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人爱己，己须先爱人。”做人应当时刻存有乐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心思，才能为自己多储存些人情债权。这就如同一个人为防不测，须养成“储蓄”的习惯。这甚至会让各位的子孙后代得到好处。
钱钟书先生一生日子过得比较平和，但困居上海写《围城》的时候，也窘迫过一阵子。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
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排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时隔多年，黄佐临导演之女黄蜀芹之所以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连续剧《围城》，实因她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一辈子都会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多年后还报。黄佐临导演在当时自然不会想得那么远、那么功利，但后世之事却给了他作为好施之人一个不小的回报。
也许，没有比帮助这一善举更能体现一个人宽广的胸怀和慷慨的气度的了。不要小看对一个失意的人说一句暖心的话，对一个将倒的人轻轻扶一把，对一个无望的人赋予一个真挚的信任。也许自己什么都没失去，而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就是醒悟，就是支持，就是宽慰。
相反，不肯帮助人，总是太看重自己丝丝缕缕的得失，这样的人目光中不免闪烁着麻木的神色，心中也会不时地泛起一些阴暗的沉渣。别人的困难，他可当做自己得意的资本，别人的失败，他可化作安慰自己的笑料；别人伸出求援的手，他会冷冷地推开；别人痛苦地呻吟，他却无动于衷。至于路遇不平，更是不会拔刀相助，就是见死不救，也许他还会有十足的理由。自私，使这种人吝啬到了连微弱的同情和丝毫的给予都拿不出来。
也许这样的人没有给人帮助倒是其次，更可怕的是，他不仅可能堕落成一个无情的人，而且还会沦落为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他的心除了只能容下一个可怜的自己，整个世界都无需关注和关心，其实，他也在一步步堵死自己所有可能的路，同时也在拒绝所有可能的帮助。
战国时代有个名叫中山的小国。有一次，中山的国君设宴款待国内的名士。当时正巧羊肉羹不够了，无法让在场的人全都喝到。有一个没有喝到羊肉羹的人叫司马子期，此人因此怀恨在心，到楚国劝楚王攻打中山国。楚国是个强国，攻打中山易如反掌。中山很快被攻破，国王逃到国外。他逃走时发现有两个人手拿武器跟随他，便问：“你们跟来干什么？”两个人回答：“从前有一个人曾因获得您赐予的一壶食物而免于饿死，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父亲临死前嘱咐，中山有任何事变，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死报效国王。”
中山国君听后，感叹地说：“给与不在乎数量多少，而在于别人是否需要。施怨不在乎深浅，而在于是否伤了别人的心。我因为一杯羊羹而亡国，却由于一壶食物而得到两位勇士。”
这段话道出了人际关系的微妙。
你送朋友一个人情，朋友便欠了你一个人情，他日所要，他一定会回报的，因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当然人情需要储蓄，它就像你在银行里的存款，存得越多，存得越久，利息便越多。
究竟怎样去储蓄人情，并无一定之规。
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穷人，一枚铜板的帮助可能会使他握着这枚铜板忍一下极度的饥饿和困苦，或许将来还能干番事业，闯出自己的天下。
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浪子，一次促膝交心的帮助可能会使他建立做人的尊严和自信，或许在悬崖前勒马之后奔驰于希望的原野，成为一名勇士。
就是在平和的日子里，对一个正直的举动送去一缕可信的眼神，这一眼神无形中可能就是正义强大的动力。对一种新颖的见解报以一阵赞同的掌声，这一掌声无意中可能就是对革新思想的巨大支持。
就是对一个陌生人很随意的一次帮助，可能也会使那个陌生人突然悟到善良的难得和真情的可贵。说不定，当他看到有人遇到难处时，他会很快从自己曾经被人帮助的回忆中汲取勇气和仁慈。其实，人在旅途，既需要别人的帮助，又需要帮助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帮人就是积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