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比较经济学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社会制度的剧变对以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大部分学者认为：“比较经济学已经失去比较对象，从而走向消亡了。”从此之后，研究比较经济学的学者们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比较经济学进入了低谷时期。实践表明，“消亡论”是毫无根据的，苏东剧变不是埋葬比较经济学的坟墓，而是比较经济学进行创新的契机。在比较经济学萧条的十几年中，以施莱弗（Shleifer）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依然在不断地寻求比较经济学新的突破，他们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即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对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来说明各种制度运行的规律，分析了所有权、银行、法律、政府、公司治理和管制等制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且施莱弗等人在2003年提出了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詹科夫等人，2003）。其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的提出标志着新比较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崩溃的随后十几年中，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纷纷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绩效和经验千差万别，激进改革的俄罗斯建立了民主和市场制度，却经历了急剧衰退之后的复苏；同样实施激进改革政策的波兰却实现了快速增长；有限改革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陷入经济停滞；渐进改革的中国在一党制下实现了快速增长。上述的这些差异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何种程度的政府所有制才是适宜的？政府应在何种情况下实行多大程度的监管？政府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有效控制无序？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民主是最优的政治制度吗？当需要进行激烈的变革时，专制是不是更有效呢？在民主制度下，究竟是割据型政府还是统一型政府能将改革进行得更好？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联邦制结构是否是一种适宜的选择？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们对其原因进行了思考。亚洲金融危机究竟是经济政治自由化还是政府干预导致的恶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即经济政治自由化和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
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提出了关于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问题。欧洲各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其偏好、法律、习俗、体制和利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那么一体化后的欧洲应该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多大程度上实行政府干预政策？
上述问题的提出为新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新比较经济学正是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
在研究对象上，新比较经济学不再以主义为研究对象。施莱弗等人认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不同的制度是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明确了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后，他们指出：“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系统性差异，而这些制度差异对经济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这些差异及其影响的分析正是新比较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
同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新比较经济学也强调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新比较经济学还认为，产权容易受到来自两方面威胁的侵占：第一方面的威胁是无序，即“个人以及财产遭受谋杀、盗窃、违约、民事侵权以及垄断定价等形式的私人侵占的危险。无序还表现为个人通过行贿、盗窃来扰乱法院等公共机构，从而使进行侵占的个人逃脱惩罚。”无序使得产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无法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因此，政府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来保护产权，避免无序的侵占。第二方面的威胁是专制，即“个人及其财产被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通过谋杀、征税、财产侵害等形式来侵占的危险。专制还表现为通过国家以及利用监管者来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专制虽然能够保护产权从而避免私人的侵占，但是政府也可能侵占私人的产权。在上述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新比较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功能就是对无序和专制这两方面的损失进行权衡，使得二者造成的总损失最小化。
新比较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制度可能性边界。X轴说明政府控制所带来的社会损失程度，Y轴说明无序所带来的社会损失程度，它们都以相对于产权完备的基准来度量。制度可能性边界（IPF）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制度可能性边界，是一个社会可能的制度发展范围。IPF上每一点表示一种可能的制度。新比较经济学假定IPF曲线是凸向原点的，即专制程度的边际增加只能产生越来越小的无序程度的减少，这符合标准的新古典假设。向下倾斜的45度线表示一定程度的无序和专制下的等成本线。这样，对一个社会来说，等成本线与制度可能性边界相切的那一点就是该社会的最优制度安排，在切点该社会实现了总成本最小化。切点的位置取决于IPF曲线的位置和形状。一旦通过均衡分析确定了最优的制度安排，该社会就需要推动其制度安排向最优的制度安排演进。新比较经济学认为这种推力可能来自于民主压力、利益集团的影响、社会精英的科斯式谈判和哈耶克式的自发演化。
按照国家权力介入程度的轻重，有四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市场约束（私人秩序）、通过法院的私人诉讼、监管和国家所有制。此外，还有一个中间策略，通过私人诉讼来实施公共规则，或基于公共规则的私人实施。这几种策略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经常在同一个市场中起作用。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总成本损失，因此必须选择能够使总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
市场约束的主要优点是，它把经济活动交由市场，无需任何公共实施者，也就不存在专制。市场本身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无序，从而不需要政府监管和法庭的存在。但是，市场的约束并不总是行之有效。市场约束无法消除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而法庭和诉讼可以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但强势方以及非正义的一方经常通过非法或者合法的手段影响法庭的机制，法官也可能因为收到贿赂或受到威胁而改变中立和公正的立场。所以，当有钱人和政治势力影响了正义的途径时，诉讼并不能有效地减少社会无序（Glaeser、Scheinkman和Shleifer，2003）。
