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违背人心地行使权力的通常最有效的反应是建立一个相对应的权力地位。
——[美]加尔布雷思：《权力的分析》
尽管人们对现代社会中经济权力的扩张与滥用深怀忧虑，但也还没天真地指望通过企业认同道义上的社会责任来解决全部问题。更现实的思路是求助于古老但有效的权力法则：权力的相互制约。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最直接的制约力量，现代国家职能越来越多地涉及对经济权力的限制、引导或支持。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二元结构显然是有缺陷的，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兴起使得社会权力在整个社会权力结构中成为益发重要的力量。社会权力不仅仅在其重要性和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主动作用于政治权力，还是个人通过建制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抗衡经济权力扩张的重要机制。公企业制度下，政治权力直接发挥作用，通过将各种公共利益诉求内化于公企业的商业目标与非商业目标，实现权力结构均衡以及利益平衡。公企业民营化后，政治权力直接控制淡出，组织目标趋向商业目标单一性，必须建立替代机制以重新实现权力结构及利益的平衡。社会权力的培植是重要的替代机制之一。
在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面前，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将个人目标体现为集体目标并行使集体力量是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得以彰显的基本方式。公企业及其民营化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能否形成集体的力量、集体力量的强弱以及集体力量的外部政治环境直接决定了公企业制度的生命力以及民营化效果。本章将在对社会权力进行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社会权力在西方公企业民营化与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展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从而使社会团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在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国家—社会—经济的三元分析模式已取代了传统的国家—经济的二元分析模式。相应地，社会权力，一种以组织为主要来源的权力，其地位和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彰显。社会权力是相同利益主体以集体行动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权力形式，其作用力度和范围既取决于社会权力的内部治理，又依赖于社会权力的外部环境。
一、社会权力概述
按照权力主体的不同，权力可以划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三种基本类型，这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国家—经济—社会的三元分析模式正相契合。社会权力是指除了经济权力外的各种非政府性社会组织的权力。这一界定虽然没有精确描述社会权力主体，但其采用排除法，通过排除官僚体制的政府体系与利润导向的企业使我们对社会权力主体有了基本概念。萨拉蒙（Salamon，2002）进一步正面概括了这类权力主体的五个特征：第一，组织性，即有正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第二，非政府性，即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政府，不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门，不承担政府职能，其决策层是由非政府官员控制的董事会；第三，非营利性，即其成立的目的不是为拥有者谋求利润，但这绝不是说它不能产生利润；第四，自治性，即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控，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经济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第五，志愿性，即在组织的管理和其他的活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志愿参与。上述五个特征中，第一个特征——组织性是根本。社会权力是以组织形式所行使的权力，其权力亦主要来源于组织。第二个特征——非政府性和第三个特征——非营利性将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相区别。尽管组织也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来源之一，但组织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权力内部结构的差异使得三种权力得以区别。最后两个特征——自治性与志愿性则更直接地涉及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
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的关系会发生相应变化。在专制政治下，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政治权力主体把一切社会权力都加以政治化，使之成为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下，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存在着相对明确的分界。正如刘军宁（1991）所指出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权力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个体通过建制化的组织而形成社会权力并与政治权力发生关系。通常情况下，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互为条件、互为背景、相互加强、相互转化，但也存在着二者相互冲突、相互削弱和抵消的情况。社会组织凭借其社会权力对外部环境进行控制以实现自身目标。按照加尔布雷思的组织双峰对称理论，组织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取决于组织的内部控制能力。因此，社会权力的作用力度与范围首先取决于社会权力的内部控制或者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政治权力所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构成了社会权力的外部环境。可以说，社会权力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和相对强度既取决于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也取决于其社会权力的外部环境，即：政治权力对社会权力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态度。
二、社会权力的内部控制
组织是为实现一定目标而按一定方式联合起来的人或集团。组织目标是组织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为了实现组织目标，组织不仅要对其内部成员进行控制，还必须对其外部环境实施一定的控制，这种控制分别体现为组织内部权力与外部权力。社会组织不同于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首先，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组织的运行也不是按照行政指令机制。其次，社会组织不同于经济组织主要依靠投资者进行产权再分配而形成层级控制。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组织的内部权力行使模式是相对固定的。或者说，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内部治理与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几乎是全球性的。社会权力主体的内部控制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尚未形成普遍接受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内部治理差异是导致不同社会组织外部权力的差异的重要因素。奥尔森在其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里从另一角度揭示了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奥秘。奥尔森首先界定了研究前提，即：各类组织被期待会增进它们成员的利益。例如，工会被期待为其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组织被期待为成员争取有利的法律；卡特尔被期待为参加的企业争取更高的价格。奥尔森同时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995）。换言之，如果组织或集团要采取行动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则必须满足一定的内部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既有规模性上的要求，如小集团；也有机制性上的要求，如强制性等特殊手段。这种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实际上是内部权力的作用机制。只有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权力机制，实现良好的内部控制，组织或集团才可能去努力增进外部目标的实现。
