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能耐不在官场，而在文采，他是古代罕见的文化大师，虽然以文采入仕，却又因为不合时宜而几起几落，似乎有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其实苏东坡的失意在于他耿直的性格。
苏轼一生闻名天下，无人能比。他一生正直，绝无心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官拜翰林学士，但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且直。
苏轼是读书人，不会玩弄阴谋诡计，在他身上体现着读书人特有的坦荡与正直。有人会说，苏轼是不是读书读多了，才致如此。其实是苏轼把官场看透了，把那些争名逐利之徒看透了，而自己又绝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敢于为正义和真理说话，所以仕途上屡遭坎坷，几遭杀身之祸。正因为如此，苏轼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法比拟的千古名人。
苏轼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四川眉州，父亲苏洵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少年时不喜读书，游荡不学。寒窗苦读的大好时光早已过去，他依然吊儿郎当只知玩乐。等到苏洵像做梦一般的醒来之后，已经是25岁了，早过“弱冠”之年，自己的两个哥哥早已步入仕途，功名在身。苏洵这才开始发愤苦读，几年下来，也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苏洵满怀信心地去应试，结果却一次次落第。
屡试屡败，对苏洵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是一种冷酷的讽刺。好在苏轼、苏辙二子从小就表露出不凡天赋和才能，这对苏洵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苏洵莫大的希望，他以自己追悔莫及的惨痛经历勉励两个儿子刻苦攻读。
苏轼的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一个颇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妇女，她以个人主义的上进以及封建名节观念来教育、勉励苏轼、苏辙兄弟。有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影响和家庭的熏陶，两位血气方刚、才华横溢的小苏在年逾50、两鬓已白的老苏带领下，以绝世的才华横扫当时的汴京文坛。顿时，文坛上旋即刮起一股学苏风。“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嚼菜根”的美谈就是因此而来。
满腹才华的苏轼也同样走上了科举入仕的路子，并且一鸣惊人。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及其他审卷官的高度赞赏。在文章里，苏轼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文章逻辑严谨，论证方法得当，而且又不拘泥于古法，活用典故；行文畅达朴素，语言精练优美。欧阳修见试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只好忍痛割爱，评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所做。同时，他的弟弟苏辙也被录取在高等。
接着参加礼部复试，苏东坡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同年，仁宗赵祯在崇政殿亲试进士，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苏轼才22岁，苏辙19岁。欧阳修在读苏轼的答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读苏轼书，我全身喜极流汗。快哉！快哉！这个人是当世奇才，我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其实，难怪欧阳修如此褒赞苏轼。蜀地自古山川奇秀，文人名士辈出。汉代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出自西蜀，《子虚》《上林》二赋流传千古，扬雄、王褒步其后尘；唐代的陈子昂自言蜀中多豪侠；李白青少年时代在四川仗剑侠游，杜甫晚年流落四川，初唐四杰也和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时间“天下诗人尽入蜀”。晚唐五代时，中原战乱不已，西蜀相对安宁，文人学士，如韦庄、牛希济、薛绍蕴等避乱而来，促进了西蜀文化繁荣，使西蜀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受相对封闭的环境影响，西蜀文人仍“以西汉文词为导师”，与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合拍。苏门三父子的文章内容充实，辞藻朴素而畅达，和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迥然不同，因而深受欧阳修赏识，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干将。“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一门独占其三，真可谓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灿烂的风景！
