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曾对山西票号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山西票商在南方的许多分号撤庄或收缩营业。但这场运动也给山西票号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太平军从广西进入两湖地区沿长江而下，最后定都南京。其势力发展全盛时横贯华夏中部，许多南方省份与北京的联系受阻中断。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捻军活动切断了清政府财政来源的南北渠道，太平天国起义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应解京饷不能按期上交，致使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上解京饷700万两，由于交通断绝，直到当年阴历八月北京户部才收到京饷100万两，尤其是两广地区的饷银无法运送到北京。而此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行打压太平天国运动，急需大笔的经费，1862年初，情况最为严重，北方捻军的活动和回民起义让清政府疲惫不堪。为解财政困窘难题，清政府三令五申催促各地官府全力支援中央，运送各地款项。当时两广总督刘长佑为此受到朝廷多次督责。户部一方面责令他限期送到饷银，另一方面不得不略微通融，给他三种选择：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广东地方官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票号汇兑是最为简便稳妥的方法，于是就委托在广州的山西票商负责汇兑这批饷银，数额达一百余万两白银。这是由清政府容许的首批由山西票号汇兑的官款。一有先例，其他边远省份也借口运饷困难，纷纷仿效广东省的做法，托付山西票号向京师汇解公款。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各地方人员上京运送银两时暗中叫苦不堪，由山西票号上缴款项却不用受此刁难，这是因为他们有庞大细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上至尚书、郎中，下到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拦，所以各省都把通过山西票号交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交款时从库兵以至郎中，都有厚礼，每逢年节也必赠礼。年关时节，自旧历腊月二十起至三十日止，票号每天派出二三辆轿车到官员家中挨个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庞大精心的公关活动成就了晋商结交官吏的成功基础，进而获得商业的顺利发展。
京饷的严重短缺，使清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利用票号汇兑以解燃眉之急了。同治元年（1862）十月，清政府终于同意户部由商汇兑京饷的请求。从此，票号的业务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不仅饷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也开始合理合法地让山西票商汇兑或存储。此后，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承担了汇兑京饷和其他官款的任务，汇兑官款的主要内容包括汇解京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协饷、河工经费、赈款、庚子赔款、四国借款等。山西票号承揽的汇兑官款业务，持续了三四十年之久，各票号资本大多数十万两，但汇兑总额动辄数百万两，如此巨大的周转资本，主要靠吸纳汇兑官款来周转。在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1902-1906）间，每年汇款总额达1000万两，多的达2000万两左右。祁县乔家大德通票号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八在北京开业，同其他票号一样，四年算一个账期，也就是说大德通每四年进行一次分红。光绪十四年（1888）票号每股分红为850两银，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账期每股分红达到4024两银，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个账期的分红是每股17000两，所得红利为甲午战争前的20倍。真正达到“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的气势。从此，票号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
