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兴亡秦坚定地推行法治，按法家路线统治民众，举国上下以农战为务，国力日益强大，终于扫灭群雄，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一帝国，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治国方略应有重大差别，但秦人缺乏治理统一帝国的经验，统一天下后，没有转变治国方略，仍以严刑峻法治理社会，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二世而亡的悲剧，秦的经验和教训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秦帝国的建立秦国的祖先以养马、驾马车为业，曾久居周之西陲，为周王镇守边疆。后来，秦襄公因辅佐周平王有功，始封为国，得与诸侯通使，行聘享之礼，取得了与诸侯同等的地位。
由于地处西陲，邻近戎狄，所以秦国自立国之后，一直与戎狄作战，国力难以蓄积。这种情况到秦缪公之后才有根本性的改变（春秋时期，缪与穆读音同，因此“秦缪公”又可写作“秦穆公”）。秦缪公仰慕东方强国，求贤纳才，他先是以五张羊皮的代价从楚人手中赎回百里奚，当时百里奚已年近古稀，但秦缪公仍然托以国命。百里奚感激秦缪公不弃之恩，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缪公立即备上厚礼，把蹇叔接到秦国，封为上大夫。后来，秦缪公又得到了熟知戎狄情形的由余。此前，秦缪公娶晋国的公主为妻，与强大的晋国建立了联姻关系，成语“秦晋之好”即源于此。通过多年奋战，秦国在戎狄和东方近邻的夹缝中逐渐强大，秦缪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缪公之后，秦国在与诸侯的争夺中显得很平庸，期间的几位君侯只能算是守成之人，在开疆辟土方面并无突出功业，加之秦国久居西陲，文化、制度方面都要落后于东方诸侯，又保留了很多被东方国家视为野蛮的习俗，比如人殉，因此常被东方诸强瞧不起。二三百年之后，秦献公废除了人殉的陋俗，显出了励精图治的决心。在孝公七岁时，周的太史儋对秦献公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这是对秦国国运的预言。孝公继位之后，述其父遗志，下令国中举进人才，试图重铸缪公霸业。
孝公在位期间，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它使秦国扭转了衰败之象，重现霸业。商鞅后来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几乎成为秦国的治国法宝。孝公去世之后，秦国的基业已经非常牢固，在与六国的争夺中，频占上风。
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应验了太史儋的预言，但秦始皇一如既往的残暴和专制又将自己一手缔造的帝国推向深渊。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它的历史虽短，但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为汉以后的王朝所承袭，影响深远。
作为一个后进诸侯国，秦国能统一天下，至少得益于两点：一是来自东方各国的人才，商鞅变法的主持者即来自东方。二是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弱小，这减小了商鞅变法的阻力，秦国也没有出现像东方诸侯那样剧烈的贵族势力之间的内讧。
商鞅变法秦缪公“东服强晋，西服戎夷”，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缪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但秦国主要是在西方称霸，与关东各国相比，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诸领域都要落后。进入战国后，各国为适应新的形式，确保在弱肉强食的诸侯争斗中获胜，都采取了一些改革行动。如鲁国有初税亩，魏国有李悝变法，吴国有吴起变法。这些变法虽然遭到众多贵族的反对，但在变法之后，各国的实力仍然有很大的提升。地处关中的秦国则不同，文化上的落后使它并不能在战国初期抢得先机，虽然它在战国中期已大量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但制度层面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由于秦国在各领域内的落后，它经常被东方诸强讥笑。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使秦国一举扭转颓势。
商鞅是魏国人，出身贵族，他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刑”指刑罚，“名”指名实相当，这门学问的核心就是循名责实，赏罚分明。由于才能出众，商鞅得以跟着魏国的相公叔座，任一外名叫“中庶子”的小官。公叔座病重期间，在卧榻之上向魏惠王进谏，说商鞅有“奇才”，可以委以重任，甚至可“举国而听之”。否则，一定要杀掉商鞅以避免人才外流，甚而帮助他国攻击魏国。公叔座同时警告商鞅，要他尽快跑出魏国，以免招致杀身之祸。商鞅虽然有才，但在当时仍然是无名小卒，魏惠王对公叔座的告诫报之以沉默，认为他身患大疾，说的是胡话。事情的发展正如商鞅的预测：魏惠王因为看不起商鞅而没有听从公叔座的建议，当然也不屑于杀掉他。