苏东坡出川的第一仗打得如此漂亮，他自豪地把自己和弟弟同科入第与晋代陆机、陆云联袂入洛轰动京都的盛况相媲美，不无自负地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年轻气盛的苏轼雄心万丈，似乎看到了一条光明坦途延伸在自己面前！
由于苏轼殿试成绩优异，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自此，苏轼正式步入仕途。
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神宗。神宗是位立志有为的青年君王，他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就决心改变北宋王朝积弱不振的局面。神宗痛定思痛，觉得唯有改革才能重振朝纲、百姓富裕！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具体实施变法。王安石首先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机构，以理财为中心，对政治经济进行全面改革，一场继“庆历新政”后的革新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铺开。
王安石充分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果敢，他对那些企图阻止变法的人毫不手软，坚决驳斥，甚至外贬。同时把一些政治地位较低、资历较浅而又赞成新法且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集合在自己周围，形成变法派的中坚力量。韩琦、富弼、欧阳修纷纷自求外任或隐退，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纷纷升迁。面对如此频繁的人事调动，苏轼十分不满，为曾巩、欧阳修鸣不平。
熙宁四年，苏东坡借机向神宗进言，劝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苏轼的作法引起王安石不悦。王安石本来就不满意苏轼对自己所持的异论态度。于是，王安石将苏轼降为开封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刑狱的，事务繁杂，王安石想“以多事困之”。
苏轼因政见不同被排挤，孰是孰非，千百年来聚讼纷纭。欧阳修、文彦博、范镇、富弼、韩琦，这些元老重臣都支持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如果说是因为政治地位改变而使他们变得保守，那么王安石的亲家吴光、两个亲兄弟王安礼、王安让也反对变法，就很让人回味了。但是这些人的命运又有谁比苏轼更惨呢？
知子莫若父，苏洵对苏轼的性格最为了解，他在《二子说》中写道：“轼，吾惧汝之不外饰也。”的确，苏轼性格豪放不羁，“不外饰”，不像其弟苏辙，“善处于祸福之间”。
苏轼置身于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中，自己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既不是反对派，也不是变法派；既不追随王安石，也不追随司马光。他似乎想在激进的改革派与顽固的保守派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始终固执地坚持着他的温和改革思想，所以在王安石执政时期，他与激进的王安石分手，在王派的人看来似乎在向司马光靠拢；而司马光上台，他又不同意完全废除新法，让保守派觉得他是改革派的人。这种特立独行的固执己见，给苏东坡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悲剧：既不见容于王安石这样的变法派，也不见容于司马光这样的顽固派，当然更不见容于章惇这样以新法为招牌的当权派。包括亲朋好友在内，谁也不知道苏轼究竟想些什么，一日退朝，苏轼拍着肚皮问家人肚中装有何物？有人说是“学识”、有人说是“文章”，苏轼都一一摇头否定，唯独爱妾朝云知道苏轼的心事，乐呵呵说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真是一语中的，苏轼也笑了：“知我者，朝云也。”
苏轼家中的疏竹轩内有一怪石，别人都不以为意。苏轼却觉得怪石的精神高不可攀，很像自己，自己常常“雕不文磨不莹”，所以屡屡遭贬。
王安石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时，也确实有用人不当的地方，一些奸诈之徒乘机爬了上来，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这些小人不但疯狂迫害反对变法的正直官吏，而且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最终，王安石本人也遭到了这些小人的诬陷和迫害。
