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拥有极为重要的说教性的宗教杂志，虽然不能称为出自编辑的奇思怪想或忏悔和虔诚，但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存在着那种曾经在工业时代影响过所有国家的现世主义世俗化的倾向，宗教在德国依然保持着一股生命力。这一点不仅从德国70%的人口信仰宗教这点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德国的宗教领袖和正式基督徒有政治活动这点来说明。最主要的也许要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关于教会改革以及在当代社会里基督教应起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仍存在着强烈的争执。足以说明了宗教在德国所处的重要位置。
德国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持久深刻的影响。在当今的德国街头，你仍会感到一种浓重的宗教气息。德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在8200万人口中信教者达5580万人，其中约2760万人信福音新教，2750万人信罗马天主教，还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其他的基督教团体。但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教的人正在减少，尤其是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只是在出生后去教堂洗礼，长大成人后很少去教堂做礼拜。对于他们来说，宗教节日成为出门渡假的日子。
（一）
但纵观历史宗教对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公元962年奥托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使德意志帝国有了实际的统治权，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意志的教会和世俗诸侯实际上成了拥有半主权的“邦君”。宗教思想既保护着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又严重束缚着它的进步。在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教会的种种弊端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
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掀起的宗教改革，对德国宗教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项运动对德国人来说似乎并不那么遥远，因为在当今德国四周仍可看到对这个运动值得纪念的事物。这个摧毁德国教会统一性的伟大革命是那时的普遍倾向与个人创造相一致所产生的结果。在15世纪末，即使是最虔诚的信徒也已经越来越确信：罗马教会亟需改革，加之此时德国民族主义的抬头，使这种感觉达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种民族主义受到了当时著名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腾和其他人文主义者的培育，认为德国教会从属于罗马是一种屈辱。在16世纪，马丁·路德使这些感觉具体化，并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声势。他一方面阐明仅仅出于信仰即可释罪的教义，并明确地拒斥在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必须有中间媒介的教旨；他相信所有信徒都可以有教士身份，从《圣经》中自己吸取信仰要旨。但另一方面，他对世俗权威予以毫不妥协的支持，反对那些受他宣言鼓励而起来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人们。德国人性格的双重性在马丁·路德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深深地影响着德国人。海涅在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到：“路德，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也是德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而德国人的所有优点和弱点在他身上非常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他是这个时代的喉舌和刀剑……一个冷静的有学问的词语制造者和一个有灵感的陶醉于上帝的先知，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来研究他的费劲的教义的特点，而在晚上他则拿起长笛，凝视天空的星星，把乐曲和对神的敬畏融合在一起。”由于路德性格的双重性，使新教一诞生就打上了保守性的印记。
虽然如此，但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天主教依然走上了不同的和更为艰难的路程。天主教分裂出了基督新教。教派之争于是风起云涌。到了16世纪中叶，五分之四的德国接受了新教。之后，天主教又夺回了许多地区。在文化上对这些地方的重新征服与政治上的征服同等重要的。在这一点上，1540年成立的耶稣会起了主要作用，它的教友带头弥补了当时德国教育上的严重贫乏，在农村的传教活动、为病人建立医院、为穷人提供基础教育等；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就是把巴罗克式建筑引入德国。这是17世纪从意大利引进的风格，它深刻地影响了奥地利的教会建筑物并且第一次在德国慕尼黑的剧场式教堂上得到引人注目的体现。
在第二德意志帝国的整个历史中，两个教宗都在一方面迎接现代科学的挑战，另一方面面对工业主义和城市化的挑战。当时盛行的唯物主义对宗教信仰形成的威胁以及就低层阶级来说，面对工业化造成的根除信仰危机，这两个宗教都力求通过改良社会来进行挽救。如在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思想家首先提出要求国家对工厂进行立法，并为工人免费提供职业训练。在19世纪70年代，这些实验得到了美因茨主教的支持，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他通过建立合作社、娱乐组织和基督教工会向因工业化所带来的道德败坏作斗争。这一活动直到1933年被纳粹废止。
1919年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也没有减低德国新教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教士们长年来习惯于承认君主是他们名义上的领袖，因此很顺理成章地接受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党派起支配作用的政权。
