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学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抓住它们，参以己意，给予说明。他做到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雍正讲三教有共同的目标，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他说：“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他还以天命论的观念解释儒佛的共性。儒家天人感应说警戒人们省修过愆，雍正认为求佛也是如此，他说：“天人感应之理无他，曰诚敬而已。”当人诚心拜佛，哪怕是微贱的愚夫愚妇，他的精神，会引起神明的怜悯而给予拯救和惠泽。他的结论是，儒佛有共同的思想，同一的育民作用。
释老矛盾重重，雍正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妙应真人娄近垣；他编选佛家的语录，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也赠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即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儒家思想历来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雍正尊懦，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使佛经驳杂了，但却又把道儒入于佛，含有扬佛的意思。所以雍正揉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当然，揉合了三教，更可以全面利用它们，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五年，青年时做过和尚的沈近思升任左都御史，雍正皇帝问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陈说一些。”沈近思答道：“臣少年潦倒时逃于佛门，特到进入学宫，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报效国家，哪有闲情顾及佛学。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之学，但是万机庶务，系于圣躬一身，是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臣就懂得佛学，也不敢向主上妄陈，以分圣虑。”雍正改容正色称是。
沈近思的回答有理有据，深显大义，可见真是忠臣啊。孔子云：“以直报怨。”沈近思以直报乖，不与皇上逢场做戏，显示了与其他一些逢迎之臣不同的耿骨之气，这就是位真君子。随君王问什么，以直陈言，不谄媚，不曲意，虽帝王也莫奈之何，可见雍正皇帝选这样的人做御史，专门从事督察和弹劾、上谏工作，是选用得很准的。这样的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
雍正也是位本真的帝王，正容而不动怒，即能知过而改。《论语》中有段记述：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期知仁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孔子说：人的过错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原因，观察他产生错误的情况和原因，便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从君臣二人的对话来看，本来雍正皇帝就不信佛，而只是好佛，与臣谈佛而臣直言相谏，能称一声是，也是一位圣主。
有一天，雍正皇帝赐宴，九卿侍坐，大臣们为了讨皇帝的欢心，竟侈谈禅学。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也能谈谈禅学吗？”赵殿最说：“臣没有学过。”雍正大帝就笑着说：“你不妨试着讲一下。”接着出了个题目，说：“观自在菩萨，你可讲一下。”赵殿最答道：“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宫，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天下之民归心，菩萨自在。”雍正大帝哭笑不得，只好打趣地对群臣们说：“赵侍郎真钝根也。”
由此可见，赵殿最也可说是位君子。《诗经》中有“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远见，就深深规劝。皇帝以佛法为题令下臣讲话，赵殿最以儒学以对，可见是懂得曲谏的。如果朝中多用一些这样的官员，不仅官员们互相监督，相勉相励，皇上也会少犯些错误。
还有一回，雍正问翰林院检讨任启运一些佛教经论的话，任启运也据实奏称：“臣未之学。”雍正讨了个没趣，讪讪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臣不附和，君也不怒，玩笑开不起来，但君臣和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殿的空气，还是太沉闷了，皇上想用讨论来活跃一下空气，却碰了软钉子。
似这样的下臣顶撞皇上的事并不鲜见。
文觉禅师奉旨南下的时候，地方官竞相趋迎，有一位漕运总督不为礼，且上疏奏称：“臣不能从佛法。”雍正大帝也并不责怪。
在儒教的国度里，兴佛理自然会遇到阻力的。雍正三年，御史钱以瑛奏请敕下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直隶唐山县令驱逐和尚，将僧舍改为民房。雍正大帝闻知暴跳如雷，当即下旨拿问唐山县令。侍郎留保站在皇上的立场上奏道：僧道都是无法生活的穷人，寺庙实际上是他们的收容所。然而那个学究式的县令不能领会皇上的圣意，难免犯错误。