在考虑了所有大小不同的集团之后，奥尔森对非市场集团进行了分类，包括：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原子式集团。特权集团的每个成员或至少其中的某些成员即使承担全部成本也会受到激励提供公共物品。对这样的集团可以作如下假设，即可以获得集体物品，而且不需要任何集团组织或协调。在中间集团中，没有一个成员获得的收益的份额足以使他有动力单独提供集体物品，但其成员数量并没有大到成员间彼此注意不到其他人是否在帮助提供集体物品。在这样的集团中，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获得某一件集体物品，但如果没有集团合作或组织的话是永远不可能获得集体物品的。原子式集团的特点是，如果一个成员帮助或不帮助提供集体物品，其他成员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因此也没有理由作出反应。大集团中的成员不能为任何集团努力做出多少贡献，而且由于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干的话，集团中也没有人会作出反应，因此他们就不会受到激励去做贡献。所以，大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因为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整体来说是多么珍贵，它不能给个体成员任何激励，使他们承担实现潜在集团利益所需的组织成本，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承担必要的集体行动的成本。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激励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他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奥尔森，1995）。也就是说组织内部权力结构随着集团规模而有所不同，在大集团中，内部权力的运用机制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成员是否努力实现组织目标，进一步决定了组织是否能形成有效的外部权力。
三、社会权力的外部环境
组织内部权力所形成的控制能力是组织外部控制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社会权力在社会整体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还要取决于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政治权力是否给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空间，是否允许社会权力与之形成一定的制约与分权关系。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家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专制政治下，政治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政治权力主体把一切社会权力都加以政治化，使之成为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下，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社会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与政治权力之间形成一条相对明确的分界线。这是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历史的原因，社会权力在我国和当代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仍有着不同的表现。
吉涛在其博士论文《第三部门与法治》（2005）中对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社团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指出18世纪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以及19世纪的民主工会运动和宪章运动，社会组织在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西方国家逐渐对其采取信任、合作、扶持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对社团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一定的认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结社革命和第三部门勃兴，社团在公共服务、社会理念的倡导、特殊人群的保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政府对于培养与社团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更加重视。政治权力为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我国，虽然社团数量发展迅速，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正式认同了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滞后，我国对社会组织仍采取严格管理、抬高“门槛”及限制竞争的基本态度，社会权力的作用空间受到政治权力的过度挤压。
四、社会权力与公企业治理
要求企业更多地考虑利益相关者要求，履行更多社会责任成为公众对现代经济权力扩张的反应。但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制度化的法定责任，考虑利益相关者要求也大多基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自利考虑。公企业由于大多具有非商业目标，通常追求在财务自足基础上各种非商业目标的实现，在考虑利益相关者要求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公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要求通常内化于公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框架内，体现了政治权力在公企业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公企业所承担的责任（Accountability）。公企业制度下，这种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要求并非直接以社会权力的方式作用于公企业，而是通过政治权力间接作用于公企业，体现了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涵盖交叉。公企业制度中社会权力主要以内化于政治权力的方式对经济权力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并不体现为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直接交锋、竞争或合作，而是通过社会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治权力并以政治权力的名义作用于经济权力。在公司制企业中，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相互作用，则更多地以一种直接交锋、竞争或协作方式来体现，如工会与企业之间、消费者团体与企业之间。可以说，公司制企业中，社会权力主要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企业治理，但在公企业中，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一道内化于公企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