在这伙人中，首先找苏轼麻烦的是谢景温。谢景温见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就诬奏苏轼，说他在苏洵去世、扶丧返川时，曾在船中藏运私盐。谢景温还兴师动众下令淮南、江南、湖北、夔州、等地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罪证，并逮捕篙工水师，严加追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
其实，这次陷害苏轼的这伙人大错而特错了，想在钱财上找苏轼的茬，实在是不明智。苏轼父亲苏洵死时，英宗诏赐银绢，韩琦赠银300两，欧阳修赠银200两，都被苏轼婉言谢绝。如果苏轼是贪财之辈，怎会放过名正言顺、轻而易举到手的银两，却提着脑袋去干贩私盐的勾当呢？苏轼不愿与这些人争辩，既然当权者采取了如此卑劣的手段，自己还强留朝中有何意思呢？此时朝中，已是王安石的天下，欧阳修、富弼、范镇、曾巩、吕海、韩琦、司马光纷纷“致仕”（退休）或外迁。于是苏轼亦自求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出杭州通判。这是苏轼第一次被诬陷。
熙宁四年，苏轼出汴京，绕道陈州，邀上弟弟苏辙，一同拜望了隐居在颍州的欧阳修，然后取道寿州、濠州，于十一月抵达杭州。
杭州是东南大郡，经济繁荣发达。苏轼为了排遣心头苦闷，徜徉于山水之间，湖中橘林，溪上苕花，顾渚茶芽，梅溪木瓜等无不令他像回到了故乡眉山一样。尤其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更像一个仪态万方的清纯少女，令他心仪不已，以至于后来在狱中留下遗嘱要求死后葬于西湖！
三年后，苏轼依依不舍地告别杭州，到密州任职。政治上的苦闷带来了生活上的寂寞之感，苏轼常常陷于往事的回忆之中。特别是心爱的妻子王弗，已经去世10年了。这位豪放的词人低吟着“十年生死两茫茫”，想想自己也已满面风尘，两鬓白霜，即使相见，恐怕也认不出来了，真是“无处话凄凉”！越是凄凉越是伤感，苏轼又想到了从小情同手足的弟弟苏辙，在这月映万川的中秋之夜，只能“把酒问青天”。可是苏轼就是苏轼，自有其乐观豁达之处。是啊，连月亮也有阴晴圆缺，何况人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乐观的苏轼让明月带去了对弟弟的祝福！
此后，苏轼又辗转于徐州、湖州。到达湖州后，给神宗写了一道谢表：“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感激皇恩到湖州任职，决心好好干。这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谢表，尽管带一些怨气。
可是不经意的怨气却大大地刺激了那些推行新法的小人，李定看了这份奏表之后，不由大喜，觉得整治苏轼的机会来了，马上串联了舒亶等人，准备“弹劾”苏轼。
经过周密的计划，第二天早上，李定和舒亶把苏轼的谢表交给了神宗，李定首先发言：“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是在反对新法，同时也是对皇上不满；‘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嫌自己的职位太低了，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总之是未将皇帝放在眼里。”李定给苏轼总结了四条“罪状”：第一，怙恶不悛，其恶已著；第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第三，言伪而辩，行伪而坚；第四，诽谤朝廷，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再加之李定的一番煽风点火，果然很不高兴。舒亶见时机已到，乘机又为苏轼罗列了很多“罪名”：“陛下为了富国强民，实行变法，但是苏轼一心反对变法，朝廷每颁布一项法令，他都作诗诽谤，这哪有人臣之礼！陛下为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盐铁专卖，苏轼就叫冤，‘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陛下让百官学习新法的法令文书，苏轼笑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更可恶的是宰相王跬还亲自出马，揪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不放，说什么把本应在天上飞腾的皇上比成在地下的蛰龙，纯粹是污蔑圣上！
这个王跬何许人也？他就是北宋有名的“三旨相公”。此人从熙宁三年做参知政事以来，直到元丰八年（1085），在神宗朝做宰相达16年之久，要不是病死，还不知道要继续做多少年的不倒翁呢。16年间，任凭宦海风急浪高，群臣如走马灯似的升迁贬谪，唯独王硅一帆风顺，稳坐钓鱼台。其为官的秘诀就是上朝“取圣旨”，皇帝表态后说声“领圣旨”，退朝时说“已得圣旨”。故而被人称之为“三旨相公”。这次，王跬把神宗的意思领会错了，他以为神宗同意御史台逮捕苏轼，误以为要杀苏轼，于是跟着煽风点火，落井下石，挖空心思，捕风捉影地找出这么一句。幸亏神宗还不至于十分糊涂：“自古称龙者多矣，……孔明卧龙，岂人君耶？”如同一盆冷水迎头泼下，王跬顿时哑口无言。
人们或许想不明白，像苏轼这样才华横溢的大文豪，同时代的人肯定会衷心钦佩，虔诚地仰视吧。但事实却令人痛心，越是超越时代的伟人，越容易被人们视为异类而惨遭攻击和围剿！正所谓“众口铄金”。看看二十五史，有多少名人突围不成淹死在唾沫之中！苏轼自然难逃厄运。
