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年轻的时候就被许劭预言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治世与乱世、能臣与奸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后者几乎是他盖棺定论的评价。其实，封建社会寒窗苦读的士子都想做能臣、为帝师，曹操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当能臣之路走不下去的时候，何去何从就是摆在面前的大问题了。
曹操是乱臣贼子，似乎是历史定论，就连京剧舞台上，曹操也被演绎成奸臣，高唱：“世人喊我奸，我笑世人偏。为人少机变，富贵怎双全？”仔细想想，这句话的确别有一番寓意。
世人口中的“奸雄”，京剧里的白脸，《三国演义》中的无数典故，都把曹操说成是奸诈的国贼。正所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好像这才是对曹操公正的评价。但是，他所宣称的“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直率坦言又不能不使人重新认识曹操。
其实，曹操一开始并不想做“挟天子令诸侯”的乱臣贼子，而是想做一个经世报国的能臣。曹操20岁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廉就是品德高尚，又有文化的贵族子弟，作了郎中令，经人推荐就能到外地为官，比如做个知县或县丞、县尉之类的官。不过到了东汉后期，这种举荐方式全都是一种走过场，就看有没有后台。不可否认，曹操有后台，祖父曹腾、父亲曹嵩都是朝中高官。所以曹操不久就被授予洛阳北部尉的官职。具体说，这一官职就是负责洛阳的治安工作。
洛阳北部尉这一官职并不好当，如果在别的地方任这一职务还好点，但是洛阳是东汉的都城，达官显贵、皇亲国戚甚多，尤其是东汉末年，没有哪个权贵把王法放到眼里。县尉官职不高，差事不少，权力不大，却责任重大，如此小官如何能管得了京城一方的治安，这一职位的任命，给曹操出了一个挺大的难题。
曹操接到命令后，真就上任去了。他一到任，先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治安规定公布于众，于公布之日起施行。又造五色大棒十几条，分别挂于大门两旁，吩咐手下人“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但是，那些好事的达官显贵们根本就没把曹操放在眼里。果然，有不怕死的公然送上门来，灵帝崇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是第一个试法者，这个家伙仗着侄子有权势公然违背曹操的禁令。曹操毫不犹豫，立即用五色棒将这家伙打死，这下还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了，治安情况立刻大有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曹操也知道死者的背景，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做一个好官，后来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这样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为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自己年纪轻，没有资本，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是一个好官，就得做出点大事来，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名声和能力。由此可见，曹操的初衷是想做个好官。
其实，据当时情况而言，曹操的能臣之路根本走不通。曹操入仕时是灵帝熹平三年（174），这个时候是东汉最为昏暗、最混乱的年代，宦官当道、奸臣横行、外戚专权、军阀称雄、贪官捞钱，吏治极其腐败，卖官买官现象非常严重，朝廷卖官明码标价、公开招标。做官就是一种买卖，哪怕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也要交公开价码的一半。这些钱官员们当然不自己掏腰包，全都是从老百姓那里盘剥来的。有个叫司马直的人，为人正直，被朝廷任命为太守，刚刚上任，就要他交钱，司马直为官清廉，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最后减免三百万钱，但是还要交七百万钱。司马直感叹说：“为民父母，还要盘剥他们，于心何忍！”于是，他辞官不做，朝廷以为他不肯出钱，就不准辞官，司马直万般无奈，只好自杀了。司马直临终前留下遗书，痛斥这种做法必然亡国。可见东汉末期朝纲腐败到极点。
曹操入仕之前当然不知道这些，等入仕之后，曹操还抱着满腔热血积极为政，他为官一郡就肃清一方，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其结果是“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那些被收拾的人找岔子告状，所以曹操被频繁地调动。这下曹操彻底看透了官场，他深恨报国无门，于是，辞官不做。
