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伯纯曾记述：
12日上午，蒋介石被送到十七路军总部所在地新城，安置在黄楼的东偏房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蒋介石浑身发抖，不住地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
杨虎城特派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未穿过的新衣服（杨与蒋的个子相当）送给蒋穿。苏对蒋说：“这是张副司令、杨主任给委员长送的，请委员长更衣。”蒋介石却摆出了架子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苏副官只好退出。这可让副官们犯了难，如何完成杨主任的任务呢？
这时，有了解蒋为人的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苏副官于是将原套衣服又送进蒋待的房间，对蒋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蒋听这么说，就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我穿。”
换完衣服，蒋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等等。解决了穿的问题后，又出现了吃的问题。蒋介石的假牙丢了，两腮深陷。他本来长的就很干瘪，现在更活像一副骷髅。他穿上衣服以后，副官们问他吃什么，他摇摇头，用手指指嘴说：“我不能吃东西。”（外传蒋曾绝食，也不为无因。）副官们送给他一杯牛奶，他就喝了。副官们见他没有牙，吃东西实在有困难，于是就给他煮一些稀饭吃。
张学良知道了这些情形，就下命令给孙铭九，要他设法把蒋的假牙找回来。孙铭九当天下午就在他的卫士营中悬赏二百元找回了假牙，当晚就用一块红绸子包着送给大楼的副官们。副官们用红绸子托着假牙，送还给蒋介石。蒋一看到假牙，如获至宝，连忙接了过来，笑着对副官们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已安顿好了的报告后，立即对杨虎城说：“虎城，走，咱们去看他。”杨虎城则后退了一步，摆手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杨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么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见杨执意不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这么快来见他，而且态度恭敬，就感觉张的底气不足，马上摆起长官的架势对张大声斥责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张听了这些话后对蒋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听了张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见此状，还以为蒋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在试探张对他的真实态度，而张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蒋两次，使蒋更加坚定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
王菊人回忆说：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杨虎城曾约十七路军的几个人，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
杨先让大家说。这时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事变前张学良屡次不想下手的动摇态度，他和蒋的关系又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都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不利在军事上更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步，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难免没有第二个冯钦哉。杀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没有这个团体，到了抗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的。因此主张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
另有人主张杀了无用，放了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不放他。这时南京政府对我用兵的，即使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我们上述目的达到了再放他。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即打一仗，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是能打胜的。蒋军投鼠忌器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我们的救国主张主要方面实现了再放蒋，对国家有利的。
另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抗日决心，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首先是中央军调到抗日的地方，绝对不许国民党一党专政，照我们的办法按照孙中山的召开国民会议方案，成立联合的抗战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项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
杨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决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蒋介石被押在新城大楼期间，开始以“写遗嘱”（即写给宋美龄的信）和“以身殉国”的姿态，试探张、杨对他的态度。当张学良去见他时，他摆出一副“老子”的架子。一次，蒋曾拍着案子对张说：“你等于我的儿子。”当时让张从面子上实在下不来，便严厉地对蒋说：“我们不要吵，等到民众大会上去讲理。”蒋听了，真以为要在民众大会上去公审他，便立即放下这无赖的架子，默不作声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了。可见，蒋当时的心情是害怕的。
蒋还经常用乞求、拉拢的手段，对看守他的军官、勤务兵买好、许愿。这些看守人员都奉严格命令，不许泄露外边任何情况。蒋由于摸不着头脑，对看守人员一举一动，房门的一开一关，都很警觉。时时表现出疑惧的心情，日夜都不能入睡。
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起居、休息曾认真研究过。认为，将来还得放他，不能使他身体吃亏。新城究竟是个兵营，每日的作息都要吹号，总不安静，需要改押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蒋能不紧张，休息下来。
王菊人说：
叫蒋移居是杨向张提出的。杨对张说：“蒋将来总是要放的。听监视的军官报告蒋吃饮睡觉都不好。新城一早、一午到处吹号，很不安静。我这里厨子，不会做南方饭，你那里厨子高。培五（高桂滋字）的公馆是新修的洋房。那一带安静，叫蒋住在那里好不好？”张赞同了。所以才叫蒋搬家的。
按照张学良、杨虎城的指示，13日晚12时许，刘多荃、宋文梅来到蒋住的房间，请蒋搬家，不料把蒋吓了个半死。因为蒋知道，秘密处决政治犯一般都是在深夜。大半夜突然来两个腰上带枪的军官要他搬家，不能不使这位在《西安半月记》中口称“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的蒋委员长想到了死。他脸色大变，浑身发抖，躺在床上，将手支在腰上不停呻吟。刘多荃一再解释搬家是为了他的休息与安全，蒋却不等刘把话讲完就大声“哎呀”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带着哭腔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众人劝了好一阵，蒋还是反复唠叨死的问题，话不成句，恐惧到了极点。刘、宋只好先退到屋外。后来孙铭九来催，几人再次入屋去做蒋的工作，蒋显得更害怕了，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呻吟呜咽。等了好大一会儿，几个人都没办法，只好分头去向张、杨汇报，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后，杨虎城当天下午穿着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杨对蒋行了军礼，站着同蒋讲话。蒋对杨的态度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谈话。
蒋问杨：“此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究竟是为什么？”杨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1933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候，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
蒋听了杨的话就转了口气说：“那么你们这样做就对吗？你们今后打算怎样收拾这个变局？”杨说：“我们这次做得太鲁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伤亡，并且惊动了委员长。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一点我们要负责任。至于今后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请委员长熟察舆情，有所决定。”
蒋接着又问说：“你们最初决定要干这样的事，究竟听了什么人的话？”杨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杨站起身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交谈到此结束，双方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