在这伙小人的攻击下，神宗犹豫一番，最终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皇上不远千里派人来逮捕自己，苏轼料定此去凶多吉少，于是苏轼与家人告别，一家妻儿老小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湖州百姓看到他们敬仰的苏学士被押上了船，一时泣如雨下，个个失声痛哭，足见苏轼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苏轼被押到开封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乌台诗案”。
妻子王氏派长子苏迈随同苏轼进京，以便沿途照顾他的生活。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才华满腹的苏轼面对专横的狱吏常常哑口无言。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当文明遇到野蛮时，往往会败下阵来，而且惨遭蹂躏！
苏迈每天给父亲送饭，但是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开封求救无望的情况下，苏迈决定去南京求叔叔苏辙帮忙。临走时，他和父亲约定每天送饭菜时，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万一有不测就送鱼。这样可以使苏轼明白事态的发展，心中早有准备。由于仓促着急，托亲友送饭时忘了告诉约定的暗号。这位亲友知道苏轼喜欢吃鱼，便精心地做了一道鱼给苏轼送去。苏轼一看，悲怆万分，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到底是难逃一死啊！于是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
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二云：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他设法让狱吏把自己的两首绝命诗转交给弟弟苏辙，平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没想到这两首诗被李定安排的耳目得到了，忙交给李定。李定正愁找不到苏轼的证据，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连忙如获至宝似地往袖中一塞，上朝面见神宗去了。
对于苏轼受审，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关注，王安石的亲家吴光以曹操尚能宽恕击鼓骂曹的祢衡一事，规劝神宗宽赦苏轼。苏轼的前辈张方平，曾经位至参知政事，这时隐退南京，也愤然上书营救苏轼，派自己的儿子张恕直接上京到闻鼓院投书。还有另外一个人，王安石，这位曾经设法排斥苏轼的变法派铁腕人物，当时已蛰居金陵，不问政事，这时也看不过去，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是神宗器重的人物，虽已退隐，但这话仍很有作用。
其实，年轻气盛的神宗并不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陷害苏轼，神宗暂时想不出处理苏轼的办法。这时朝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病重，弥留之际，她劝神宗别冤屈了苏轼，过去仁宗以制科得苏轼两兄弟，是把他们作为宰相人才留给子孙的。神宗为了她的病，要大赦天下，她说不必大赦天下，赦苏轼一人足矣！神宗是孝子，不得不考虑此话的分量。当李定把苏轼写给苏辙的诗交给神宗时，神宗看完后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里面写了什么，李定一惊，自己光想害人了，没来得及看内容。如此一来，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苏轼丝毫不介意，躬耕自足，兴致勃勃地买来一些富人不肯吃的猪腿，精心烹作，美其名曰“东坡肉”，真是苦中作乐。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天用钱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串，挂于屋梁上，每天用叉挑取一串，就把叉藏起来。
有些时候要感谢小人，正是这些小人的迫害，成就了苏轼的文采。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后赤壁赋》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表现一种旷达、豪迈的精神气概，堪称卓绝千古。面对滚滚长江，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艺术地再现了赤壁之战那雄壮的一幕，刻画了一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周瑜形象，借咏史以抒发个人怀抱。另外，还有《江城子》、《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西江月》、《临江仙·夜归临皋》、《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等等，令人赞不绝口。谁能想到黄州之贬使他成为文学史上少有的全能大家，《前后赤壁赋》奠定了他在“唐宋八大家”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词更是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峰，使北宋豪放一派真正确立起来。