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他认准的事情就要一直做下去的。他下了坚决抗日的决心，他就对抗日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都特别予以暗中保护。
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多人参加，先后到陕西省政府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经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12月18日陕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西安骡马市口举行扩大宣传周，到会5000多学生。学生捣毁阻拦抗日宣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碎党部负责人田毅安住宅之物。对于学生的行动，杨不但没有镇压，还让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出面与学生认真对话，满足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人民的支援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声援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援。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当时战场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向南京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军政部甚至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南京军政部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一方面他发出通电，表示声援；另一方面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有力地支援了“一·二八”抗战。
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在《通电》中他再次表示：“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此后，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回电，响应杨虎城的讨逆电。这说明杨虎城的举动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当权者中一批爱国者的抗日情绪。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自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介石，要求率部队参加对日作战。陪同杨去见蒋的李志刚说：“在听了杨的抗日要求后，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同时告诫杨：‘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蒋介石的这种态度给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凉水。
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以及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明知“涉外无小事”，但考虑，如将这三人交给南京政府，恐怕蒋介石对此事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此事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杨虎城以被土匪截杀，找了两个死刑犯枪毙搪塞了过去。
1934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开展收复失地的军事活动。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同盟军在蒋介石的破坏下失败后，他将许权中又招回陕西，继续委以重任。许权中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变后仍坚决支持杨虎城的政治主张。
杨虎城从张季鸾处了解到了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底，又经石家庄面见，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他从此前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由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抗日决心。
1934年9月18日，杨虎城在“国难”纪念日的阅兵活动中公然打出了“摒决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标语，最早在国内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