这时，灵帝死了，扔下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刘辩和刘协。时局更加动乱，宦官专权，大将军何进想除掉宦官，彻底肃清东汉积弱不振的局面，但是怕力量不够，于是依袁绍之计请西凉太守董卓进京除奸，请神容易送神难，没想到董卓“以奸易奸”。董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贼，无恶不作、祸国殃民。朝中正直的大臣苦于无除奸之策，放声大哭。曹操这时已回到朝廷为官，担任典军校尉一职，他却放声大笑道：“尔等啼哭能哭死董卓吗？何不刺杀之？”于是曹操以献刀为名去刺杀董卓，不料行刺失败，曹操只好连夜逃走。后来他又积极联合河北名流“四世三公”袁绍，积极讨伐董卓，要为汉朝除去这个毒瘤。
结果，众人推举袁绍为盟主，十八路诸侯一同讨伐董卓，但是曹操这次又失望了，十八路军队各怀心事，都按兵不动，曹操大呼：“举义兵诛暴乱，诸君何疑？一战而定天下矣，岂可失也？”仍然没有人响应，曹操只好孤军奋战，自然不是董卓的对手，还险些丧命。这时曹操不得不认真审视当今天下的形势，认定汉朝气数已尽，决定回乡募勇，要建立自己的军队。
当时天下大乱，黄巾起义攻破兖州，杀了兖州太守，曹操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自领兖州牧要剿灭黄巾军。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黄巾军有30万之众，而曹操只有几千人。不过曹操并不惧怕，他巧妙运用攻心政策，采取分化瓦解、诱降的策略，再加上埋伏奇袭，最终打败黄巾军。黄巾军失败后，曹操并没有遣散这些人，而是精中选优组建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青州兵”，这就是曹操起家的军队，从这时候起，曹操即开始苦心经营自己的这支军队，与纷起的群雄拉开了争夺天下的序幕。
就此看来，曹操怎么能算得上是奸臣呢？有时候，人的思维方式很奇怪。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是不是奸臣？周武王伐殷是不是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是不是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是不是奸臣？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是当朝的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是不是奸臣呢？仅此而已，从来没有人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这个问题。其实，改朝换代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大圣人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做臣下的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这不算是犯上作乱。如果以孟子的这个观点看待曹操，那么，曹操还是乱臣贼子吗？
曹操要结束天下混乱的局面，这有什么不好呢？可是，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曹操之所以目无天子，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无法领导群臣治理天下。这时候就要有人站出来，领导群臣，统一天下。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使人们的同情心自然而然倾向于弱者，转而憎恶“霸道”的曹操，这实则是不敢正视现实，同时也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了弱者。这种倾向背后，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是奸臣，手下却谋臣如林：如荀攸、荀彧、郭嘉、司马懿、贾诩等，猛将如张辽、典韦、许诸、张合、徐晃、李典、乐进夏侯渊、夏侯惇等，一个寡恩薄义的奸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曹操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曹操胸怀广阔，性情豪放，就是大战在即也“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又高唱“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隐居隆中，高唱《梁父吟》，使得刘备三顾茅庐，请自己出山。在以后的历次交锋中证明，诸葛亮的文治武功，的确超出曹操很多。但是有一点，曹操超过了诸葛亮，曹操手下有的是能人，而诸葛亮却后继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是姜维，姜维之后的局面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缩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之后的能人就不用说了，司马懿数次与诸葛亮交锋，使诸葛亮未能踏入中原半步，最终累病，死于五丈原军中。
还有一点，就是诸葛亮没有曹操的手段，曹操有巧取豪夺的能力，乱世成大业需要这种能力。诸葛亮却没有这个能力，在隆中纵观天下，发表完长篇宏论后出山辅佐刘备，岂知二代而终，后主刘禅还不及灵帝或献帝，所以诸葛亮苦心孤诣，也无法实现自己的隆中宏愿。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确切一点说，他是一位乱世英雄。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曹操的产生既是个人际遇，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