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相当时期里实行的是“关门主义”。但当面临国际法西斯主义日见猖獗时，斯大林开始修正自己的政策。1934年5月23日，《真理报》发表了主张共产党人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同年9月开始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谈到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建议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大会确定了要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力量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同时也研究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那时中国共产党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宣言》中，中共的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对日实行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提出了救国十大纲领。
巴黎《救国报》全文刊登了《八一宣言》，并通过各种渠道发往国内。陕西省的中共地下组织将《宣言》油印后分寄给当地的社会人士。杨虎城也收到了，他私下认真地阅读研究，并谈到“共产党在江西的那一套办法，拿到西北来用不上，反而引起疑懼。抗日，国家有出路，我们才有出路，在共同抗日这一点上，我们同共产党合作，有了共同的基础了”。
此时，曾在1932年为躲避蒋介石通缉被杨虎城送往日本躲避的南汉宸已回到国内，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与杨虎城一直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南汉宸得到《八一宣言》后立即派曾担任过杨虎城驻北平代表的申伯纯（当时在北平帮助南汉宸做一些外围工作），带着《宣言》去见杨虎城。
申伯纯于11月上旬到南京见到了正在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杨虎城。申伯纯首先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主要精神，对杨说：“汉宸因为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所以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并且愿意负责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我这次来看你，主要是为这件事。另外，我个人同你也两年多没见面了，也借此机会来看看你。”杨虎城十分注意地听完申伯纯的这番话后说：“汉宸这次让你来谈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想找他们的关系。你知道吗？江西的红军现在已经到了陕北。”申说：“这个消息我在天津时没有听汉宸讲。”杨继续讲：“西北今后的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做法。南京现在的情况太不像话了，不但毫无抗日准备，而且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闹得很厉害，我到了南京就感到头痛。汉宸所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你现在就住在这里吧！我让办事处给你在中央饭店开个房间，表面上你就说帮助我办选举，真实情况不要同任何人讲，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杨虎城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中杨告诉申伯纯：“我最近准备回西安，你也随同我一起走，上次你来谈的那个问题，我们到车上再详谈。”杨虎城在会议期间与张学良有了进一步接触，在回西安的火车上他对申伯纯说：“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次国民党开五全大会，虽然有人打了亲日头子汪精卫一枪，但我看那是内部的斗争，还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接着，他又提到东北军最近所受的损失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种种冷淡的情形，说：“我看张汉卿迟早也要另打主意的。现在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样办，他谈过没有？”申回答说：“汉宸没有谈。”杨于是说：“那么你现在就可以从徐州转车去天津，找汉宸问问具体办法，问清楚以后，你赶紧去西安找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以告诉汉宸。”
申伯纯按照杨虎城的意见立即去了天津，向南汉宸汇报了见到杨虎城的一切情形，南听后很是高兴。告诉申，他要向党汇报研究后才能拿出杨虎城要的具体办法，让申先回北平休息，三天后再来天津。
三天过后，申伯纯按照约定再次到天津。南汉宸交给申伯纯一封亲笔信，信中只简单地写了六条：
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的交通进出；
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
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来往交通。
为了保密，信没写上款，只写了下款“南汉宸手上”几个字。
南汉宸还对申伯纯做了进一步交代：“有些话你可对杨只作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份（党外），以便将来继续在杨处做公开的工作。天津方面的党组织也需要派人去陕北同中央联系，因此你可以对杨说明，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
申伯纯于1935年12月中旬到西安，见到杨虎城，向杨念了南汉宸的亲笔信，详细转达了南的各项意见。杨虎城当时表示基本上同意，但要再考虑后作具体答复。为什么杨不急于答复呢？因为中共中央已直接派了代表汪锋来找杨虎城了，杨虎城希望有“一个彻底的做法”。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统治，建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军事三人团，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冲破艰难险阻到达陕北。当时虽然共产国际关于调整中共斗争策略的精神还未传达到陕北，但此时中共的领导人已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自觉开展以抗日为前提的统战工作了。
中共中央刚到陕北不久的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将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汪锋找到他的住处，向汪锋交代派其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毛泽东向汪锋指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同时毛泽东认为“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会有全国的大联合”。毛主席向汪锋指示：“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随后，让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杨虎城。毛泽东、彭德怀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汪峰见杨虎城是经过一番惊险曲折的。他由富县出发经过长武县时被长武县的两个便衣特务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毛泽东的信。危境之中，汪峰临危不乱，装成国民党大官的样子，说自己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请人员奉杨虎城之命去苏区侦查的。特务闻听不敢怠慢，后由长武县长党伯弧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护送汪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
关于与杨虎城的见面细节，汪峰在《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杨先生约我在新城大楼西客厅谈话。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也亲自对我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部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从东、南、西三路出击，合围南郑，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们进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的手段，并不是以消灭孙部为目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到陕豫边地区是准备休整的，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尾追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张部在寻机攻击，遂于九间房接火战斗，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对于十七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态度。从杨虎城先生的语气和神态来看，虽然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但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