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改知汝州。在赴任途中，路过金陵，苏轼特地去看望蛰居在此的王安石。王安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大凡历史上的改革家没有不被议论的，而且被议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历史价值）。其实，苏轼和王安石没有根本的矛盾冲突。他们都主张改革，只是方法和缓急程度不同而已，方向上还是一致的。欧阳修死后，二人成为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两大旗手，二人惺惺相惜，互相佩服对方的诗文才情，苏轼即使在攻击王安石学风时也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令苏轼拍案叫绝，连喊：“此老乃狐狸精也”，自叹弗如。逆境中的苏轼和病中的王安石在金陵相交，二人摒弃隔阂和仇视，欣然相聚，频频唱和，畅谈国事，成为千古美谈。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一贯反对变法，掌权后，她首先清除了支持变法的一些官员，免去了王硅的宰相之职，重新任命司马光为相。一些因反对变法被免职的官员陆续复用，苏轼也被召还朝廷任翰林大学士。司马光任宰相后，彻底废除了新法，谁知苏轼“不知轻重”地认为王安石的新法不应全废，甚至在政事堂公开批评司马光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而以差役法代之，他说：“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而不在于变法本身。”但司马光丝毫不听，苏轼回到家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其实，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是王安石针对“三冗（冗官、冗军、冗费）”的改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苏轼政治上的不合作，自然引起了司马光的不满，遂有排挤驱逐之意。
当时的谏官多为司马光所荐，对于苏轼因持进步而温和的改革思想而与司马光不合，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以聚敛、贪污而臭名昭著的御史赵挺之纠集了一大批对苏轼不满的政敌，采取了李定、舒亶之流惯用的手法，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诬蔑苏轼诽谤先帝神宗。
苏轼又踏上了被贬之路，此次被贬较前几次好得多，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这次出知杭州，苏轼为杭州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组织民工挖掘修筑西湖，用挖掘出来的淤泥构筑了一条长堤——苏堤，如今是西湖的一道胜景。苏轼在为民造福的同时，以神来之笔揭露了吏治不当、生灵涂炭的篇章，丝毫不顾忌自己曾经因此获罪。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还京。御史贾易和赵君锡弹劾苏轼于神宗死后“作诗相庆”，指责苏轼草诏引用“民亦劳止”，讥讽熙宁新政。苏轼虽因反对变法吃过不少苦头，是神宗晚年念及仁宗的告诫，而嘱咐高后，在自己死后，要重用苏轼。苏轼感激还来不及，怎么会对神宗之死“作诗相庆”呢？
不久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一直是被高太后保护才勉强在朝中立住脚的。高太后死后，哲宗以章惇为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被录用。这样，苏轼的厄运又来了，被一贬再贬，终哲宗朝再也没有回到朝廷。
苏轼先被贬至定州，定州是宋朝抵抗北方契丹的边陲重镇，苏轼一上任就修葺兵营，惩罚贪官污吏，整饬军纪，并为民上表乞减赋税，深得民心。章惇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在政治上有良好的表现，“乌台诗案”中曾经鼎力相救过苏轼。可是现在的章惇，大搞派性斗争，不问个人具体的政治表现，只要自己不喜欢的人一律扣上“元祐党人”的帽子，无原则地报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祸”。59岁的苏轼再遭诬陷，去两学士职，至荧州。苏轼还未到荧州，再贬惠州。
惠州偏僻荒凉，号称“万里”，宋代只有罪孽深重的人才贬到此地，苏轼自知此次被贬，生还无望，便带上幼子苏过和侍妾朝云南下，经过酷热坎坷，终于到达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苏轼以超脱豁达的生命态度来对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日子居然过得优哉游哉。政治上再度失意，使苏轼在诗歌王国里又一次获得了灵感。苏轼走一路写一路，充满了乐观精神，并且自我宽解：“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见长芦天禅师》），谪贬算不了什么，就当一次旅游散心吧：多么豁达，多么超脱！