公叔座去世后，秦孝公求贤的诏令传到了商鞅耳中，商鞅于是离开魏国，去了秦国，然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初到秦国，商鞅采取了谨慎的策略，逐步试探孝公的意图，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言于孝公。“帝道”、“王道”只有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圣人才能实现，离不开“仁义之道”，绝不能在短期内奏效；“霸道”讲究以力服人，以强凌弱，谁强谁就是霸王。商鞅将“霸道”称为“强国之术”。以现今的语言形容，“霸道”就是速效药，能救一时之急，却不能固本；本不固，当然不能长久。如欲固本，必求之于“帝道”、“王道”。本固而道立，如此国运方能万世不衰。三者之中，孝公唯独对“霸道”兴味盎然。对“帝道”、“王道”视之若无物，觉其寡然无味，如同嚼蜡，听起来昏昏欲睡。
在商讨变法事宜的会上，甘龙、杜挚等大臣坚决反对变法，商鞅驳斥了他们的陈旧观念：“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以为变法易礼是圣王之举，反之则亡。这是法家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法家主张变革的历史依据。一心想着恢复祖先荣耀的孝公非常赏识商鞅的这套理论，他力排众议，下令封商鞅为左庶长，着手组织变法。在实行二十等爵制之前，秦国官制中有“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这四种“庶长”既是官名，也是爵位名。“大庶长”的职责是辅佐国君，是国君身边的近臣。“右庶长”统领宗族大臣，“左庶长”统领非宗族大臣，“驷车庶长”专门负责宗族事务。这四种官职中，只有“左庶长”可由非宗族成员担任，其他必须由宗族成员担任。商鞅初到秦国便任“左庶长”一职，可见秦孝公对他以及变法寄予了厚望。
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公元前359年，此次变法的内容大致如下：其一，设立什伍制度，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各家相互纠察、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是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管理，便于战时征用民力。此外，鼓励建立小家庭，凡是家有两名成年男子以上的家庭必须令成年男子单立门户，否则赋税加倍。此举意在加快繁殖人口，增加税收和兵员储备。
其二，以军功论爵，实行二十等爵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这二十等爵是：一为公士、二为上造、三为簪袅、四为不更、五为大夫、六为官大夫、七为公大夫、八为公乘、九为五大夫、十为左庶长、十一为右庶长、十二为左更、十三为中更、十四为右更、十五为少上造、十六为大上造、十七为驷车庶长、十八为大庶长、十九为关内侯、二十为彻侯。从爵制可以看出，四种“庶长”被弱化了，这可能会触及到官制。西周以来，大体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二十等爵制的设立完全打破了传统，它的意图在于奖赏功劳。平民百姓如能战场杀敌立功，也可封爵受禄；反之，即使是贵族，如无军功，则褫夺爵禄。各级爵禄之间的等级高低，必须严格遵守，田宅乃至臣妾之衣服舆马均有定数，不可僭越。此条法令等同于废除世禄世卿，既巩固了君权，又提高了百姓参与战争的积极性，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其三，重农耕，轻商业。致力于耕织而成绩显著者，可以免除赋税；从事商业或懒惰而贫穷者，妻儿子女均收为官奴。重农轻商旨在提高粮食的总产量，为长期战争提供稳固的粮食供应。
法令实行一年之后，成百上千的人跑到国都声讨新法。恰好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法律，在不能施刑于太子的情况下，只好对他的老师施行刑罚。此事令秦人无不震惊，从此以后，秦国上下无人再敢违抗新法。十年之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第一次变法的成绩显著于世之后，第二次变法于公元前350年开始，此次变法涉及领域更多，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其一，强化小家庭制，强令成年男子不得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制旨在削弱民间的宗族势力，使中央权力能畅通无阻，直达社会底层。小家庭制的推行在加快人口繁殖的同时，也增加了税收，保证了兵源（古代有人头税）。
其二，实行郡县制。原来秦国乡邑比较分散，不便于管理和征发徭役，商鞅决定将邻近的乡邑加以集中，设立县，由中央选立县令、县丞各一名，凡三十县（《史记·秦本纪》载“四十一郡”）为一郡，长官亦由中央选拔。郡县制下，国君可对国内的所有土地和人口实施征税，各级官吏由国君领导下的官僚体系层层选派，国君通过官僚体系管理国内的所有事务。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削弱了各级贵族的权势，权力进一步集中在国君手中。在商鞅变法之前，有些诸侯已经部分地实行郡县制，西周时期确立的封建制呈现衰落趋势。按照这种封建制度，国君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全国的领土分属于各类大大小小的领主。国君对各诸侯名下的土地并无直接管理的权力，他的收入来自自己直接管理的土地，以及下一级领主（诸侯、大夫）的纳贡。
