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性格和精神的形成受到中世纪德意志城市发展及特性很深的影响。我们在研究德国人性格时，不能不从它城市的形成和特性中去观察和理解。德国人一方面具有很严格的公共道德、狭隘性和学究风气，另一方面又对无限的和本原的东西感兴趣。
（一）
城市在社会方面最重要的创新，就是造就了一种公共精神。但这种精神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其他地方未能发展起来。因为在帝国内还没有别处有大量人口密集而长期地聚居在一起。公共生活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副产品。在拉丁语国家，城市生活围绕宫廷而形成。德意志则是另一种情况，因而德意志城市里的公共生活就大异其趣。如果把一个意大利城市的布局与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城市布局加以比较，这种差别就昭然若示了。例如在佛罗伦萨市中心，我们看到pizza della Signoria意谓统治者封建主的房子。意大利的piazza一般是一块宽敞的方形场地，地面铺有光滑的、打磨过的石块。它的周围是宫殿和高楼大厦。每座建筑物都单独耸立，各有其自己的对称结构。意大利的piazza，与希腊的agora和罗马的forum一样，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场所，是吸引人们举行民众大会和凯旋庆典、公共宴会、露天表演和群众游行的地方。城市一直是公共生活的主要场地。而贸易在这个主广场上被降到了次要地位，或是完全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进行。
与法国和意大利相比，德国城市的发展相对晚一些，早期的德国城市实际上就是扩大了的城堡，真正对待城市生活到了12世纪晚期，这就制约了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14世纪初，德国最大的城市科隆人口也不过5万人左右，而其他城市的人口最多不超过1000人。而此时，阿尔卑斯山以南最大的城市是罗马，到它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00万。而在德国则是把市场当成城市的中心。德国的市场通常呈不对称的不规则形状，其任意和随便如一块领土的形状。其粗糙的卵石地面只适于两轮马车和货车通行。意大利Piazza的中心点是其中央的开阔地，而德意志的市场却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点。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自然地被吸引到城市的中心，而是被引向其周围的货廊、店铺和摊点。如果比较一下中世纪德意志的街道和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街道，我们也会发现有类似现象。德意志的街道显示出很大的多样性。—栋房子高高耸立，而旁边的一栋却相当低矮。石头建筑与木质建筑交错杂陈。一栋正门山墙的门楼高耸，另一栋却在侧面则露出屋顶，其线条又间以一个个屋顶天窗。—栋房子或一层楼前伸，而另一栋或一层则后缩。房子正面饰有小塔、凸窗、装饰线条和木雕图案。在意大利的城市里，每一座房子本身就是一个对称的单元，而这里每座房子都缺乏平衡感，也不完整。每一栋都需要它旁边一栋，每一栋都依靠另外一栋来支持。因为每座建筑都不是完全的整体，都不能单独存在，整个街道常常称作“行列”，而不是单幢的房屋作为建筑的单元。中世纪德意志城市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多样性、复杂性和互相依赖性。一座座房屋上紧凑、拥挤的山墙，雄伟的教堂鹤立鸡群，俯瞰着矮小的民居。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街道，连同其相互连接的建筑物，使人联想到在这里做买卖的那个社会的盘根错节的结构。
在意大利的城市，公共生活是公开展示的。每个人都可以观看在广场举行的集会和节庆活动，从而可以参加城市的公共生活。但在德意志的城市里，因为缺少这种广场和活动场地，公民们不能参加公开的、共同参与的公共生活。相反，公共生活则采取了一种公共道德的形式，这种公共道德渗透到公民家中，并支配着他们的私人生活。
德国有一句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在德国城市发展上，“城市”并不仅仅指人口、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的都会，而有其特殊的历史含义。城市与乡村有很大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城市与乡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是在法律上，城市享有“城市自由”，表现为城市从诸侯或国王那里得到诸多权利，如“集市权”它是城市发展商业的重要法律保障。集市权赋予城市进行集市交易的法律权利，因此当局有权开办市场而且有权协调商业关系，确定和保持市场秩序，解决市场纠纷。虽然市民不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市民均享受同样的法律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民的社会地位毫无二致，城市也绝非没有等级差异的净土。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市民内部逐渐分化，形成了城市贵族、中层市民、下层市民和底层市民四个内部阶层。形成了新的等级，等级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差别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既然是“天意”，就是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Rangordnung）被看的极其重要。在什么场合谁可以走在前面、谁坐什么位置，谁可穿什么衣服，都有一定的规矩，倘若有人冒犯，要受到惩罚。这种等级制度在德国人的发展过程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自12世纪开始，城市中下层市民为了限制乡村手工业者到城市出售手工制品，以保护城市手工业工匠的利益，组成了行会（Zunft）。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下层市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逐渐把“行会”作为一种制度来管理自己，并以此来协调与上层的关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行会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影响着德国人的行为方式。行会制度的产生并壮大之后，演变成一种强制性组织。行会要求从事手工业行业的人必须加入，否则就要受到制裁和排斥。行会制度管辖的范围相当广泛，从生产的计划、产品的定价，到学徒的培训和行会成员的养老问题，以及谁应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行会都有严格的规定。行会还规定所有会员不得滥用其权利，比如必须向市民提供优质商品，而且价格必须公道。如果有人生产劣质商品或擅自提高物价，将会受到严厉制裁。