苏轼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每到一地，都会随遇而安，对那里产生深厚的感情，不久他就深深地爱上了惠州，并不以迁谪为意。尤其是在惠州写的《惠州一绝》，艺术地再现了惠州美好的风土人情：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勾起了人们的无限向往之情。貉貊之邦、瘴疠之地的惠州唤起了苏轼充满天才的诗情，“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这恐怕是那些专搞陷害的小人没想到的！
一天，苏轼与家人谈得高兴，正逢诗兴，便写了一苜《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惠州虽与京城远隔万里，但是章惇这伙小人并没有“忘记”苏轼。千百年的历史告诉人们，这类人是不可能断子绝孙的，只是豁达的苏轼没有想到罢了。章惇见了这首诗以为苏轼是在嘲讽自己，决定再整治一下苏轼。
章惇心想：“苏子尚快活耶？”你不是“春睡美”吗，我要让你不美！可是怎么整治呢？这下犯难了，杀他吧，没有借口，且违背了祖宗之法，易招来众怒。再贬又贬到何处呢？翻遍地图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比惠州更荒凉了。有了，章惇忽然想到琼州，琼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荒凉之地。于是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这实际是迫害性流放，欲致苏轼于死地。苏轼以62岁高龄再次被驱逐，渡过雷州海峡，来到更南端的琼州。
初到琼州，苏轼多病无米，章惇还派人把他逐出官舍。海边瘴雾而多雨，蛇虫出没，简直难以生存。但是苏轼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下来，黎族同胞素闻苏学士大名，群起相助，解决了生活问题，这种萍水相逢的帮助使一生屡经坎坷的苏轼倍觉温暖。生活上虽然艰苦，可是精神却是愉快的，“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再次焕发了他富有创造性的才情。苏轼写下了许多富有生活情趣、热情洋溢而又浪漫风趣的诗文：“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半醒半醉闷诸黎，竹制藤梢步步迷。”
苏轼深深爱上了这里淳朴的人民，优美的风光。他积极传播文化，使当地出现了大批的举子。并且为黎族同胞介绍先进的农耕技术，破除迷信等……天天和黎民同胞融为一体，充满热情地生活着，似乎忘掉了遭受的打击。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元符三年（1100）正月，24岁的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同时，徽宗是一位书画皇帝，仰慕苏轼的文采，所以召苏轼北归回京。于是，苏轼又踏上了北归的征途，每到一处，都引起巨大的轰动，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争相一睹这位文化巨人的风采。此时的苏轼已是65岁高龄，多年的颠沛流离，弄得他身心疲惫。翌年，苏轼病重，自知不能痊愈，遂召三子于床前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然后，一代文豪，溘然长逝。消息传出，人民相哭于市，士子们相吊于家。
苏轼是大文豪，诗、词、文、赋、书、画全能，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与之比肩；苏轼是一个好人，正直善良，坚韧豁达；苏轼又是一个好官，一生四处为官，做了数不清令百姓称赞的好事，尤其是他屡次遭贬，亦属千古罕见。苏轼是一个文人，却陷入了充满陷阱的政治涡流之中，实在是他的悲哀！新旧两党的排挤、贬斥，说明了：他并非命运不济，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正直。正所谓：“苏轼何罪，独以名高！”
然而，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苏轼虽然已乘鹤归去，可是他的诗词却闪耀着灿烂夺目、绚丽无比的光芒，成为人类千年共享的文明之精品！他的人格脱俗豪迈、豁达坦荡，其情感境界已超脱了现实，以一种美好的人生态度体味生命的本体，达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所向往的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没几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这种境界对中国文化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八篇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历史往往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朝代的兴起或没落时，正是忠臣与奸臣激烈对撞的时候，也是英雄辈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涌现出英雄人物，这种人治国是忠臣良将，乱世也是奸雄，所以，历史不能忘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