其三，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西周时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由于田地被水渠、道路分隔成方块状，形似“井”字，故名井田。在井田制下，土地由周王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下一级贵族，受封者向授封者纳贡赋，土地不得私自买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水平得到提高，贵族经常驱使奴隶私自开垦耕地，这类地被称为“私田”，并不在井田制的范围之内。此外，还出现了买卖土地的行为，出土的铜器上就有记载这类经济活动的铭文。公元前594年，鲁国施行初税亩，改变了征税方式，废除了井田制。商鞅的这次变法也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顺势之举，土地私有之后，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单位产量随之提高，耕地总面积也大幅增加。
其四，统一度量衡。度是指计量长度的单位，如寸、尺、丈等；量指计量产品容量的器具，单位有升、斗、斛、豆等等；衡指计量重量的器具，单位有铢、两、斤、石等等。变法前，秦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不便于征税和经济发展。统一度量衡之后，严格度量衡的制作。传世文物“商鞅量”上有铭文，记录了制作时间和相关法令，可以看出，秦国法令对度量衡有严格的规定。
另外，自变法伊始，严行律令一以贯之，无论是太子或公子，均与民同罪。商鞅变法在《商君书》也有一些记载或反映，其中就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说法。但像战国时期的这类书籍，很多都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很多人的作品经过长时间的编撰后形成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中的有些内容很值得怀疑。法家确实有排斥儒家的倾向，但在焚书坑儒之前的焚《诗》、《书》之事只见载于《商君书》，其他典籍并不见此记载。
成效初现上述变法措施就是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简而言之，有三个方面：第一，强固君权，趋向中央集权，以法令治国，削弱贵族势力和民间的宗族组织。春秋以降，周室日衰，诸侯势力上升，继而公室衰弱，大夫势力上升。在这个趋势当中，各国的内部斗争一直未曾停止。在这种情况下，集中权力确有利于富强国力。第二，农耕富国，增益赋税。第三，驱民于疆场，戮力杀敌。这两个方面都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战国时代，各诸侯间的战争根本无法避免，如何组织各种资源进入战争角逐是当时各诸侯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商鞅重农轻商、鼓励耕战的措施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在短期内迅速增强，在第二次变法前，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大良造掌握着军政大权。有学者认为大良造是二十等爵制中的大上造，也就是说大良造是官、爵合一。但据出土的“大良造鞅镦”所载“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铭文看，“大良造”恐怕并非爵名。因为庶长是爵名，在它之前的“大良造”就应该是官职名），率兵攻破了魏国都城安邑。安邑处于魏国腹地，秦师远征，并且攻破了这座城池，这说明秦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超出了魏国的料想，魏国迁都应有避开秦军锋芒的用意。
三年过后，即公元前350年，秦将都城从雍迁至咸阳，政治重心自西向东转移，这便于日后秦国东进。若无一定军事实力，秦国断断不敢将都城向韩、魏二国靠近。
公元前343年，周天子“致伯”，即封爵为霸，秦国成为诸侯霸主。第二年，诸侯前来祝贺，孝公派太子少官率军在逢泽会同诸侯，朝见天子（《史记·秦本纪》）。
公元前341年，趁魏败于马陵，国力虚弱，商鞅率秦师攻魏。为了取得胜利，商鞅诈骗魏国公子卬，声称愿与他会盟。趁双方宴会之时，埋伏的甲士突袭公子卬，商鞅然后率领秦军大破魏军。魏国由于连连败于齐、秦，被迫弃安邑，迁都大梁，并割河西之地给秦国。魏国自此失去抵御秦师东进的缓冲地带。而秦国得到河西之地后，无论向东进攻，还是向西回撤，较之以前便捷了许多。魏紧邻秦国，位处秦国东进的孔道之上，而在商鞅执政期间，秦在与魏的斗争中屡占上风，这无疑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石。
到秦重获河西之地止，秦孝公已经实现了多年前的夙愿，也是秦献公的遗愿：“复缪公之故地。”秦国再一次成为霸主，东方六强再也不敢“卑秦”，秦之于魏、韩等国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商鞅以“法家”留名于后世，法令治国是他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是，他的“法”是无根之木，存废与否完全系于君王一人，这样的“法”与现代意义的“法律”不可同日而语。商鞅认为自己的“强国之术”不能使秦国“比德于殷周”，从秦后来的速亡来看，此言不愧为卓识。
商鞅帮助秦孝公重沐先祖荣耀，秦孝公亦投桃报李，赏赐他十五座城邑，并号为商君。《战国策·秦策一》说孝公“欲传商君”，商鞅“辞不受”，意思是说秦孝公试图禅让于商鞅，但商鞅并不接受禅让。禅让学说在战国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秦孝公或许是受当时风气影响而作出这样的行动。但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记载这件事，也许他认为《战国策》多纵横家言，好为夸饰之文，故而不录。
