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虽然对杨虎城、张学良策划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不知情，但是在事变前夕，与张、杨的合作已进入佳境。12月5日，毛泽东第四次写信给杨虎城说：
虎臣主任、总指挥阁下：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五年前革命大义，快何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纫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蒋介石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月来欲前又却，垂丧之态可掬，银样镴枪头可恨复亦可笑。张文彬君他适，兹派李涛君来见，幸赐接洽。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
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面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此救亡之大计之宜商酌者一也。
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谨约明年3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此款弹亟须谨以奉商者二也。
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在未与南京订立合作以前，无论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此项方针一俟确定，即以奉告。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此双方行动之务求协助者三也。
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立即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此外，甘肤道上抢案时出，竟有伤人劫车之事。有由苏区地方游击队因约束不严发生者，敝方深为抱歉，查明属实，愿出抚恤赔偿费，一面已下令严禁，期于弊绝风清。有由东山土匪散兵所为者，亦请贵方派队剿办，务期维护交通毫无阻碍。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者四也。上述四事，或关抗日大计，或属军需紧急，或系两军行动，或为通信联络，敬以鄙意披沥奉商，务祈审察示复。朔风加厉，为国珍摄。
肃颂公祺不赘
弟毛泽东手启
十二月五号
由于当时此信是由人送达，杨虎城收到未及答复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毛泽东回应了杨虎城早前提出的“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红军准备应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六次大围剿，有筹措经费和弹药的急切需求。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杨发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急电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决定给予全力的支持。12月13日回电如下：
李毅兄鉴：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注：指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
弟东、来叩元午
中共中央于当晚24时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
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
我们的计划：（一）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二）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召开会议。（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进攻。（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上海与南京，准备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五）争取蒋介石全部军队。
请你们支持我们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进一步向中共北方局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紧急提出更具体的工作方针。
胡服同志：
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如下：
甲张学良、杨虎城配合全国、西北与西安革命势力的发展，逮捕了蒋介石、蒋鼎文、陈诚、万耀煌、钱大钧、陈继承、卫立煌等祸国罪魁，发表抗日救亡通电。
乙我们的任务是：
（一）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
（二）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
（三）号召人民及全国军队，积极注意日本以及汉奸之行动，防止并准备抵抗他们趁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与晋绥。
（四）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并严重对付亲日派。
（五）稳定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六）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七）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赞助。
中央书记处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12日晚上在陕北保安的红军中传开的，不论是普通红军战士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级领导人都表现得兴奋异常。许多人听到蒋介石被扣，半夜兴奋得起了床，跑到屋外，有的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还有的唱起歌，跳起了舞，庆祝了大半夜。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报告，肯定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和它的纲领都是积极的，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有历史功绩，应该拥护。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与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
在要不要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上，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但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但张国焘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中心的政权的意义。”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需表示。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的问题。”“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我们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显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只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了。
13日中午12时，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式向全军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的通告。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主张，保安亦召开军民干部大会声援西安义举，声称蒋介石的罪恶。毛泽东与周恩来更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祝贺。他们提醒张学良，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运动的基础上，才有胜利可能，而迅速向全体官兵宣布蒋介石的罪状，则是最紧急的任务之一。至于军事上，当前最重要的是“刘峙指挥的在河南的集团军进占潼关极大可能，是以提起杨虎臣（城）兄注意，与主力集中潼关而艰巨之。”毛泽东随后还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将于20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
鉴于13日南京方面发布了“讨伐令”军事情况迫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即变原先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电报同时主张：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抗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何统一，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主力应集中于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红军迅速开进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以之靠陇，（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应对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但后来，由于苏联方面通过广播发表了反对西安事变言论，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无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
为了进一步支持西安事变，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负责人的电报说：“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良，陕、甘、宁、绥、豫的中央军，已开始调动，向张、杨进攻；即已开绥远前线之汤恩伯部，亦将开始撤回陕北，以扩大内战。日本方面更公开宣称张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但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运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必须多方面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
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改变了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公开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于国人裁判”，这样既为张学良、杨虎城撑了腰，也借此表明了自己与西安事变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还同时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周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使遭受多面攻击的张、杨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争取事变圆满解决，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