在德国这种以手工业行会占主导的城市。行会的实际作用已经超出了职业和工作范围，起着某种社会保障作用。它不仅在经济、社会、政治组织，而且给德国人的精神生活也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行会文化首次表达了一种公共精神，德国学者卡勒尔指出：“城市是为服务于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城市的行政管理、财政以及防务、卫生、福利和教育事业，第一次不是由居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控制，而是由既承担管理的负担，又从中获益的人民来控制。行会连同它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创造了一种后来为各领地国家仿效的政府模式。”
城市行会对德意志文明做出的贡献，还在于它所强调的纪律和职业道德。行会文化衍生出的这种新道德，使得社会中每一分子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都必须遵守这种道德。在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工作受到最高的尊重，是非常自然的事。任何一个在德意志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工作对德意志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工作评价为最高品德的集团。中世纪德意志的贵族就同在此之前或之后，其他国家所有时代的贵族一样，则抱有正好相反的观点：游手好闲，而不是工作，是应当珍视的。在中世纪德国城市行会中，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他的血统、宗教信仰，而在于他是否满足市民阶层的普遍道德，在于他对于一个团体的贡献。
德意志神秘主义者赞美手工业者低贱的工作，而且我们看到路德也是这样做的。对他而言，一个人的职业或专业不仅仅是一种工作，而且也含有一种神圣使命的意义。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那种认为人应将其在生活中的位置作为上帝给他派定的角色加以接受的天主教本质的思想。他不应试图改变其位置，而应努力在这个位置上竭尽其能。每个个人都恪尽其职守，以保持整个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1517年10月31日，维腾堡（Wittenberg）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维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批判教会弊端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的出场，在德意志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他的神学理论不仅震动了当时德国社会，而且直接参与塑造德国人的心态，近代德国民族性格的形成与他的神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对职业和工作的态度、德国人的“顺民心态”、德国人的“内在性”等等，都与他有渊源关系。马丁·路德被认为是近代德意志人的典型。诗人海涅写到“他既体现了孕育他的这个社会，而且同时也创造了在他之后到来的社会。······路德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也是德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而德国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非常出色地结合在一起。”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在文化上留下了清楚的印迹，对德国人的精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后来德国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赋予基督教社会中手工艺作用以特殊的意义，无论是信仰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不可违背的，所以任何尘世的职业都是为上帝服务的，不可怠慢。强调手工业者需要接受他们的下贱地位，安分守己。“鞋和靴是你职业的作品。你的生命只有通过它们才具有意义，决不要企图超越这个已经为你确定的目标。”路德的这个思想对于德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参与塑造近代德国人的心态，近代德意志人的民族性格都与之有关。尊重工作、尊重劳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崇拜劳动技能，崇拜技术，尊重具有特殊工作能力和劳动技能的人。在宗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态度作为资产阶级精神的一个主要成份，一直存在着。但它逐渐失去了宗教的意义，直到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切，就是德意志人对工作的献身精神，和在社会中的地位逆来顺受的思想。