商鞅严行律法，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宗室贵戚多有怨恨之情，欲除之而后快。但只要有秦孝公的支持，这些人终究不敢放肆妄为。秦孝公去世后，太子立，是为秦惠文王，商鞅从此失去了依靠。先前被商鞅处罚过的公子虔诬告商鞅图谋造反，无奈之下，商鞅只好连夜逃亡，由秦入魏，魏人恨他曾经诈骗过公子卬，因此将他送回秦国。走投无路之下，商鞅起兵攻城，但很快被秦军击败，商鞅兵败被杀。秦惠文王公报私仇，对商鞅的尸体处以车裂的酷刑，并诛其全家。
商君虽逝，其法犹存，秦国自此打上“以法治国”的烙印。秦国再铸霸业肇端于商鞅变法，此后的秦国，在商鞅“强国之术”的指引下，开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时代。
大约与商鞅在秦国执政同时，东方大国齐国的“稷下之学”渐至巅峰。诸子各家云集于稷下学宫，孟子、荀子、邹衍、慎到等思想家或到此讲学，或长驻于此，他们论学授徒，著书立说，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彩一幕。这样的盛景是文化落后的秦国难以企及的。但战国七雄，笑到最后的却是起于西方卑微之地，且文化落后的秦国。
在冷兵器时代，思想终究难抵铁蹄坚甲。但如不能以浑厚思想浇铸千军万马，充其量也是逞一时之威，称一世之霸。楚国人能抛出“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的狠话，正是源于悠久的文化所培养出来的底气。
奇货可居商鞅为秦人找到了强国良药，商人吕不韦则将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人推上了王位。对秦国而言，商鞅和吕不韦都是关东人，是“外国人”，但正是这两个人对秦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商人吕不韦来到赵国的第一大城市邯郸。当时他刚刚转卖了一批货物，需要采办新的货物。此时的邯郸已是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大都市，富庶而繁荣。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吕不韦显得悠闲而不失商人的机敏。
一个偶然的机会，吕不韦见到了秦国的质子子楚。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攻伐不已，为了取得信任，他们互相派出人质，常驻敌国。这些人质一般是地位尴尬的贵族，子楚正是如此：他的父亲是秦昭襄王的太子，即安国君。这个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而子楚并不是长子，也没有特别的宠爱，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安国君宠爱。由于秦国连年攻击赵国，所以子楚在赵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没有几个人将他放在眼里。秦国也似乎将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质子遗忘了，应该享有的车、马等常常被无故延期或减少，异国他乡的苦难寂静的生活令子楚日益消沉。
但在吕不韦眼里，这位落寞的贵族却是无价之宝。对于子楚，吕不韦迅速作出了一个商人的评价：“此奇货可居也。”他准确地判断出了这件“商品”的潜在价值。于是他找机会拜见了子楚，说：“我可以将你府上的门扩大。”看惯了冷脸的子楚笑着说：“您还是先将您的门扩大再说吧！”吕不韦只好明说：“您不知道，我的门能否扩大得依赖于您。”这句话打动了子楚，他马上请求吕不韦为自己出谋划策。吕不韦当然倾囊相授，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安国君是太子，他宠幸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又没有生育。现在能影响到安国君立嫡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如果能与华阳夫人攀上关系，通过她亲近安国君，一定能将子楚立为嫡子。考虑到子楚缺少活动经费，吕不韦又承允出资相助。子楚听后感激涕零，并许下宏愿：“如果能成功，愿意和您共治秦国。”
吕不韦将自己的资助分成两半，各“五百金”。一份给子楚，用于结交宾客；一份用来购置奇物玩好，车载马驮，去秦国打通关节。吕不韦首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将珍宝送与华阳夫人，并递话与她：子楚实在是一个贤能的人，他身在赵国，心里却非常想念夫人和太子，“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又为她分析自身处境：现在安国君喜欢您是因为您年轻漂亮，等到年老色衰的那一天，情况就不同了。而且您又没有儿子，您不趁早在安国君的儿子中间找一个可靠的立为嫡子，等到安国君百年之后，您就会失势了。耳旁是句句在理的利害之辞，眼前是晶莹夺目的珍珠宝石，华阳夫人无法拒绝来自远方的好意，她欣然接受了子楚，觉得这个远在赵国的质子就是自己后半生的靠山。不久，华阳夫人就找到了进言的良机，在赞扬了子楚之后，她哭哭啼啼地请求将子楚立为嫡嗣。安国君是怜香惜玉之人，立马慨然应允，而且与华阳夫人刻符盟誓。
据司马迁的记载，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帮助子楚登上秦国的王位，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在邯郸娶了一个姿色绝美，擅长舞蹈的女子。子楚来吕不韦处饮酒时看上了这个美女，要求吕不韦让给他。在明知此女有身孕的情况下，吕不韦假装发怒，最后恋恋不舍地忍痛割爱。十二个月后（即公元前259年），这位女子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政”，这个男孩就是日后的秦始皇（下文将详细讨论嬴政的身世），母因子贵，这位女子很快就被立为“夫人”。