左宗棠像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称：“咸丰初年，……嗣遭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规模愈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及逢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执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票商积累的雄厚资金，使得一些朝廷大员不仅将汇兑的重任交给票商，甚至向票商伸手借贷，这就更加巩固了山西票商与清政府的合作关系，这里最典型的是左宗棠向票商借款的事例。他在同治年间对西北用兵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军饷无从着落，情急之下只得借款维持，左宗棠一方面向外国洋行借款，另一方面向国内商人求助，这其中主要是山西票商。向洋行借款由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承办，胡深受左宗棠的赏识，他从1867年4月到1881年5月，共借款1595万两，包括来自汇丰银行、丽如银行等有名的洋行。按照惯例，英法等国向外贷款利息为3.5厘，最高也不得超过4厘。洋行乘人之危给左宗棠的贷款利息要求名臣左是8厘以上，而胡雪岩一转手，又把利息转为1分5厘。相比之下，向山西票号借款就可靠便利得多。百川通票号的牌匾据统计，1866年11月到1888年1月共向上海、汉口、西安等地山西票商借款达880余万两白银。山西票商的贷款条件也非常优惠，可以不限银数，不限年月归还，利息也低于洋商，当然无论是向外国洋行借款还是票商贷款，汇兑的业务都由山西票商承担。山西票号在同治年间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大批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
山西票商承担汇兑公款势不可挡，正是由于汇解官款的丰厚利润使山西票号兴旺发达，名满天下。
甲午战争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尚不足8900万两，根本无法应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为筹还甲午赔款，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向俄、法、英、德4国借款3次，总计法郎、英镑两项折合白银达3亿两之多，加上利息竟高达7亿两之多，而清政府实收的借款只有2.6亿两。清政府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及湖北、安徽等处的盐厘作担保。政府每年还本付息就需1200万两银，加上清政府的其他还款开支，中央财政每年要拿出2000余万两赔款。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开支，按省分摊，由各省自行筹款，不论盐斤加价，还是地丁货厘，必须按时将白银汇至上海还债。
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陡增，票号包揽了各省债款汇兑的主要部分，但最终再汇至上海交付外国银行。四川、云南、广东债款由协同庆办理，广西由百川通办理，浙江由杨源丰、源丰润办理，安徽由合盛元办理，江西由蔚盛长办理，湖南由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办理，陕西由协同庆办理，福建由蔚泰厚、源丰润办理，河南由蔚盛长、新泰厚、日昌办理，山西由合盛元、蔚盛长、日昌、协成乾办理。蔚泰厚作为山西最大的一家票号，承担一定数额的京饷汇兑业务。
《马关条约》的巨额借款及其利息在归还时，大多通过山西票商汇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清廷西逃。路过山西票商总号时，山西票商不仅完全满足众官员提取存款的要求，而且积极筹措银两，供逃亡的朝廷使用。山西票商在患难之中的竭诚尽忠深深感动了政府，为自己赢得了政治本钱，票号也成为无可非议的官款汇兑承办处。随后的庚子赔款数额庞大，各省摊派的赔款由山西票号汇兑交给各国银行。因为外国洋行大多汇集上海，所以在上海的山西票号分庄的营业最为繁忙。据统计，仅1906年一年，山西票号经办的汇往上海的对外借款及赔款数额达1700余万两。大笔的款项给山西票商带来不同寻常的丰厚利润。至此，山西票号已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山西票商长期从事于官款及商款的汇兑、存贷，其赢利是极其惊人的。据蔚丰厚票号西安分庄赵永深回忆说：“票号共设分号二十庄，专营汇兑存款放款贴现及信托等事，无他附业。初创时，每年获利除开支外余三五千两银。光绪年间，每年获利20万两银左右。四年结算，每股分红利万两银。”
集商股开身俸英才满堂
清代，山西有一本《生意应对》，书中对经商人才的重要性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芳年志气英，雅号表贤声。
俊伟理天秀，谦和处事清。
才华多显著，事业念峥嵘。
自是栋梁器，今闻达至京。