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行会的这种公共道德逐渐演变成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构成了市民中产阶级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工作至上的道德规范，对德意志的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然而是有害的影响。因为教育的模式是在手工业行会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所以其重点就在于只重视学习从学徒到工匠最后到师傅的发展所需的技术性的技能。教育不是一个使人全面发展、增加活力和开启智慧的过程，而是发展成为一个从事单一的而高度专门化的工作所需的技能的过程。只是在18世纪下半期，一些德意志作家如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才用教育的概念，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观念，来反对这种狭隘的教育观念。
手工业行会城市中最重要的事情还可以从城市中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等问题的处理中看得非常清楚。在这里，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其丈夫建立起伙伴关系，并开始在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在此以前，无论是古代还是基督教世界，妇女总是扮演从属地位的角色。但在手工业行会的城市中，一位老板娘，与丈夫分担工作，也共享其地位。她常常在她丈夫的作坊里工作，与他平起平坐，而不是作为他的下手。也许她的平等地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丧偶后的老板娘有资格继续经营她丈夫的生意。
行会对一对夫妇的劳动生活实行的控制，也延伸到他们的私生活中。行会规章禁止婚外性关系，并要求任何人在获准为会员之前必须有合法出生的证明。如果一个手工业者明知故犯，娶一位非婚生的妻子，他就会被自动开除出行会。无论在上层还是下层阶级中，非婚生育都不是严重污点。国王、主教和封建领主的非婚生子女从不因其出生而遭难。在法国，王室私生子甚至是一种官方头衔。但在中世纪手工业者中，是不允许对婚姻神圣性进行这种破坏的。其结果是妇女享有较大的自由和较高的地位，但同时公共的准则和道德也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
正如我们看到的，手工业行会城市的物质形态，不仅反映出居于其内的社会表现出令人舒适愉快的温情和凝聚力，但同时也反映出了它的约束力和限制性。城墙之外的世界则与城内正好相反。在中世纪德意志，自然界仍处于相对的未被征服的状态，城市保护墙之外的任何人都暴露在北方荒野的种种危险和困难面前：恶劣的气候，无法通行的森林和沼泽，各种野兽。在城市外的生活，其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对自然界恶魔般的力量的信仰，仍然从部落时代早期留存下来。对中世纪的人类来说，自然力中存在着与恶魔结盟的各种邪恶力量。但是就在自然界对人类形成物质上和精神上威胁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它提供了逃避城市中受清规戒律约束和限制的出路。对那些足够勇敢，敢于拿生命和灵魂去冒险的人来说，它提供了探究天地万物最深刻奥秘的可能性。
正是在中世纪的这个时候，那种我们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态度，在德意志人的心灵中已经形成了。对于自然环境和无限的世界的兴趣，与手工业行会的道德是背道而驰的，但它也是那种道德的产物。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荒芜的鲜明对立，导致两者之间的一种密切的，虽然是隐藏着的关系。正是城市实行的道德准则的严厉性，反而刺激了人们去违反这种准则。因为与自然界和人自身的混沌的、恶魔般力量的交往受到的限制越严格，进行这种接触的欲望就越加强烈。同样，自然界的力量越是被认为是危险的，与这些力量相遇的前景就越显得有吸引力和有冒险性。城市建立起来的严格秩序，间接地鼓励了人们对城市希望拒之门外的混乱状态感兴趣。
骑士（Ritter）作为冒险家，即愿意云游四方并与魔鬼和恶棍作战的人的化身的形象，是10世纪后欧洲社会里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等级。他的地位介于贵族和农奴之间，在领主受到其他贵族侵犯时，骑士承担保卫贵族利益的义务。骑士作为一个阶层，不但有特殊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这个阶层特殊的道德标准。他们视勇敢、忠诚、荣誉、优雅的举止、慷慨为最高德行。成为骑士，意味着终生自愿为上帝、男人和女主人效劳，甘愿为一个理想化的目标而献身。随着骑士的征战，骑士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观念使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事文化活动，由此创造出独特的骑士文化，并逐渐流行起来，影响德国的社会生活。甚至在骑士阶层消亡后，其中一些特点保存下来，比如“骑士”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成为日常词汇，“骑士风度”也作为一个固定词汇流传至今。但到中世纪晚期，骑士已成为一个过时的形象，但他们的这种形象却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但就在这同一个时期，冒险家的形象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骑士——凭体力冒险的冒险家——逐步让位于凭智力的冒险家的形象。不是骑士，而是另一个中世纪的形象，成了近代人的英雄样板。这个形象就是浮土德博士——一个探求知识的学者，他如此全身心地投入，以致与魔鬼合作，希望以此来洞察自然界最深刻的奥秘。探求的重点从体力领域转到了理智领域。冒险家的典型不再是凭借体力上的本领和勇敢去探索未知的土地和进行征服的武士。相反，是依靠其理智、冒着其灵魂的风险去探索自然界未知的秘密的术士和科学家。尽管着重点变了，但两种形象都反映了首先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内地城市里，人们感受到的一种冲动，即摆脱城市围墙内有秩序的生活，而投身于城外无限的无秩序的生活状态之中的冲动。
（三）
