天运》）。这便是不随形化之心，可能独有之最高成就，将人生由形体重视转向精神，从有限扩张而向无限。
至此，可以确知，凡由物我变化引起的人生哀伤，可从此心之不化，呈现希望；同时，物我矛盾的真正解除，亦因此心之超化，获得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