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76年，这段历史虽已过去，但尘埃并未落定。
一篇历史感言，引发两岸较力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其原因从国民党******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变的原委、过程、真相；共产党方面则忙着建国安邦；而舆论界并不掌握事件的史实。
1955年，在西安事变中曾亲身参与营救******的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写下了《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这样一篇长达十万字的文章，在香港《热风》杂志上连载。西安事变的真相从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公布于世。
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
看到这篇文章，******急了。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同时启用已被他软禁了20年的张学良。
1956年11月13日，******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并命刘向张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于是，张学良按照******的吩咐开始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一个月后完成了初稿。
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因不是张学良的部下，事过多年，张对郭已记不清了。但为了完成蒋交代的任务，张学良苦思凝想后将“回忆”修改了两小段，另写了《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来交差。张在该文中说：“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同时，张学良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拿到了这篇讨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当下，他没有再逼张学良写其他材料，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张学良为他历史所上的政治保险单——《回忆西安事变》。
根据他对张的了解与把握，只要张自己写下来了，到死不会再翻案了。他想，当年参与谈判的杨虎城已被杀了，张学良已成这样，郭增恺有张学良去驳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后西安事变的历史就无须多虑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宋子文在事变后用英文写下了亲历经过，40年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向世界公布。这份历史资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费苦心编撰的《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等谎言。
自1957年初起，张学良又遵******之命，开始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取名《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和《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张在该稿中指责****“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等等。
1958年，******将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在台湾高级干部中公开。很快这些内容就传到了大陆，在相关人士中引起震动。许多人出于对张学良的热爱与崇拜，当时否认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称之完全是台湾方面伪造的。而******却是心知肚明的，他在1961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欣然接受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的建议，在大陆成立起了一个高规格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组织，开始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变的史料遂从那时开始逐步走向公开。
针对张学良在台湾的处境与状况，1962年，******经过一番考虑后写了一封只有十六字且没有具名的短信，向这位老朋友表达了政治上的关怀。这十六个字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的密信是由当时的****中央调查部精心安排，通过与张学良家有亲戚关系的朱湄筠女士，经香港送到台湾并巧妙地送到了张学良的手里。张学良自看到******的信后便没有再写政治性的文章。
应该肯定，是郭增恺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引发了台湾海峡两边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再度关注。
还原历史的艰辛
根据******的指定，由****中央******负责西安事变资料的收集工作。之后成立了由刘鼎、南汉宸、高崇民、赵寿山、杨明轩、阎宝航、刘澜波、王炳南、吕正操、申伯纯等人组成的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随之，全国政协着手向曾经参与事变的各方当事人、知情人征集材料，请其写回忆文章，进行史料的征集编写。
正当征集工作进行时，“**********”骤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中，许多人不畏艰险，想方设法总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其中反映杨虎城历史的珍贵史料，在“****”前，多由曾担任过杨虎城秘书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负责整理保管。“****”中怕遭毁坏、遗失，王先生和陕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着风险，将这些珍贵的资料砌在了一堵墙中，遂使这批资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在“****”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杨虎城在事变后赴美国、欧洲考察期间的日记。这本日记，原本是杨虎城的家属捐献给国家的，在“****”中被人以“借阅”的名义从全国政协的库房中拿走，变为了其个人的收藏物。
1979年，随着全国政协工作的恢复，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但是，当年的许多成员却在“****”期间先后作古。为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央决定再行充实小组成员。由刘鼎、刘澜波、吕正操、王炳南、栗又文、谢方、平杰三、童小鹏、宋黎、万毅、杨拯民、汪锋、阎揆要、孔从洲、高扬、史永等组成了新的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工作恢复后，首先把原先征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了筛选研究；并查阅了中央已经公开了的有关档案；访问了还在世的当事人；参考了海外学者关于西安事变的论述；还参阅了台湾方面公开的相关材料，着手编写出版了“西安事变简史”。这个简史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发表。同时，一些当年参加事变的人士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使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惊险色彩的这段历史逐渐见诸世人，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时由于诸多的限制与顾虑，许多历史资料与历史真相还不能公布。
当时大陆方面主要顾及的，先是张学良在台湾还没有获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后是希望张学良获得自由后能够回到大陆来。而台湾方面则一直要维护******的“领袖权威”。这样便使得人们对事变的了解不能全面，对杨虎城在事变中所起作用的了解更不能深入。
******1949年杀害了杨虎城，为了掩盖自己违反政治伦理、灭绝人性的暴行，对外严密封锁了消息。在台湾，很长时间在提及西安事变时都尽量不出现杨虎城的名字，企图让这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级上将的杨虎城从历史上消失。后来随着蒋家父子两代统治的结束，杨虎城才逐渐在台湾岛内被人知道。而作为这一暴行的责任者——国民党却始终没有对非法囚禁、杀害杨虎城及家人、部属的行为做出任何的说明。
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历史的不断发展，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开，其真相也越来越被人们知晓。随之，杨虎城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就凸显了出来。
我对西安事变研究的缘起
1954年12月，我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因当时父母都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作，所以我在刚满月后，就被送到西安由祖母张蕙兰扶养。于是，我学龄前的童年是在张蕙兰祖母身边度过的，我对祖父杨虎城的最初认识就是从祖母家开始的。