山西票号资本的募集，均采取股份制度。山西票号，多为合资经营，即使为某一家族所独办，票号账册也往往由家族内不同门户共同出资，因此，为了明确权利，必然采取股份制度，以便于分红时结算。这与中国商号的传统做法一致。在股东责任方面，根据股东在票号资本占取得份额，一旦出现负债，票号股东有以全部家产还债的责任。所以，票号在最基本的经营理念方面，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方式。票号的资本，被称为“银股”，在当时的货币制度下，大宗货币多用银两，票号集股也以银两计算。票号中银股、身股每股的数额，各商号并不一致，而是按各自的具体情况有具体的规定。一般而言，资力雄厚、规模较大之商号，每股的数额相对要多，反之则要少。多的有每股达上万两者，少的则每股为几千两。每股之下又以厘记，10厘为一股。每俸银股的具体银数，则由各票号创办者商定，并无定数，但一般均为整数。从现存记载来看，各票号每俸银的数目，高者有达10000两白银，低者有5000两、2000两白银，悬殊比较大。例如，大德通票号光绪二十二年（1896）每股倍本500两外，其他账期最少每股倍本也有1000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倍本就高达2000两。因此这一年的倍本有4万两，比起上一个账期来，倍本增加了2万两，资本总数也由18万两增加到了22万两，再加上身股公积金23000多两，大德通票号的资本便从光绪十年（1884）的原本10万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20多年，其资本就达到了25万多两。
出股者的身份、地位不同，其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银股所有者，在商号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承，但对商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抽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份。每俸银股的纳银数确定之后，便由出资者根据自身财力认纳，或1俸、2俸，或5厘、8厘不等。
山西票号一般是财东开设买卖，按经营体制创设，号中设号，票号先行，其他商号受其管辖。以志成信票号为例，志成信票号财东在重要交通干线上、贸易集散地出资置地盖房，在整个一条街上开办行业不同的商号，商号相连，一副大商人的气派。一条街上，他家既开设有票号、钱庄、典当，又有茶、绸、药、酒、皮、工艺品、日用杂货等商号，货全、货真、物美、价廉、价实、童叟无欺，送货到家，茶水接待，使顾客盈门，达到使顾客不买这号买那号，这头不买那头买。如太谷、太原、北京、天津、广州、上海、西安、吐鲁番、沈阳、张家口、汉口等地均是长达几百米的一条街道，全是他家独自经办的商号。
志成信票号旧址志成信票号的财东、掌柜，想方设法与官府来往，与官吏结交，他们为便于与官府往来，采取捐官办法，如咸丰、同治年间，财东和掌柜孔庆丰、王正国、马应彪等都纳银捐官，买了一个御用道台。他们与康熙皇帝的大内总管乐三爷称兄道弟。几任掌柜与户部尚书、西太后的宠儿总管大太监李莲英都有私交。广东志成信票号的历任掌柜均与闽海关监督有磕头之交。
志成信票号在较长时间专揽、独办了地方、海关官员上交户部的税银及户部拨给军队、地方的饷银、丁粮、报捐、协款、赈抚、收解厘金等汇兑业务。在户部银行成立之前，清廷曾多次下令地方官府“所有公款，在京则存入国库，在省则存入藩库”，但不少地方官府，与志成信票号来往甚密，又因票号资本雄厚，讲求信誉，存款无风险，汇兑敏捷，还因个人亦可得利取酬，故将公款仍暗暗存入票号。许多官吏、知交均知“票商殷实，虽有变化，亦能保存，故将其积蓄，无不提负而来，咸欲存诸票庄以免遗失”。
资本募集完成之后，则是经理人的选任。由财东出面聘请经理，再由财东、经理共邀中人三五人，书写合同，内容包括商号名址、经营项目、资本数额、结账期限、按股分红等。这里有志成信绸缎庄股本合约：
立合同员仑同管事伙友孔宪仁、马应彪等，情因志成信生意开设，历年已久，号体屡露，参差不齐。今东伙公同议定明白，业已复行振作，从此原日旧东有减退增加，另有新添东家，有入本账，逐一可考，字号仍系志成信，设立太谷城内西街，以发卖苏广丝绸杂货为生涯，共计正东名下本银三万四千两，按每年二千两作为银股一俸，统共计银股十七俸。众伙身股，另列于后。自立之后，务要同心协力，以追管晏圣明之遗风，矢公矢正，而垂永远无弊之事业。日后蒙天赐福，按人银俸股均分，倘有不公不法，积私肥己者，逐出号外。照此一样，立写二十张，众东各执一张，铺中公存一张，以为永远存证。恐口难凭，立合同为证。
兹将人银俸股开列于后（略）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谷邑
志成信公记
票号总经理被称为大掌柜，在票号中拥有特殊的地位。票号股东将资本交给大掌柜后，以后大掌柜安排的一切营业上事务，办理业务，财东一概不过问，大掌柜在票庄内，有最高的决定权力，凡有关用人之标准，商号的发展，其他伙计都得听大掌柜指挥。晋商在票号经理的聘用中，采取用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准则，形成经理负责制，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便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
山西太谷县也就是说，一旦将票号交付经理人管理，票号股东便随之退出，任由经理人进行操作。而万一经营失败，其损失却又完全由股东承担。
山西票号所用的员工，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是山西省人，这样既便于管理，又惠及同乡，将就业机会留给同乡之人。第二，必须有家道殷实者的担保，被保证人“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完全负责”。由于保证人责任重大，如无特殊关系，并不容易找。如果保证人破产，失去继续担保的资格，或者自己要求撤保，被保证人必须迅速另找，否则有被停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