“仲父”吕不韦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一年后，安国君去世，谥称孝文王，子楚以嫡嗣身份顺理成章地继位为秦王。子楚登基之后，吕不韦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他被立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并享有十万户的食邑。
子楚在位三年后去世，其子嬴政继位，时年十三岁。吕不韦的尊贵身份有增无减，被尊为相国，秦王常常称他为“仲父”。
秦始皇年幼，太后又与吕不韦暗通私情，绝世良机摆在了吕不韦面前。他效仿所谓的“战国四公子”，谦恭下士，以致门人的食客最多时达到三千人。吕不韦召集这些门人食客，各著所闻所知，然后加以遴选、编辑，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约二十万字，题名为《吕氏春秋》。吕不韦将书与“千金”挂出来，声称如有能改动一字者，即获“千金”赏赐。《吕氏春秋》思想驳杂，集合了战国时期的诸子言论，从书的框架可以看出，编者试图将它撰成一部指导君王治国理民，最终实现帝王之治的书籍。无可否认，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也包括他的政治理想。在“十二纪”的末尾，吕不韦道出了他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吕氏春秋·序意》，当时的“序”经常出现在篇章的末尾）他的思想与商鞅以来的法家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很多文字谈到要施惠于民，有些言论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秦国法家传统的反思。其实，吕不韦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反思法家的治国理念。据《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布惠于民”也许就是源于吕不韦的建议。吕不韦组织编书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仰慕虚名，他可能试图通过这种行动来思考治国策略。从《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出，在探索过程中，吕不韦始终具有开阔的视野。编书之举证明吕不韦已经具备了卓越的政治眼光，一个政治投机者是做不到这些的。
虽然吕不韦宾客成群，且位高权重，但他似乎并无篡位之想。随着秦王政的成长，吕不韦开始担心与太后的私情引起祸端。为了满足太后的欲望，同时摆脱与她的私情，吕不韦找来了所谓的“大阴人”嫪毐，并说服要太后买通给太监行刑的小吏，将嫪毐装扮成宦官，因此得以侍奉太后。大概在秦王政二十二岁那年，有人告密，揭发嫪毐是假宦官，而且与太后私通，还生了两个孩子，甚至企图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秦王政的王位。秦王政迅速下令调查，并牵连到了吕不韦。趁秦王外出祭祀的机会，嫪毐窃取了御玺和太后玺，以此号令人马，准备攻打蕲年宫。秦王政令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弹压，最后，嫪毐被诛杀三族，与太后生的两个孩子也被杀死。考虑到吕不韦的功业，以及宾客众多，秦王政并没有杀他，只是在第二年将他赶出了咸阳。从嫪毐发动政变到吕不韦被赶出咸阳，其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吕不韦似乎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反抗行动。
离开咸阳之后，投靠吕不韦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这令秦王政深为担忧。他晓谕吕不韦：“您老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得以封于河南（相当于现在洛阳），食邑十万户？您又是秦国的什么亲戚，以致被称为‘仲父’？我现在命令您与您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吕不韦看后惊恐不已，遂饮鸩自尽。此时距他离开咸阳约有两年的时间。此间，吕不韦似乎一直在静静地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吕不韦对秦国的历史影响深远，不仅因为他与秦始皇之间不同一般的联系，还有他对秦国政治发展趋势的思考。他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虽然没有用于秦国政治，但此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末年的思想状况，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珍贵典籍。
