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发生后，国内社会各方面由于立场不同，反应各异。鉴于当时通讯不发达和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全国民众不能得到西安事变真实全面的消息。当时在西安的英国记者贝兰特在1937年所写的《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真相》（First ct in Chin—The story of the Sin mutiny）一书中写道：“最大的困难就是西安跟外界隔绝开来，张学良一定很知道他的举动为人们所误解，但他无法向外界解释他的动机。举个明显的例子吧：他于委员长被扣后第一次发出的通电的全文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报纸上披露过，而同时又没有外籍通讯记者把它寄到国外去。”
尽管这样，西安事变仍然犹如一股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很多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
青岛全市纱厂工人联合会专程派出代表，穿过层层封锁来到西安，向张、杨表达了青岛工人的坚决支持，他们在声援信中这样写道：“听到你们12月12日的消息和你们的八大原则，我们真是万分高兴！日本帝国主义近年来侵略中国更加疯狂了，眼睁睁中华民族就要变成他们的奴隶。听到你们抗日救亡的吼声，相信全中华民族，一定都能跟着你们走，民族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谨以至诚庆祝你们成功！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位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所以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啊！……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冲吧！全国最大多数的大众，都翘望着你们、准备应援你们呢，最后的光明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事变后做出要求：一、立即对日宣战；二、改组政府；三、反对以任何借口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内战；四、蒋介石与张、杨合作抗日；五、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全部抗日要求；六、召开各党派、军队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
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14日发表宣言，逐条分析和论证了张、杨的八项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最后还提出：一、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二、要求政府接受张、杨的救国主张；三、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靖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县、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
西安事变前，张、杨对国内各地的实力人物都进行过联系，也商讨过反蒋和抗日的问题。事变发生后，他们表现得非常活跃但态度却不甚明确。只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绥远的傅作义表明了对张、杨的支持态度。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于16日发表联合通电，主张：
一、西安事变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李宗仁、白崇禧在给张、杨的电报上还有“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表示明确支持的言辞。
李济深15日致电南京政府各要人：
顷闻陕变，震惧莫名！诸公国家柱石，定能措置裕如。惟际兹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矣。心所谓危，敢贡区区，伏维详察！
18日他又致电各地领导人：
陕变事起，曾于删日通电主张，集中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以免再起纠纷。不图讨伐令忽然而下。值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方谋解救之不暇，何忍再为豆萁之煎。况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决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以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用于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务望顾念大局，收回成命，国家民族，实利赖之！事关存亡，直言无隐。临电不胜迫切之至。务祈以国为重，一致主张，督促政府，以挽危局，切祷。
在绥远的傅作义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此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他对张、杨派去的代表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12月24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要与张、杨共“患难”。后来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已送蒋回南京，两人才没有见上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四川的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他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代表黄慕颜去西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还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后来，南京及孔祥熙不断有电报给刘，迫其公开表态，刘便于12月18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表现得左右逢源。他原来就对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将蒋系势力挤入四川十分不满。趁西安事变的机会，收缴了蒋介石派驻成都的宪兵武装，并控制了在成都的中央军校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基本上都采取了和四川刘湘一样的立场。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虽然他们对蒋介石恨之入骨，但也畏之如虎。他们在事变前数月就与张、杨达成了反蒋抗日六点共识，但在事变发生后却迟迟不予支持，甚至还支持对张、杨的所谓“讨伐”。新疆的盛世才，表现得更为投机。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号外”，人们都以为盛世才发通电支持张、杨。实际上，虽然他当时也有表示赞同之意，但是当他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他又立刻改变了态度。对盛在西安事变时的投机表现，周春晖有如下记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山西的阎锡山更是表现了他老奸巨猾的特点。事变前，他得知张学良苦谏蒋介石屡遭失败时，曾拍着张的肩膀对张说：“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使张以为阎锡山是个同路人。事变发生，阎迟迟不表态。在张、杨再三催促下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个致张、杨的回电，态度含糊不清，令人无法把握他的真正意图。他还曾想让张、杨把蒋介石交到他手里，由他来控制。张、杨看出了他的用心，说“绝不能让阎老西捞这一票”，没有理睬他。而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湖南的何键则是坚定的拥蒋派，反对西安事变，主张讨伐。
从各地的反应看，下层的爱国民众都是支持张、杨的行动和八项主张的；当权者公开坚决支持和坚决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是在观望，看国际态度和张、杨如何处置蒋介石。应该承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独特的政治家。他娴熟的政治手段和驾驭能力，不能不使这些地方人物敬畏三分。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在既得利益和权力的迷信下，对蒋介石也是大加拥护，反对西安事变的。曾积极主张抗日，并于1934年带头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字的马相伯，在12月14日给张学良的电报上说：
闻抱知强留介公，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如楚人之杀之玉也。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家为重，使东西洋各国知中华民族想忍为国之道德。老夫为国说项，非为个人，想世兄能谅解也。
北平诸多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14日致电张学良称：
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申报》则发表时评，提出“蒋委员长是我国最高的军事领袖，他的威望一向是全国军政的唯一重心”，希望张、杨“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条件地使委员长等早日恢复自由”。同时也要求南京政府“保留对张学良方面接洽途径”，避免流血。
《大公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抨击西安事变，吹捧蒋介石的文章，甚至说张、杨比汉奸王英、李守信等“祸国其结果更严重十倍”。说蒋介石是“实中国近世杰出之领袖人才”，“以纯中国人之精神，拥护中国利益”，因此强调恢复蒋之自由是解决事变的“前提条件”。《大公报》还发表了《致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被南京政府视为瓦解西安军民思想意志的有力武器，曾被大量印刷，用飞机在陕西空投散发。该信对西安事变的歪曲与抨击至今还被一些人用来攻击张、杨与西安事变。这些理论与说法表面上没有像何应钦的“讨伐令”造成的威胁那么大，但实际潜在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超过了军事的压力。后来张学良只身送蒋回南京、东北军的内讧都与其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