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地扩大侵华战争，将中国这个本已被东西方列强瓜分过的半殖民国家，视为应由其独占的势力范围，企图独霸中国，对欧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和苏联的国土安全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导致英、美、苏联等国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同时这些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威胁，就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来支持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希望通过蒋介石来与日本角逐，以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西安事变的爆发，特别是扣住了焦点人物蒋介石，自然成为了牵动国际风云的重大事件。
日本政府在事变发生后，非常聪明地采用了不公开评论的静观态度。因为其深知，事变的起因就是抗日问题，如果过分介入，只会火上加油，促进全国对西安的支持，促使南京与张、杨妥协，甚至还会联共抗日。因此，他们只是对南京政府施压，日本外相有田对中国大使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坚决反对。”日本军方更直接威胁，如果“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的话，则“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为了拉拢南京政府的亲日力量，降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他们停止了在绥远的军事行动，提出要恢复已经中断了的中日谈判，声称日本将改变对华基本政策，放弃使用武力，实行“亲善提携”。同时明确提出“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
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绝对不愿意他们支持已久的蒋介石政权垮台，更不愿意由亲日派控制南京政府。因此积极谋求一个既能保证其利益又不让亲日派得逞的解决办法。因而，英、美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通过驻华使节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调停。英国大使直接致电张学良提出：与蒋介石的分歧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讨论”，并说西方舆论一致反对这次只能造成损害的事变，希望张能够“彻悟”。英、美、法等国大使还联合向孔祥熙建议，他们的国家可以提供各种便利，以“有助双方协议”，并派出具有深厚英国政府背景的端纳冒险前往西安，以沟通南京与西安的联系。同时，英、美在财政上及时地支持了南京政府，维持了事变期间的金融稳定。当时实行的法币制度，是英国人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的，与英镑直接挂钩。因此，法币能否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英国的态度。事变初期，法币也曾出现不稳的情况，但在汇丰等大银行的支持下恢复了稳定，另外债券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法国对事变的态度基本是与英、美一致的。
徳国、意大利则采取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徳国报纸发表评论说：“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仅系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曾是张学良朋友的墨索里尼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直接致电张说：“阁下为吾挚友，倘参加共产，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
最令张学良、杨虎城及西安民众不能接受和理解的是苏联的态度。早在一年前，是苏联帮助中共中央转变了政治策略，提出了“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发表了《八一宣言》。之后，中共分别与杨虎城、张学良建立起秘密联系通道，一个在西北地区联共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张学良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些情况苏联方面都是很清楚的。张、杨从策划事变开始，对其他国家没有抱任何希望，唯一希望能得到支持的就是苏联。不料西安事变后最早跳出来、指责最凶的却是苏联。
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司皮札瓦尼克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同时《真理报》、《消息报》等苏共重要报刊还发表了大量抨击西安事变，污蔑张、杨为“叛徒”、“强盗”的文章。其中一篇评论这样写道：
此次张学良兵变之与著名亲日派汪精卫有密切关系，实非偶然之事。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士兵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最近在迅速发展之抗日运动下，南京政府已走上用一切办法，努力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势力之路。日方军阀当然认定目前蒋介石政府统一全国之过程日益发展，且有极大成功，此乃彼等使中国殖民化计划之极大打击，故彼等乃煽动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并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苏联的态度与做法，助长了南京主战派的气焰；对中间力量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到了误导作用，影响很坏；迫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对待西安事变的方针，直接打击了张、杨和西安爱国军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其他任何力量都做不到的破坏作用。高崇民在晚年所著《西安事变杂谈》中谈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错误看法时有如下分析：“苏联当时对中国一向是重视蒋介石的政权，而轻视所谓地方实力派，故对于西安事变之发生，误认为是一种军事阴谋，非正义的举动，甚至认为可能与日本军阀相勾结。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