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生意兴隆时，山西人都想送自己的子弟入号当伙计，票号雇用伙计有许多要求，求职者增多，票号的选用标准也随之严格，有的甚至极为苛刻。例如，志成信票号选用职员规则规定：招收员工，年龄必须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身高5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而且，保证人必须与票号有利害关系。有了保证人的担保，还须通过相应的考察与考试。考察与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询问被考察者的身世，祖上三代做何职业，出身贵贱，本人履历资格。询问祖上三代职业的原因，是担心祖上为人不正，恐有不良遗传。第二项是测试智力、文字。测试分笔试与口试两种，以对被测试者的能力作出判断。所有测试全部合格，即可“择日进号”，名曰“请进”，这是为了表示对新进者人格的尊重。同时向伙计们明白表示，人人都有升任经理的机会，用以鼓励他们安心服务，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
山西太谷县志诚信票号经理齐炳南是山西定襄人，他父亲是志诚信票号财东孔家的私塾教师。当时，山西票号已名满天下，总号设在平、祁、太三县，号中人员都是这三个县的人，外县人还没有进号的先例。在他的父亲屡次恳请东家后，东家才勉强同意让他进入号中，掌柜和伙计碍于东家的面子，不能对他过分苛刻，但也是非常冷淡，认为他是走后门进来的，没有真才实学。幸而他相当聪明、肯干，日子一长，逐渐获得掌柜的赏识，被派到分庄服务。山西票号人员任职地点变化无定，有一次他被派到广东分庄任职，家人不忍心他去南方烟瘴之地，但他父亲却对他说：“古语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虽然这一路可能会有险恶，可是你看咱们家人多开销大，收入又少，以后说不定会有挨饿受冻的时候。你如果能在票庄中占有身股，以后全家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当上经理，享受身股。这是普通人家期盼子弟服务于票号的心态，齐炳南听从父亲的嘱咐前往南方任职，兢兢业业地为票号操劳。十余年过去了，一天，他突然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悲痛欲绝，准备请假回家奔丧，可就在这时他收到父亲的临终遗嘱，信中说：“不准回家奔丧，否则就是不孝。”他知道父亲的良苦用意，因为山西票号中有规定，服务于分庄的人员“下班”回家，都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如果谁在上班时间私自回家，那么他在票号中以前的服务时间就算前功尽弃，其资历与成绩就得重新算起。为了尽快熬出头，齐炳南也只能忍痛继续工作。果然在第四年结账时因为他工作出色，给予人力股二厘，并任广东分庄经理。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重大转机，庚子事变后被推为志诚信的总经理。齐炳南算是成功的典范，从他身上可以充分了解票商奋斗的艰辛。
为了调动店员的工作积极性，山西票号还为有能力的店员“开身股”，即将技术作为资本入股，以培养优秀人才。票号中银股、身股每股的数额，各商号并不一致，而是按各自的具体情况有具体的规定。每个票号中身股不但在数额上有所限制，而且对顶身股者还有严格的要求。
以大德恒票号为例。在工资待遇上，大德恒对刚学买卖的徒工，一年是8两银子，多几年的伙计一年20余两；七八年以上的伙计以至协理、经理等，各依其才干、贡献，可以得到1厘至1分生意的身股，每3年按股分红一次（原为4年一账），经理最多能顶到1分生意（即1股）。东家掌握着身份股，有时加5毫，有时减5毫，以此进行奖、惩。伙友入号在三次账期以上，工作勤奋，又未犯过失者，就能顶身股1厘或2厘。
大德恒不仅是用人谨慎，而且赏罚严明，如能尽职尽责，或有额外功劳，东家会另有酬劳。反之，如不称职，甚至营私舞弊，则量情惩戒，毫不容情。
大德恒票号的号章号规也是十分严格的，不论经理、伙友，一律严格遵守。如：不准娶妻纳妾，宿娼嫖妓；不准携眷外出或酗酒、赌博、斗殴；不准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或另外自行开商店；不准蓄私放贷，挪借公款或与“相与”字号挪借款银；不准怠惰号事，敷衍塞责等等，违者处罚，直至开除。
票号经营图山西票号之所以能称雄商界200余年，不仅在于其号规极其严密，更在于票号中人能严格遵循这些规则。伙计与经理在号规面前，一视同仁，谨守号规者受奖赏，违反号规者受处罚。以蔚丰厚票号的张振绪为例，他是平遥城内人，进入蔚丰厚就业后，吃苦耐劳，精明肯干，深得经理的赏识。他在20多年的票号生涯中，四处漂泊成绩卓然，但也因此而骄傲自满，踌躇满志。在汉口分号时，张振绪的同事张某私纳一小妾，这是违反号规的事情，张某在下班之时把这一小妾让给了张振绪，张振绪欣喜万分，他的妻子于三年前染病去世，一直没有续娶。张某的小妾他早已中意，人长得秀美无比，而且弹得一副好琵琶，称得上是南方色艺俱佳的美女。张振绪欣然接受，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同号好朋友知道此事后力劝蔚丰厚票号旧址他罢手，他只当作耳边风，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认为此事做得非常保密，没有人会知道他金屋藏娇的事情。一年后，总号召集各号经理商量事务。张振绪也要下班回平遥了，他虽知号规难犯，但是仍带几分侥幸心理回平遥。然而不出票号同仁所料，蔚丰厚票号股东与经理得知此事后，立即将张振绪开除出号，与张共事多载的朋友们尽管十分惋惜也是无可奈何，山西票号历来是号令如军令，不可更改。