联邦德国成立后，在美、英等国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经历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对生活的要求都产生了巨变。同时，社会中各阶层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贫富之间对立的状况趋向缓和，标志着社会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的人口分布也由过去的“金字塔型”变成了“洋葱型”，高收入者和贫困人口都成为少数，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的贫困阶层中许多人收入得到提高，加入到中产阶层。另外，通过一系税收调节，使低收入者获得减免赋税或社会救济而免受冻死街头的厄运，高收入者也必须向社会提供捐助。社会公正进一步得到体现，社会差距逐步缩小。于是，中等收入者的人数迅速上升，逐步成为维持社会公正、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社会的主体。
（二）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人们的生活观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宗教上。在联邦德国，基督教经历了一种资产阶级的世俗化过程。人们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却不受过多的束缚。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教会，但教会在相当多的居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教会自身改变的结果。教会关注人们的信仰问题，力图解决现代社会中人心灵的困苦，教徒们彼此接近，互相关心，营造出一个安宁和谐的生活氛围。不仅如此，作为巨额财富的拥有者，教会还在教育和慈善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教会不仅有着广泛的儿童教育网和学校，而且负责筹办高等学校的神学系、教会大学和长期进修班。他们所培养的学生活跃在整个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在慈善事业中，教会也配合国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联邦德国，75%的幼儿园、57%的养老院以及大量的学生之家、妇女之家和残疾人之家是由教会或教会所属慈善机构主办的。随着社会贫困现象的消除，人们需要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安慰。因此，德国的福利慈善事业便将重心放在了对老弱病残者的照顾上。许多“儿童服务团”也应运而生，专门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为了扩大影响，福音教会还在20世纪50、60年代利用工人们渴望重建工会的心情，发起了“福音工人运动”，在各部门恢复了工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1971年，福音教会建立了“联邦新教工人同盟”，并建立了一所学院，专门培养工人牧师和传教士。这些人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参加工作，既加强了教会与普通人的联系，也扩大了福音教会的影响。
教会不仅通过教育与福利慈善事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而且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和平运动当中。战后，面对国土上的一片废墟，曾经与纳粹同流合污或受其利用的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在谴责纳粹集团的罪行时，亦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1945年，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沉痛地承认：“我们给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冷战期间，为争取裁军、限制军备和反对核战争，教徒们利用集会、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敦促政府和教会领导机构为消除冷战作出积极贡献。他们自发建立的和平组织遍及全国，成为宣传、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众多的和平组织中，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劳伦斯社团”（LaurentiusKonvent）。该组织成立于1959年，创立者是三位大学生，其宗旨是共同生活、共享收入、共同献身和平事业。在吸收了大量独身者和家庭之后，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社团。从形式上看，它类似于新教修道院，用路德宗教的礼仪，规章指导成员的宗教生活。所有社团成员都为一个维护和平的目的生活在一起，过着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可以从事各种职业，但个人具体的择业事宜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为支援非洲的贫穷国家，劳伦斯社团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和平服务团，致力于对摩洛哥和扎伊尔的援助活动。
进入20世纪后期，面队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神学也不再沉默。卡尔·拉讷（Karl Rahner）首先突破了天主教固守多年的思想模式，向世人提出了一种新的神学思想。这一思想不仅直面时代问题，而且考虑到了人在认识上的进步。在当今世界上，圣经已不再仅仅是一本受人尊敬的承载着信仰的书，它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一份文献。
今天的神学，无论是天主教，还是福音新教，都努力从宗教角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抨击时政，关心民众生活。同时不同教派之间顺应时代要求，积极谋求广泛对话，在争取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满足人民福利要求等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积极推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