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发动“兵谏”，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视察、部署，准备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著名的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此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斯诺所说，它“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演出了一场“惊险的好戏”。张、杨两将军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联共抗日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到一起，不计较团体和地方利益，不计较牺牲自己，引发“兵谏”，扣押蒋介石，是非常冒险的，它试图用军事手段迫使最高当权者改变政治路线，具有了军事政变的性质。张付出了软禁55年的代价，杨尤为悲惨，以一家四口殉难。作为杨虎城的孙子，我有责任研究这段历史。这种做法，在中国一直不为当权者所容，还被一些推崇封建忠君思想的人视为作乱犯上。因此，在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宣传，特别是对事变的主要策划、领导人杨虎城的研究、宣传上一直存在一定的误区与缺憾。一种说法是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归咎为“杨虎城被红军打怕了，才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介石要调十七路军离开陕西，触及杨虎城的核心利益”，等等。要还原历史真相，需要从杨虎城的思想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张学良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方能理出其中的头绪。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困农民家中。他自幼聪慧，但因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私塾。少年时当童工，16岁时父亲被清廷杀害；在当地，他组织起济贫扶弱的“孝义会”，而后演变成对抗官府、为本乡农民撑腰的农民组织“中秋会”。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陕西大地，杨虎城带领两百余名“中秋会”会员参加了革命军。
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了讨袁护法运动。1918年，陕西靖国军成立。杨虎城率领以“中秋会”为基础的一团人马参加了靖国军，在护法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战功。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坚持信念与立场，不向北洋政府投降，他率部转战千里到陕北蛰居。在此期间，他派人与孙中山取得了直接的联系。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杨虎城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孙中山在大会期间亲自为杨虎城办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积极拥护他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7年，他与李虎臣率领不足一万之旅坚守西安，抗击了八万北洋军的进攻与围困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先解围后，他部纳入了冯玉祥的系列，东出潼关赴河南、安徽一带与北洋军作战。
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这时的杨虎城思想上非常苦闷。
1928年春天，为解除思想苦闷、寻求出路，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由上海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先到神户，后转到东京，住在东京近郊的大冈山，后又移居东中野。此间，为了低调隐蔽，他化名“呼尘”。
杨虎城到日本不久，1928年的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面对日寇的暴行，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敢抵抗，命令北伐军绕道离开了济南城。接着6月，日本人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这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杨虎城在日本期间，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贫困不断加大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日趋严重的矛盾。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他从这里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这对于他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抗日爱国思想、在部队中坚持进行抗日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无能，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五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电》。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同时在沈阳失守后，蒋介石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六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恃，而况天哭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持（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局在即，亦唯有鞠尽瘁死而后已耳。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由南昌出发回京。
从这两段日记中人们不难看到蒋介石的一片爱国之心，但同时看到他并没有爱国的举动。面对东三省的丢失，蒋委员长既没调兵遣将更未下达抵抗的命令。一个是要“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一个则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这是多么大的差异呀！
1931年10月10日，杨虎城在十七路军国庆纪念会的讲话中进一步表明他对抗日问题的认识与决心，他说：“目前是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却值国庆纪念，实在无甚可庆，我们要努力报复国仇，誓雪国耻。第一要排除私人意见，停止内争。大家确实团结起来，认清对外目标，在中央指挥之下，一致的动作。第二要充实我们的力量，拿我们十七路武装的同志来说，全体官兵要加紧训练，要准备随时可以和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本军十余年来，每次作战，多为打倒军阀，现在准备更进一步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国家如灭亡，我们个人，还能独立存在吗？况且保卫国家，尤其是军人天职，现在国难临前，我们要本着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是要我们每个同志要切记，而且要奉行的。”
杨虎城是较早公开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不归路。也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他此后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他对陕西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
杨虎城为了弄清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1932年初，派秘书米暂沉到天津，找到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试图从张季鸾那里了解蒋介石对日的真实态度。
张季鸾对米暂沉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蒋的利益划分上，东北原就不是他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削弱了张学良的力量，还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你去找清政府吧！
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三大矛盾：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存亡的矛盾；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力量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矛盾；三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矛盾。在蒋介石的政治天平上集团利益从来都是最重的那一头。在他处理三大矛盾的顺序上，首先是解决党内的反对派，次之是共产党，最后才是日本，概括起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从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后，他每天都要写“雪耻”二字。但是在1928年到1936年这八年里找不到他雪耻的计划与行动，而对其他力量的镇压与战争却连年不断，血流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