蔚丰厚票号后院在张振绪出号不久，新疆地区发生事变，大量清军被派往这一地区。驻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将军是董福祥。蔚丰厚票号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董福祥军中大量军饷无处存放，十分不便，如有票号前去接洽，获利将十分可观。但是这一地区事变未平，情况复杂，形势也特别动荡不安，寻找合适的人选十分困难，当时总号经理范凝晋想到了张振绪。张精明强干，胆大心细，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范经理就向东家推荐。东家看到别无良策只好答应。再说张振绪出号之后，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不想范经理亲自上门相邀，立刻答应愿意去迪化效力。山西到新疆之间交通非常不便，到迪化设庄谈何容易！张振绪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报定一去不复返的念头，从家中带上了准备好的寿衣，大有壮士一去不回还的气概。他经过半年的旅途奔波终于到了迪化，没想到票号生意开展顺利，赢利可观，张振绪主持迪化分庄达六年之久，当下班回到平遥时，他携带不少贵重的衣物，按号规总号要检查核实，范凝晋连忙阻拦说道：“张经理劳苦功高，如果谁能像他一样尽心于号事，我们同样也不会再检查他的行李。”由此，山西票商既知人善任又严守号规的精神一览无余。
“死店活人开，经营在人才”，山西票号所以有300年辉煌发展，与他们重视网罗人才有重要关系。“得人者的钱财”，清末蔚字号的经理李宏龄就属于在票号经营中能变通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宏龄像，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坚忍不拔的性格。
李宏龄，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同治初，李宏龄在本县一钱庄当伙计，学成后这个钱庄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同治七年（1868）经过同乡曹惠林推荐，进入蔚丰厚票号。蔚丰厚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达七八百万银两。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商号遍及天下，除蔚丰厚票号外还有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票号，蔚新长、义盛长、同裕成、同裕达等钱庄及票号。这些票号商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仅要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李宏龄以他的才干被主事者器重，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经营票号达40余年，对票号的保全及繁荣功不可没。他为人重义气，事业发达后，不忘当年的保荐人，当曹惠林病故后，曹家极为贫寒，他便主动负责赡养其妻子儿女十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做到古人所提倡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道德标准。
他在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恰逢时局激烈变化，动荡不安，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情。在时局变故面前，曾经是晋商重要活动地的北京城一些商人常因经营失措而破产倒闭，但李宏龄却能独具远见，应付自如，他主管的票号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能增值。他说经商如同作战，每次战役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作战思想和策略的正确与否。他的经商思想为：有整体全局观。他经商不仅考虑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号发生业务关系的其他商号利益。这样做，可以避免因连锁反应带来的损失，所以当与本号发生业务联系的商号发生危机时，他总是设法联合同行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
1903年，他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炉房危在旦夕，政府也束手无策。炉房其实是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他认为如果不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势必将产生连锁反应而影响整个市面。便带头出面联合同业以巨款接济炉房，金融市面马上平定。
1908年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人们认为政局会有很大变动，许多人去兑换现银，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发生危机。他再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
他认为顾客对商号好比观众对演员，没有观众，演员就无从谈起，没有主顾也就谈不到商号的发展。因此，主顾和商号，顾客是第一位，商号要争取和吸引顾客，就必须对顾客讲信义。在这个基础上，顾客才会增多，生意也会兴隆，达到互惠互利。庚子事变时，京师陷落，北京逃难的官员家中的贵重财物无法带走，随身只带着大量银票。到上海时纷纷持京师票据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票商怕引起挤兑风潮不予兑换，李宏龄这时正在主持蔚丰厚上海票庄，他以事出非常，应当照顾顾客利益，排除众人的反对意见，酌量予以兑换，于是蔚丰厚在大家心目中是信义卓著的票号，当北京的顾客返回京城时，都愿意将钱存入蔚丰厚票号，票号生意更为兴盛。
