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对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作用进行衡量的主要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G =S/C，其中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C表示资本—产出比率。模型假定资本—产出比率C固定不变，这样储蓄率S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惟一因素。模型又假定储蓄全部能转化为投资，这实际上将资本积累视作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此后，索洛（R。M。Solow ）和斯旺（T。W。Swan）放松了资本—产出比率不变的假定，即提出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同时考虑到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将其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模型为：GY =GA αGK βGL，其中，GY、GA、GK、GL分别为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从模型中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增长率仍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兴起。这些理论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概括的各种因素内生化，强调知识外溢对生产要素边际收益产生的影响。在这些模型中，资本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因为资本质的提高，资本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众多学者对其中各种要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李京文、郑友敬等（1989 ，1990 ，1992）对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郭克莎（1993 ）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沈坤荣（1999 ）对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等等。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其基本步骤一般是：首先利用统计资料分别计算得出GY、GK、GL的数据，然后根据某种标准确定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α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β，再采用余值法确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即GA=GY -αGK -βGL，最后根据EA =GA/GY，EK =GK/GY，EL =GL/GY分别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及劳动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A、EK、EL。在这些分析的结论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都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些分析仍存在诸多不足。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而言，在这三类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中，资本最为稀缺，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配置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林毅夫等，1994 ）。因此，对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析不能仅仅从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角度进行，更应该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角度进行。新古典模型将除要素量变动以外的其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统统归入到综合要素生产率中，从这些分析结果中不能真正看出资本配置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在吸取上述成果的同时，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试图通过产出最大化理论，运用回归方程对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从中透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的基本特征，并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模型的框架分析
资本的总量积累和配置效率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高储蓄、高投资率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即资本积累）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更为有效地使用，即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对于各产业部门的实际产出水平、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增长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既定的国民收入以及积累和消费比例固定下，要使整个经济达到最大增长，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配置应保持最优比例关系。资本配置过度偏重于任何产业部门，都会使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最优经济增长。由此，我们可推断，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配置未达到最优状态，整个经济就未实现最优增长。这里，笔者采用产出最大化理论中产出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作为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配置是否处于最佳状态的判断标准，即在资本配置最优状态下，各项投资的边际产出相等。
假定整个经济的实际产出由三个产业部门的实际产出构成，如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由此可以得到等式：
其中，Y代表整个经济的实际产出，Y1、Y2、Y3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实际产出。
又假定三次产业的实际产出均为投资的函数，即有：
其中，I代表整个经济的投资，I1、I2、I3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投资。
式（2）满足产出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即产出最大化时，三次产业投资的边际产出相等。
式（2）中对时间t求导，得到：
对式（5）两边同时除以Y得：
其中，G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R1、R2、R3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长速度，α1、α2、α3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产出弹性。
对式（7）适当调整，可得到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对计量经济模型（8）两边对时间t求导，计量经济模型（8）即转化为式（7）的形式。
从式（6）、（7）可知，三次产业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等于产出弹性的比值除以实际投资的比值，即：
由式（4）可知，如果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处于最优配置，则式（9）、（10）、（11）中，各个产业投资的边际产出相等，边际产出的比值等于1，产出弹性的比值等于实际投资的比值，否则，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配置未处于最优状态，实际产出低于最大产出。
三、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很长的时间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轻、重工业的投资额差异很大，所以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中各个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时，把全部产业划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其他投资，由于缺乏历年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详细数据，这里仅分析各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的配置效率。因此，可对式（8）改为：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α0为常数，α1、α2、α3、α4分别代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产出弹性，I1、I2、I3、I4分别代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为了运用式（12 ）对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需要对模型包含的有关变量分别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相关各期，有关计算整理结果略去）；然后根据所整理的有关数据对式（12 ）进行计量分析（运用Eviews软件），有关分析结果如下。
1.分析结果之一。
首先运用1950年以来的所有数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由此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产出弹性不显著（T检验值仅为-1.21 ），表明在对农业实际产出增长的因素中，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不大，主要是其他因素比如劳动力增加或农业制度创新等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产出弹性是显著的（T检验值均超过2），表明在对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实际lnY =3.61 0.16lnI1 0.48lnI2 0.71lnI3 1.36lnI4（5.78）（-1.21）（-2.36）（2.49）（2.69）R2 =0.9379 DW=2.4564 F=49.0557
产出增长的因素中，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明显。
2.分析结果之二。
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50多年的发展过程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投资领域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造成重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极其薄弱的畸形产业结构；1978年以后，中国逐步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在投资领域里，加大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力度，使原有的畸形产业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因而应该针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根据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分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阶段一：1950~1977年。
根据1950~1977年的有关数据对式（12 ）重新估计，得到如下结论：
lnY =0.55 0.36lnI1 -1.07lnI2 0.42lnI3 1.44lnI4（2.82）（8.09）（-19.65）（6.56）（27.58）R2 =0.9998 DW=3.2539 F=1252.008
可见，1950~1977年间，各变量对产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T检验值均超过2），说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增长的因素中，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明显。但从回归结果看，此阶段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产出弹性为负，表明此阶段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始终处于忽视状态。
阶段二：1978~2001年。
根据1978~2001年的有关数据对式（12 ）重新估计，得到如下结论：
lnY=4.02 0.08lnI1 0.10lnI2 0.76lnI3 0.99lnI4（17.79）（0.82）（2.76）（5.02）（-2.80）R2 =0.9946 DW=3.0606 F=322.7636
可见，1978~2001年间，各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产出弹性由负到正，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尽快摆脱轻工业落后的面貌，中国加大了对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力度；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对产出影响由显著到不显著，表明改革后在对农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因素中，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微小，主要是农业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论，可计算出各个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产出弹性比值。同时，通过对各个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也可计算出各个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比值。最后。