政治制度建设秦始皇约生于公元前259年，关于他的身世，《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写的：“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所谓“大期”，学者多认为是“十二个月”，从医学角度衡量，怀孕十二个月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此，孩子的父亲到底是吕不韦还是子楚，并不能偏听司马氏之言。但是，吕不韦有可能与这位女子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嬴政成年之后这种关系停止。如果是这样的话，嬴政的身世就更加扑朔迷离了。无论怎样，于今人看来，秦始皇的身世已经成了一桩无头公案，不管是司马迁的记载，还是上述推测，都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秦始皇即位时才13岁，朝廷大权握在吕不韦手中。后来，嫪毐又依傍太后的势力，控制了大部分朝政。秦始皇行冠礼之后，不甘愿继续屈尊，先是弹压了嫪毐的叛乱，继而收回了吕不韦的权力，将他驱逐到洛阳。在这两次运动中，牵连到了很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流放到蜀地或赶出秦国。
秦始皇登基之初，秦国的强势地位几乎不可动摇。巴、蜀、汉中早已并入秦国，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后方支援；越过宛（今河南南阳），秦中占有了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并设置了南郡；在北方设置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上党郡（郡治在今山西长治）；在东方，秦国已突破到荥阳（今河南荥阳），设三川郡（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如此版图对志在统一天下的秦国来说，几代人的努力使胜利不再遥不可及：如果要攻打赵国，已经不再有黄河之阻；向东进攻韩、魏的话，先锋早已冲出函谷关，并在荥阳站稳了脚跟；楚国已经被迫迁都，秦国可以从宛、郢同时出兵，对楚国形成夹攻之势。
依赖祖辈培植的深厚根基，秦始皇率领秦国势如破竹，无往不胜。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6年，秦引黄河水灌进魏国国都大梁，魏王请降，灭魏。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亲临陈、郢督战，灭楚。公元前222年，扫清赵国残余势力，灭赵，再灭燕。公元前221年，俘获齐王建，灭齐。
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天下大定，自己也成就了绝世功业，遂下令要求大臣们讨论“帝号”。经过讨论，最后确定称“皇帝”，秦王政是统一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为“始皇帝”，此后以数计之，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秦始皇又采纳阴阳五行学说，依据五行相克的原理，以周为火德，代周而起的秦应为水德。为与水德相匹配，颜色以黑为上，数字以六为纪。与此同时，朝内发生了封建、郡县之争。丞相绾等大批官员认为宜效法周制，分封诸子为王，裂土而治。但廷尉李斯坚决反对，主张实行郡县制。秦始皇赞同李斯，分全国为36个郡（据谭其骧等人的考证，除京师附近为内史辖区外，全境共分46个郡，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郡设有守、尉、监，分别承担行政、军事和监察职事。郡下设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则称“道”，全国大约有1000个县。县也有严密的行政系统，有县令、县长，人口一万以上的为县令，一万以下的为县长，下属有县丞、县尉，他们又统称为“长吏”，更低一级的有斗食、佐吏，统称为“少吏”。在郡县之下，还有基层行政单位，称为“乡里”。密如罗网的行政机构使中央权力可以有效贯通。从商鞅变法至秦国一统天下，郡县制在秦国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但仍然有很多人怀念周代的封建制度，由此可见历史之于现实的影响程度。李斯在确立郡县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推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设。
在秦朝的官僚体系中，中央主要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总称为“三公”，是最重要的职位。丞相相当于最高文官，总揽一国政务；太尉则是最高武官，负责全国的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各级大臣，地位要次于丞相。“三公”之下有“九卿”，他们是：
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有丞。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有丞。
太仆：掌舆马，有两丞。
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监。
典客：掌诸归义蛮夷，有丞。
宗正：掌亲属，有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
中尉：掌循徼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这些官职大多为汉朝所袭用。这套体制应该是秦统一后，在原有官制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的结果。秦的合并天下，以及统一后的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乃至于征用数以百万计的劳力用于修筑长城、宫殿等大型工程，在镇压起义军初期能屡战屡胜，都足以证明这套行政体制的运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