我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到此告一段落。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我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坐马车进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先生有电话给驻淳化的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
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让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一个屋子里，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叫王世英。
王菊人说：杨虎城与汪锋谈了两次，我没在场。事后杨给我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在抗战的前提下愿意建立双方的合作关系；（二）张汉民被杀，经汪锋解释，消除了顾虑；（三）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但红四方面军包围过汉中，汪锋也将此事解释清楚了。杨对我说，后两件事都出于误会。后来，杨叫我同汪锋再谈一下，我即在张依中家中同汪锋谈了两次。我记得汪锋提出以下问题：（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同杨建立联系；（三）十七路军要向红军经常供给军事情报；（四）为红军输送物资。我将这些问题向杨汇报后，杨都答应，并提出要求陕北派代表常驻西安。
杨虽然和汪锋谈过了，但他不放心，怕毛泽东给他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侦察他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南派一个共产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大革命以来，杨虎城虽一直与共产党人合作不断，但却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的关系。汪锋的到来并带来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使他很感意外。事前南汉宸带给他的信息与汪锋所讲都是一致，共产党确实调整了政策。可汪锋他从未见过，为什么让一个他不了解的人来谈这么重大的问题呢？本着一贯沉稳的作风，杨虎城在留汪锋的同时，立刻派省府科长崔孟博秘密赶赴天津，找南汉宸要求再派人来西安会谈。于是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的代表王世英（王曾在杨部工作过，杨知道他的党员身份）随同崔孟博来到西安。
王世英回忆说：
1935年底月初我到了天津。后来党派我化装成商人到了西安。到西安我住在我的一个兄弟家里，后来和王菊人联系上。王菊人从前是党员，这时是杨虎城的秘书。通过王，我和杨虎城见两次面。
第一次见面，杨说汪锋是你们的人，我说是的。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我第二次和杨虎城见面是正式谈判。杨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要王菊人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杨主要谈了要我们不要公开派人和他谈判，要我们不要打他，他也不会打我们。另外还送给我500块钱。我问汪锋苏区缺什么东西，汪说缺文具。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批派克笔和金星笔、墨水等文具带往陕北。
在杨虎城的安排下，汪锋、王世英通过杨的防区，在杨的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派人护送下顺利地到达了陕北。
王世英说：
到陕北后，我向中央谈了杨虎城的情况，中央决定要我再同杨谈。我从陕北出来到了韩城，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明中央基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的联络，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双方建立起运输交通线，前线已无形停战。
为了进一步促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合作，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
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
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公祺。
毛泽东，8月13日。
这一次，拿着毛泽东信来见杨虎城的红军代表叫张文彬，他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因刚发生了张学良派卫队营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事件，杨虎城在行动上格外谨慎。同时他因牙周炎引起了心脏病，一时无法接见张文彬，就先派秘书王菊人与张进行会谈。
王代表杨虎城就建立交通站、互不侵犯、前线地区通商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王菊人还向张文彬表示，杨考虑当前政治形势急迫（意指绥远与广西），并不以达成以上问题的三项协定为满足，而希望立即与红军研究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问题。
杨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希望建立以红军、张、杨三方会议的形式，来研究确定三方的统一行动问题。同时还谈了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而恰恰张文彬对这些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考虑也未得到授权，无以做答，只是希望先建立初步的合作，并认为杨对交通等问题的谨慎安排是“胆小、害怕、托病”。9月6日，杨虎城身体稍好后，立即与张文彬进行秘密会谈。
会谈后，张文彬9月8日致电毛泽东：“与王菊人谈话后，杨曾托病拒见。据从旁考察，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6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两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7日又根据与杨谈结果，与王、崔二人更具体商定各实行办法。”
张在电报中所提“其他有关问题”，实为杨所最关心的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以及国际援助等重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文彬由于年轻与片面误解了杨虎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不真实的情况，同时漏报（或隐瞒）了杨虎城急切需要同中共中央协商的重大问题，造成中共中央工作上一时期“厚张”“薄杨”。也由此，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准备与发生事先毫不知情。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比较畅顺的关系。王菊人说：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又派张文彬为代表，常住西安。
当时，为防止与中共的联系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发现，杨虎城故意不与中共建立电台联系。没有电台通信，杨虎城便将有关蒋介石的重要军事部署，口头告诉中共代表，再由中共代表报告陕北。
为方便双方人员的往来，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城内就有三处：（一）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袁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二）宋文梅的特务营部；（三）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后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
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
这时，十七路军和红军对峙的前线，不但无形停战，双方还建立起交通线。一些红军和苏区紧缺物资在十七路军的协助下，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
此前，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杨虎城部的联合工作，1936年2月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炳南派到杨虎城身边；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对杨虎城身边的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事开展统战工作。
到1936年8月间，在杨虎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的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系统。这些组织与活动对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动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