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蒋介石曾把希望放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与调停上面。可几年过去，“国联”调停完全失败，西方列强默许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时的他自感仅凭中国实力抗击日本侵略力不从心，沿袭晚清以来弱国外交的“以夷制夷”原则与方针，他将目光移到了苏联，希望从苏联方面获得援助。1935年3月他派时任中国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出使苏联；8月又派蒋廷黻博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苏；到1935年4月，再派随从秘书、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希望修补从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共”、赶走苏联顾问后，一直处于极低潮的中苏关系。
当时斯大林告诉蒋介石要修补关系可以，但要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即停止“剿共”。可那时，蒋介石正处于“剿共”战争不断胜利的巅峰，根本没拿中共当回事。心想，等我很快把共产党剿灭了再与你谈也不迟。可不料想，1935年日本人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后更加紧了侵占我国华北的步伐。1935年6月，日本通过签订“何梅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离了平津、河北地区；1935年10月策动掀起“华北自治”运动高潮，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丢了东北尚可苟且偷生，若再丢华北则半壁江山尽失，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慌。于是，蒋介石也加紧了寻找中共进行联系的步伐。
蒋介石当时是通过三条渠道寻求与共产党接触的，一是派员直接到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同苏联达成有关协议；二是利用私人关系，与共产党人地下组织进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领导人面谈。
1935年11月，第一条联系渠道开通。联系人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邓直接同王明谈判，陈立夫、张冲则改名换姓，躲在德国就近待机而行。而邓与陈、张之间没有联系，一切听凭蒋介石遥控指挥。
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进行了首次会晤。邓向潘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带回国内面交。同时，受王明委托，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致信蒋介石，他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此信件由邓转交。邓回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完成与王明的接触任务时，他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会同陈立夫等听候命令。邓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王明非常愤怒，大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他连续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蒋介石突然中止两党接触的原因在于：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已被日本方面侦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停止原有计划（蒋还是极度恐日的）；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与在国内陕北的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
第二条联系渠道于1935年底开始。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宋子文、陈立夫，出面执行的是曾养甫、谌小岑。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与陈立夫关系密切。曾养甫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谌小岑领命，立即写信给朋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谌在信中用了很多笔墨回顾二人之间的友情，并说明自己在政府中任职实乃生活所迫。信的最后说到正题，大意是，近年以来，东临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可齐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希望吕能到南京面谈。
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刻转给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以中间人身份到南京找到谌小岑。经谌引见，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见。曾向吕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吕振羽的报告，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达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进行谈判。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从1月到6月，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在此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信宋子文、孙科、冯玉祥以及谌小岑等，表明中共的抗日决心和合作诚意。到1936年秋，由中共北方局出面进行的国共谈判因分歧太大而终止。
在第二条渠道谈判艰难进行同时，曾养甫开始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张子华（化名黄华表）担当此任。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子华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为两党再度合作牵线搭桥。
与此同时，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兄妹委托，踏上了赴陕北之路。董健吾曾是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党组织遭破坏后，他以牧师的身份结交了笃信基督教的宋子文母亲，后结识了宋氏兄妹。受他们之托，董携带密信和宋庆龄送给红军的一些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之路。
因天气恶劣，张子华和董健吾二人恰巧同时滞留西安。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提供援助。张子华、董健吾原本十分熟悉。此时不期而遇，十分惊讶，只好装做互不相识。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并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二人都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作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董健吾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从此张子华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张、董二人的使命随之结束。
1936年11月初，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与陈立夫进行了首次会谈。会谈开始，潘汉年将毛泽东分别写给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面交陈立夫。这些信件表明，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同抗日。其中周恩来于9月22日写给陈氏兄弟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写于9月1日，由张子华转交），表明了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诚恳态度。信中结尾写道：“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仪。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谈判之中，潘汉年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要求是：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不得打乱红军的现有指挥系统；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选举产生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条件下，苏区取消；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可选派代表参加该机关，但同时承认，国民党将在该机关中占主导地位。
从以上所列条件看，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蒋介石却把共产党的诚意看作示弱，他令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令其难以接受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共产党目前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政治上各点都好办。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整个地收编红军，这当然为中共中央所拒绝，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
从1935年底到1936年11月，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随着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展开，蒋介石也放慢了军事“剿共”的步伐，实际默许了陕北“剿共”前线的停战。关于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张学良是有所知晓的，而杨虎城是不了解的。所以杨虎城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直是做着“反蒋抗日”的准备。他的行动没有受到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影响与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