李宏龄认为经商只要看准行情，该做的生意决不放过。而且市场变化多端，不一定都要按总号布置去做，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必要时可以灵活行事。1893年，他由京师去上海，途经扬州时，恰逢总号有电报致扬州分号，命令不得收上海的银两，否则以违反号规论处。扬州分号的款项大半来自上海，扬州分号经理白子直接到来电后很为难，便求教于李宏龄。李宏龄在分析形势后，认为扬州照收上海的款项有利可图，做生意不能不考虑赔赚，因此主张扬州照收上海的银两。白子直就按李宏龄的主意，照收上海的银两，结果年终结账获利三万多两白银。总号接到账单得知扬州获利，大加赞赏。
李宏龄到达上海后，正好是银市疲惫、生意清淡之际。他经过向伙计调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伙计对官款汇兑库费、平码等规定不熟悉，不敢大胆揽承汇兑事务。李宏龄认为官款汇兑利益肥厚，不可不贪，将主要的业务放在汇兑官款上，至于零星汇兑则可适当承揽一些。于是，将库费及平码一一开列，让伙友熟记。不久，上海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生意越做越活，日益兴隆。
近代繁华的上海1900年，他由上海取道汉口返回原籍，途经汉口时，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对他说：“江西省奏定每月接济甘饷三万银两，由南昌分号领汇，但是总号信电具至，不让承办。南昌各钱铺听到消息，纷纷来汉口探听汇费，企图领取汇款业务。如果照办，我们南昌分号在江西将无法立足。”李宏龄说：“既然总号决策有误，为什么不向总号说明情况？”侯克明说：“这事由我出面不好说，总号会认为我有令不行，故意违反决定，另有图谋。”李宏龄说：“总号是不知道实情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是当事人，我们可不能坐视商机丧失，我虽然是过路人但不能不管，我愿意与侯兄联名写信，给总号说明情况。”同时由李宏龄返回山西向总号总经理说明情况，后来，总号也没有提出异议。而南昌方面由于接受了他的建议，不失时机地抓住甘饷的汇兑业务，大获利润并且受到总号的表彰。
李宏龄认为票号分庄经理每到一个新的商埠主持工作应先收款后放款，不急于求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李宏龄奉命调往汉口主持工作，刚到汉口，他就命伙友将所有外放款项收回，放款容缓一步后再慢慢去做。那年八月，汉口遭战乱，死伤人数千，烧毁房屋货物无数，是百年未有的大灾难。结果不少票号因放款收不回而倒账以至歇业。只有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未受损失，营业照旧。据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前辈张徽五的指教，当年张曾对他说凡到新的分号出任经理，第一件事就是将前任经理所放款项尽快收清，以后再慢慢去放账簿，这样可保票号运转的万无一失。
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李宏龄针对票号业的弊病率先倡导票号改革。后来他的票号改革思想和计划因守旧者极力阻挠而胎死腹中。晚年闲居家乡开了一家杂货铺，写了《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这两本书，自费出版。书中记录了事情的经过：1908年，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为只有改组对银行才有出路，就与游历过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北京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同时，致函各地票号征求意见。各地票庄纷纷来函，表示响应京都票庄的经验，要求改组票号。李宏龄还与同仁制订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但当时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虽有20余家，是以平遥侯氏的五联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势力最大，在五联号中又以蔚泰厚票号实力最大，因此票号总经理毛鸿翙在各票号中影响最大。此人18岁进入蔚泰厚，为票号的发展竭尽心力，成绩突出才干超常，为各号票商所推重。不过，他从1898年出任总经理以来，长期住在平遥县城，很少直接参与号事管理，在平遥四四方方所围的空间里生活着，厚实的宅院似乎局限了晋商的眼光没有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还以为票号业务像以往一样兴盛，也不知道各地分号面临的危机。再加上当时他已经60余岁，精力衰退，思想保守，意在守成不愿冒险创新，他并没有意识到此时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重要性。对于李宏龄等人提议的改组票号在他看来不可理喻，杞人忧天，进而想到李宏龄积极筹备改组票号为银行，无非是想夺权进而为己谋私利。当收到各地票庄要求改组银行的信函后，他大发雷霆。他的强烈反对使一般票号经理噤若寒蝉，李宏龄听到后更是如冷水浇背，气急之下卧病不起。山西票号改组银行之事就此烟消云散。
近代洋行成为票号一大竞争对手李宏龄对银行所占据的优势及其对票号业务的排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如丁末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山西票号在清末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历史曾经给了山西票号四次改组为银行的机会，可山西票号竟断然拒绝了。当初如若听取李宏龄的建议，山西票号便可获得新生的机会，而不至于辛亥革命后随清政府倒台而落到一败涂地的悲惨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