无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整个时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还是对改革前、后分阶段进行实证分析，各个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都与理想资本配置状况下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1相差很大，这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很低。
具体而言，1950~2001年间，农业与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0.38 ，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低于轻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投资而言，农业投资过剩；农业与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2，表明相对于重工业投资而言，对农业投资不足而对重工业投资过度；农业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1.29 ，表明农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投资而言不足；轻工业与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4.32 ，表明轻工业投资相对于重工业而言不足；重工业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0.5，表明重工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过剩；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2.28，表明轻工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投资而言薄弱。
从分阶段分析结果看，1950~1977年间，农业与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3.91 ，表明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而对重工业投资严重过度；农业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0.83，表明农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投资而言过剩；重工业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0.21 ，表明重工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极其过剩；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农业、重工业、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负，表明轻工业投资相对于农业、重工业、其他产业投资而言极其薄弱。而在1978~2001年间，农业与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由负到正，为3.48，表明此阶段农业投资相对于轻工业而言变得不足；农业与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1.22 ，两者的边际产出差距有所缩小，但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还是高于重工业，对农业投资仍不足而对重工业投资仍过度；农业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1.33 ，表明此阶段农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投资而言由改革前的过剩变为不足；重工业与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为0.83 ，表明重工业投资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过剩，但过剩程度有所减小；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与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为0.76 ，表明改革后轻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投资相对于重工业投资而言显得过剩。
比较改革前、后两个阶段各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可发现，总体而言，改革后各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的边际产出比值变化不大，与理想资本配置状况下投资的边际产出的比值1也较为接近，这表明改革后中国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两个阶段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相对于农业和其他产业基本建设投资而言，始终是过度的，尽管这一过度现象在改革后有所减弱。这从实证上证实了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过度投资，从而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判断。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相对于农业、重工业和其他产业投资而言，由改革前的不足变为改革后的过度，表明改革后中国轻工业超高速发展。
四、对实证分析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很低，但分阶段看，改革后与改革前相比，资本配置效率又明显得以提高。我们认为，导致以上结果的根本在于中国传统的资本配置制度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下面就此进行详细分析。
众所周知，在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经济体制属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在资本配置领域，也实行一种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资本配置制度。期间，资本配置制度尽管进行了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改革，但其本质特征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总体上看，改革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的资本配置制度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资本配置主体的单一性，国家是惟一的资本配置主体；（2）资本来源渠道以财政投资为主体；（3）资本配置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由于中央政府既是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行使者，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者，特殊的地位和职能决定了其资本配置行为往往服从于经济增长这一首选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在“一五”时期开始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的确，“一五”时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中国在财力、物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了大量的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然而，在“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之后，中央政府的决策层在资本配置行为上开始偏离客观实际，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从而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方针被不恰当地强化了。在资本配置中，过度地向重工业倾斜，特别是向钢铁工业倾斜，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期间，由于过分地追求快速（重）工业化，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0年以三线建设为主的“新跃进”。尽管当时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呼声较高，国家也在资本配置政策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如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和1970年之后的调整加大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力度，使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一定的提高。但从整个时期看，改革前资本配置偏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现象并未改变。
1978年之后，中国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变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增强，资本配置制度的新格局逐步形成。从总体上看，改革后的资本配置制度具有以下新的特征：（1）资本配置主体多元化。单一中央政府资本配置主体格局已完全被打破，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个人、外商投资者，都已经成为资本配置主体。（2）资本来源渠道多元化。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构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其他各种资金来源的投资比重却不断提高，企业自筹投资、地方政府自筹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等已经成为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十分重要的渠道。（3）资本配置决策分散化。地方政府的资本配置决策权限迅速扩大，独立的资本配置主体逐步形成；企业的资本配置决策权逐步受到重视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其资本配置主体地位开始确立。
资本配置制度的变革，为重工业的资本向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流动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样，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原有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局面得到极大的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也得以有较大的提高。然而，伴随着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逐渐形成，其资本配置行为服从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本配置时，无疑会倾向于价高、利大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倾向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加工工业。同时，尽管改革后企业名义上似乎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配置主体，但事实上其资本配置决策权基本上还掌握在政府手中，特别是地方利益独立化后，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其资本配置行为表现为缺乏经济规律约束的竞相铺摊子，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等问题。
五、结论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关键在于资本配置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资本配置制度属于中央政府主导型资本配置制度，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配置完全服从于政府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致使重工业过度而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前中国资本配置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产品”。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本配置制度新格局逐步形成，资本配置效率也有所提高。但出于地方、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考虑，他们在进行资本配置时往往倾向于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加工工业，导致轻工业超高速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等问题。改革后中国资本配置失衡是制度变迁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资本配置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但改革又尚未到位所引致的。因此，为了使中国资本配置合理化，必须克服制度缺陷，创新和完善制度安排，转变政府职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努力促使资本配置制度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本文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由于使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投资的配置作为资本配置的指标（实际上社会资本的配置不仅包括增量资本的配置，而且包括存量资本的配置，其中，增量资本的配置又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因此，对于资本配置效率计量的准确性还有待于检验。
发表于《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2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