留保这一奏请非常具体，既颂扬了皇上，消了他的怒气，也保护了那个用心良苦的县官。雍正于是把那个县令从轻发落。侍郎说的委婉。皇帝也知理屈，和尚也该倒霉。说这个例子，不过是在证明雍正毕竟热衷于佛法，也即和佛门是有交情、有感情的。
雍正皇帝常常为自己热衷佛法辩护，向下臣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譬如他曾说：“乃祖顺治，征召禅僧玉林入内廷研究佛学，就像黄帝到崆峒山访问广成子，讲求治身之要。黄帝是圣王，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因此顺治延揽僧人。是师法黄帝，当然也没有错。”这自然是借祖父的先例，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
《庄子·在宥》篇中有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曰：“我闻你修行已达到了至道，请问至道的精妙。我欲取天寺这精妙，以助五谷生长，以养人民。我又欲主阴阳和众生一同生活。这怎么办呢？”广成子回答说：“你所要问的，是事物的本质，你所要主者，是摧残物质的，你自己治天下，云气不用日月而下雨，草木不用日月而枝叶黄落，日月之光也就没用了。而佞人之心狭劣善辩的，又怎么能给他说至道？”黄帝听罢就回去了。扔下天下事，筑造了一特别的屋子，闲居了三个月，又去找广成子。见那广成子正头朝南睡着，黄帝便从下风跪着行进，再拜稽首问：“听说你达到了至道，请问治身怎么才可以长生呢？”广成子惊动而起，说：“问得好！过来，我给你说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别劳你的身体，别动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动，你的精神将守着你的形体。身体就可以长生。”
黄帝到崆峒山访问广成子，本是庄子寓言，子虚乌有之事，是庄子为了说明不要干涉物体，讲求放任，任物体自存自在，则一切无不治的道理而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这样一来，雍正皇帝所要学的黄帝，并非真正的黄帝，而是庄子寓言中的黄帝，以此为据，好说明自己热衷佛法是无可厚非的，在饱读史书的下臣面前显摆，这不是找着让人笑吗？可是雍正是皇帝，下臣们也只能随便他怎么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下臣们由于饱读儒学，也太郑重严肃了。皇上不过是想借此活跃一下朝中空气，搞一点民主，来一点自由争论，反倒不被理解，可见专制久了臣民就会像笼中鸟失去飞翔能力一样不苟言笑了。如果雍正来一点幽默，开一点玩笑，恐怕还是要碰钉子的。
雍正崇佛，也信道。在他没做皇帝时，曾求武夷山的道士为他算过命，说他是位真命天子。这次算卦很起作用，使他对以后能成为皇帝增添了信心。与信佛教不同，雍正虽信道，可是他并不懂道，即使信道，信的也是道家流派把道给传坏的失去道家真面目的那种道。
《庄子·齐物论》篇章中说一个故事，有一叫丽姬的，是艾地的守边小官的女儿。晋国灭艾之后，掠走了丽姬，将其作为晋侯之妾。开始时，姬自哀命苦，常涕泣沾襟。到了晋侯之处所，与晋侯同床共枕，衣锦美食，受宠获爱之时，就后悔刚被掠来时的悲哀哭泣之事了。该姬后来就对晋侯说：“我真后怕当初不求生而要死啊。晚上做梦饮酒而早晨哭泣，晚上做梦哭泣而早晨去打猎。这是在做梦吗？不知是在梦中，而梦中又有梦，醒了之后才知是梦。而且很清醒了之后，知道自己是做了一场大梦。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以为自己是清醒了，而又不知自己为什么知道自己是清醒的，总在想：君王果真就尊贵吗？臣民果真就卑贱吗？真是固执到极点了。”
这名丽姬所表达的是道家神秘主义的自然观。如此这般，作为皇帝，雍正是万万不肯去信道的，而他偏又信那么一点儿道教。
说到这一点，《庄子·养生主》篇章中又有说法：老子死了，有个叫秦失的人前去吊丧，哭了三声就算完了。老子的弟子怪秦失对老子哭得不尽哀，就问他：“你不是我老师的朋友吗？”秦失说：“是啊。”弟子说：“既然是朋友，仅哭了三声，未免太冷淡了吧。”秦失却说：“对的。以前我以为老君和平常的人一样，应该对他的死而悲戚，今见老君非人而是天，所以随顺俗情，只哭三声罢了。刚才我进去吊唁，见有老者在哭，如哭其子；见有年轻人在哭，如哭其母。他们聚会在这里，一定有不想说而说的，不想哭而哭的。这就背弃了自然，违反了真实，忘了自己是怎样生的。古人说，这哀痛情绪是天对于逃避自然者的刑罚，老君的生，是应时而生，老君的死，是顺理而死。安时处顺，哀乐就进不到心里。古人说人们被哀乐情感所束缚，就像倒悬一样痛苦；而消除了哀乐情感，不就如同倒悬的人被解开了一样么？”
以上是道家的伦理思想，也是养生的方法。作为一名皇上，雍正又怎么能消除哀乐情感呢。他能接受这种养生法吗？
然而雍正大帝却信道。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宗教能像中国的佛教道教一样相处和谐而无根本冲突，这也就为雍正皇帝脚踩两条船、信道信佛创造了条件。雍正五年初，北京白云观道士清山死，雍正大帝命内务府官员为他料理丧事，并指示按道家礼节，从优办理，并追封罗清山为真人。
既信佛理，又尚道教，同时还要崇孔学，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呢？对此雍正采取了功利态度，他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是非常聪明的。同时他又说：“佛之言性与诸书同，圣人同其性，则广为道德，人能同诚其心，同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则可以福吾亲，可以资君之安天下。”集三种精神于一体，恐怕只有雍正能做得到。这在历史上也是鲜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