中世纪后期，德国文化重心再度移位，由乡村转入城市，于是城市（Stadt）取代骑士们的城堡（Burg）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市民阶层也取代骑士文化成为文化的载体。
德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城市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教堂。9世纪至12世纪，德国传统城市的市中心一般都有一座大教堂，教堂建筑的典范是罗曼式建筑（Romanik），它的名称表明了这种建筑在文化上同古罗马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罗曼式建筑风格是后人效法罗马人风格，并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而形成的；为了与罗马人自己的建筑风格区别开来，自19世纪开始，这种风格被称为罗曼式风格，以这种风格建造的建筑也被称为罗曼式建筑。另一方面，罗曼式建筑及后来的哥特式建筑都是宗教建筑，也最能体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宏伟、华丽的教堂与周围矮小简陋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照。
罗曼式建筑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后传入德国，这种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无华，平淡无奇。罗曼式建筑是从古罗马的基督教堂发展而来，继承了带厢堂长殿式（Basilika）的基本特征，其主要部分是一个长方型大厅，又称为正堂，两边各有一个比正堂矮小的厢堂，正堂与厢堂之间有粗大的柱子。长方形的主体建筑前端有一个横殿与大殿相交，构成十字的形状，象征基督为人类受难。大殿与横殿相交之处的房顶上，建有一个钟楼，每天给当地居民报时，宣告做礼拜的时辰已到。罗曼式建筑基本上只用石头作材料，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连房顶都使用石头，而且一般都是石灰石。这样一来，石头的墙壁加上石头的屋顶就产生巨大的重量，墙壁不得不建得很宽，屋顶则采用拱形结构，用来承受巨大的重量。罗曼式教堂的窗户顶部几乎都是圆形，以加大窗户的面积，增加采光，这种窗户也成了罗曼式教堂的特征之一。教堂的墙壁用来绘制宗教题材的图画，增加不识字的信徒们对教义的了解。
德国的罗曼式建筑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是因为德国缺乏石灰石，多用沙石、火山岩等其它材料取而代之。这些石料很容易被风化，不断的修缮又耗资过巨，于是天长日久之后，免不了坍塌或被拆除的命运，给别的建筑风格让位。西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圣·米夏埃尔教堂（St。Michael）堪称罗曼式建筑在德国仅存的硕果之一。
中世纪后期，建筑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此时，法国人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哥特式”（Gotik）的新的建筑风格。“哥特”原是日耳曼人的一个支系，往往被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视为未开化的蛮族的总称，意指粗俗野蛮。所谓“哥特式”，最初也许就是取这个意义，在后来的表述中则变为中性，仅指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与罗曼式建筑相比，哥特式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屋顶形状的变化，尖拱和十字肋拱取代了罗曼式的圆拱。哥特式建筑也成为一个跨地域的文化现象，风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各国。
到13世纪哥特式建筑传到德国，仍以教堂建筑最有代表性。在外形上，哥特式教堂较之罗曼式教堂更加高大，直上直下，尤其是正门上方的双塔楼（亦有单塔楼教堂）直插云霄，恰似指向天空的手指，表达信徒对上帝的向往。尖型拱顶（Spitzenbogen）的运用，减轻了屋顶的重量，工匠们又采用了新式的承重柱及其他承重装置，使得罗曼式教堂那种厚重的承重墙壁成为多余，因而与罗曼式教堂相比，哥特式教堂显得轻盈而灵巧。哥特式教堂内部的结构突出了垂直线条的运用。窗户呈长方形，窗户顶部为尖状，窗户上面绘有彩画，光线从外面照进来，很容易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感觉。正堂高出厢堂的部分又是一排窗户，而且采光效果优于地面，造成上面比下面明亮的效果。
德国哥特式教堂中名气最大的是科隆大教堂。同时，科隆大教堂也是效仿法国哥特式建筑最成功的范例。这座教堂始建于1248年，工程最终完成于19世纪，历时几个世纪。科隆人雄心勃勃，要使这座教堂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总体规模上均超过其他任何教堂。但由于战乱、财政等各种原因，工程经常处于停工状态。直到19世纪普鲁士统一德国后，普鲁士政府决定把它建成德国文化的纪念碑式建筑，这座教堂才得以完工。但是科隆大教堂并非“纯粹”的德国哥特式建筑，德国的哥特式教堂另有其兴趣之所在，例如对教堂的塔楼特别重视，用单塔代替法国式的双塔，弗莱堡和乌尔姆的大教堂就属此类。又如石刻、石雕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弗莱堡大教堂塔楼的顶部是空心和透明的，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使人想不到它的材料居然是石头。乌尔姆的大教堂是全世界最高的基督教教堂。在风格上，建筑材料的运用也使德国北部和南部的哥特式建筑有所不同，造成地域差别。德国北部缺乏石材，不得不代之以人工烧制的砖块，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砖式哥特式建筑（Backsteingotik），与南部的沙石哥特式建筑（Sandsteingotik）遥相呼应。
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冲刷下，教堂的风格也在产生变化。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建筑趋于简化，教堂的规模也不大，而且同世俗建筑的差别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