那是一个我记事后不久的初冬时分，祖母家大客厅里的条案上摆起一个身着西装男人的大相片。在相片面前设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蜡烛和供香；香案前还有一个供桌，上面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这诸多的供品中，有一碗由祖母亲自用菠菜制作的绿色面条。午饭后，开始有许多大人陆续到我家，聚集在客厅里交谈。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礼。
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长大点后从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近百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来，一个亲戚给我念了一本描写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我才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祖母平日里零星也对我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地说过杨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愿勾起心中的痛苦吧。我一直在祖母身边生活，到要上小学时才回到父母身边。
1966年，“**********”爆发。当时12岁的我，在学校也想参加红卫兵，可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查曾祖父、祖父、父亲的阶级成分）。而我当时对家世并不知道，回家问了母亲才得知，我的曾祖父是个木匠。
1969年的春节来临了，那时“**********”正如火如荼，我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回到家中，我们全家过了一个团圆节。过节期间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于是他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讲到祖父遇害；从他进延安参加革命，讲到******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那个晚上，在近三个小时时间里他讲了许多。
他越讲越激动。我们五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家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1996年我移居加拿大后，接触了许多台湾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谈往来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在台湾大多数人要么不清楚，要么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惭愧的是，我对自己的祖父也了解不多，对西安事变也知之甚浅。
这一点也是从我1999年到美国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才逐渐认识到的。
祖父对张学良将军的真诚，在我父亲杨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继承。他与张将军的四弟张学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其间成了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来往不断。“****”前，张学思在天津搞“四清”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张将军的胞弟张学铭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特别在“****”之后，他有大事总愿找父亲商议。我结婚时，他还送了礼物。张将军的五弟张学森，也是父亲的好朋友。几年前，张学森在北京突然去世，为了办理好丧事，父亲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与年事已高，曾一天数次去见其家属，忙前忙后。对其女儿张闾蘅更是关怀备至，从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怀。父亲对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有时甚至超过自家的事来办。
1991年，张学良将军在遭受长达50多年的幽禁后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发出“你们要关心这个人”的指示。随即，开始了组团赴美看张的准备。当时，中央有一种意见是让父亲去。首先因为他的身份并且他与张有过直接接触（这样的人当时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过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政策底蕴，能够做张的工作。为完成此行父亲做了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错过了一次促张回国的时机。从此，父亲就有一个心愿：有生之年要见张将军一面。在以后的数年中，父亲时时关注着张的一切，经常托人带去问候与思念。
1996年春，****中央批准了父亲赴美探张的要求。他非常高兴，要我与他同行。就在我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办好了签证）打算订机票时，北京医院检查出父亲患了癌症，医生提出要马上手术。父亲问，手术后一个月内能否恢复？如能，他就做手术，因为他要去见张学良。医生当时告诉他可以恢复时，父亲当即表示尽快手术。是在要去见张的信念促使下，父亲在76岁高龄做了次大手术，他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本打算手术后不久即赴美国，不料身体恢复极差，探张之旅只得搁下。病榻中他对我讲：“你先出国，等我好一些了咱们再去美国看张。”这样，我就去了加拿大。
到了1998年，父亲身体稍有恢复，他探张的念头又起。这年9月我与他通长途电话时，我们讨论了新的赴美探张计划。谁料想，一个月后，就在他参加政协常务会议期间，悄然辞世而去。未能见到张学良将军成了他最后未了的心愿。
1999年6月，我抱着了却父亲遗愿（希望能见张学良一面）和对这位曾与祖父一起同过生死、敢“把天戳个窟窿”的英雄的崇敬，偕女儿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在闾蘅、闾芝两位大姐热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儿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活动中我还与台湾来的郝柏村将军进行了友好交谈。两次夏威夷之行了却了父亲代表杨虎城后代看望前辈的心愿，但却无法完成父亲促其荣归故土的想法。
在与张将军的接触中，感到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促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还原一个真实的杨虎城
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对杨虎城给以很高的评价，但遗憾的是缺少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几十年间，仅出版了米暂沉先生撰写的《杨虎城将军》、吴长翼先生撰写的《千古功臣杨虎城》等少数描写杨虎城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从见张学良将军后，我便开始收集、研究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
2005年间，在我帮助母亲陈因整理父亲的回忆录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大量有关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看到了一个从前所不了解的杨虎城，由此产生了撰写一本能够尽量真实全面反映祖父杨虎城壮烈一生书籍的冲动。于是我奋笔疾书，经过一年时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在2006年8月，在加拿大写出了记述祖父一生的传记。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完成了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沉浸在被祖父伟大精神所感动的激动和痛苦之中。写作中我有两次潸然泪下：一次是被西安守城中牺牲的无名妇人的行为所感动；另一次是写到祖父等人惨遭杀害时。
《杨虎城大传》完成后，我开始专门从事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历史研究工作。几年下来，在祖父追求真理、热爱国家民族的精神激励下，我先后到美国以及台湾、南京、西安等地，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国史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等处收集到了又一批珍贵历史资料，同时也发现一些自己的错误与遗漏。
多年来，海峡两岸人士对西安事变的研究的角度，大都集中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兴衰、利益方面。事变虽然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事变的酝酿、策划，共产党完全不知情。促成事变爆发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族不愿屈从外人统治、奴役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自1911年来，中国人追求民主，反对封建****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发。只有从这两个角度去认识、研究西安事变，方能理出错综复杂的历史头绪，解读出当事人的种种奇异的表现。
我撰写这部《杨虎城与西安事变》，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还原历史的本来，让后人知道，杨虎城这位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振兴是如何抛头颅洒热血的。也以此纪念祖父诞辰120周年。
杨瀚
2012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