与市场约束和私人诉讼相比，政府监管在控制无序方面有许多优点：首先，监管者可能是在特定领域内追求社会目标的专家其次，监管者可以优先执行，从而有执行的优势（Xu和Pistor，2002）最后，监管者可以被赋予执行社会公益事业的特殊动力，他们在原则上相对于法官而言更容易被激励来实施社会政策（Glaeser和Shleifer，2003）。但是，监管者也可能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Stigler，1971）。这说明，政府监管起作用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只有当无序程度非常高，以至于私人秩序甚至法院无法有效解决它时，或者只有当交易各方的力量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时，监管才是迫不得已的做法。所谓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强权受到制约是指社会对政府的审查更为严格，公权被滥用的机会不多。否则，在缺乏民主的国家，监管并不能保证消费者（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权力越大，官员俘获的好处就越大，在均衡中俘获可能更多。
基于公共规则的私人实施是指由政府或授权机构制订一些规制私人行为的条例，然后将这些实施交给私人诉讼。例如，在证券市场上由证券监管部门来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但把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交给投资者，当上市公司没有按照规则要求披露信息时，投资者可以据此上诉。
至于政府所有权则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即当竞争和监管不能消除垄断，或者监管不能保证基本的产品质量，再或者公共安全岌岌可危的时候（如军队、警察和监狱等）。
新比较经济学认为，不同社会的IPF位置和形状是千差万别的。为了解释其原因，新比较经济学提出了文明资本的概念，认为“如果社会的文明资本越多，IPF曲线就越接近远点，人们就越有可能合作”（詹科夫等人，2003）。新比较经济学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决定文明资本的因素包括：传统文化的影响、种族异质性及其造成的冲突、要素禀赋和物理环境、死亡率、社区中长期合作的历史、产品生产技术方式、税收提取的效率、人力资本水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政策能够改变文明资本的某些方面，但是在短期，文明资本是基本不变的，这意味着有效率的制度在短期内是稳定的。
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新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用来解决如何在既定的制度可能性边界下进行有效率制度的选择。新比较经济学还运用该框架分析了英法两国12世纪和13世纪时在选择法律体系方面的分歧、美国进步时期的监管型国家的兴起和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必须与其制度可能性相适应，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
三、新比较经济学的创新与不足
与传统的比较经济学相比，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这些创新包括：
第一，研究对象的改变。旧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各种不同经济体制以及它们的绩效。而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改变为各个国家内部具体经济制度的差异，正如詹科夫等人所言“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的分析正是新比较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詹科夫等人，2003）。研究对象的改变使得新比较经济学不再局限于主义的比较，不会因为研究对象的消失而陷入困境。
第二，研究方法的改变。即使在比较经济学最为兴旺的20世纪80年代，比较经济学也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采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对各国经济体制的概括和总结。从新比较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看，新比较经济学已经采用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比如，其理论框架是运用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建立的，其一系列的实证性论文则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分析方法的改变使得新比较经济学更易于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更具有生命力。
尽管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并运用该理论框架分析了一些案例，但是该理论框架却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这些不足使得新比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较为粗糙，其复兴的基础并不稳固，新比较经济学的复兴有赖于进一步完善其理论框架。这些不足包括：
第一，等成本线的角度问题。新比较经济学假定等成本线的角度是45°，但是并没有说明该角度是如何确定的，也没有说明该角度是否可以变化。本书认为，该角度是可以变化的。新比较经济学之所以假定等成本线的角度是45°，是因为他们认为专制和无序造成的损失对总成本的影响权重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社会对二者造成的损失偏好是不同的，比如相比较而言，一个个人主义思想盛行的社会可能更难以忍受专制造成的损失，则专制造成的损失对总成本的影响权重较大，这样等成本线与X轴的角度就会大于45°；反之亦然。
第二，IPF方面的问题。首先，作为新比较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IPF并不足以解释经济的复杂性。按照新比较经济学的观点，专制或无序造成的社会损失是由法律和政治体制决定的。毫无疑问，法律和政治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忽略掉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如文化、意识形态、教育、宗教、产业结构等因素。其次，新比较经济学认为，最优的制度安排在IPF与等成本线相切的那一点，因此一个社会需要推动其制度安排向切点转化，但是新比较经济学并没有阐明IPF上点与点之间的转换是否是有成本的，即他们忽略了这种转换成本。本书认为，这种转换成本是存在的，新比较经济学应该把这种IPF上点与点之间转换的决策机制和转换机制纳入其分析框架。这种点与点之间转换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助于完善新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最后，新比较经济学没有说明不同制度之间的选择在IPF曲线上是否是连续的。从俄罗斯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案例中可以看出，IPF曲线应该是连续的。但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IPF曲线上点与点之间的转换轨迹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会只有一种路径，因此，点与点之间的转换轨迹并不连续，即IPF曲线可能并不连续和平滑。既然IPF曲线并不连续和平滑，那么IPF与等成本线的切点就可能有多个，即一个社会的最优制度安排有多个，那么哪个是最优的呢？把IPF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是否还有意义？本书认为，在新比较经济学的所有问题中，IPF曲线的连续和平滑问题是新比较经济学最致命的不足。如果新比较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分析框架就难以立住脚。
第三，文明资本方面的问题。新比较经济学对文明资本的论述比较模糊，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没有论述。这些问题包括：首先，只是说明文明资本与社会资本有关，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但没有更进一步说明文明资本的内涵、构成和特征。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开放也应该属于文明资本的范畴。其次，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个社会的文明资本越多，IPF就越接近原点，人们就越有可能合作，但没有深入论述文明资本影响IPF的机制。再次，新比较经济学列举了影响文明资本的因素，并说明文明资本在短期是基本不变的，但忽略了文明资本的变革问题，即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文明资本会急剧发生变化，如激进的社会改革。总体来说，新比较经济学关于文明资本的理论还是很粗糙和模糊的，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新比较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其理论体系仍然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要使新比较经济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还需要对上述不足作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