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生活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时代，不仅在政治制度的创新、思想文化的繁荣、民族关系的发展等方面多有体现。而且社会生活也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衣食住行乐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异彩纷呈，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长卷。
物质生活服饰服饰不仅具有遮体御寒的实用功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审美、伦理等社会功能日益突出。与先秦时期相比较，秦汉时期的服饰得到发展，社会功能愈益强大。
服饰主要包括衣服和佩饰两大类，秦汉衣服包括头衣（帽子）、体衣（衣裳）、足衣（鞋具、袜具），其中头衣、足衣种类繁多，在此不作详述。体衣则主要流行深衣和襜褕。深衣是一种将上衣、下裳分开裁剪，从中缝合的服饰，出现于春秋战国之时，在楚国流行。西汉建国，上至天子，下至功臣多为楚人，由于受楚风影响，有汉一代多流行深衣，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不通缝、不通幅。东汉王朝，深衣渐趋退出历史舞台，流行襜褕，襜褕与深衣不同，“上下相通，不分衣裳”，也就是说，不再是由上衣、下裳合缝而成，为长袍形式。深衣、襜褕为外衣，外衣之内尚有内衣，如汗衣（贴身内衣）、抱腹（肚兜）、裆（背心）、袴（开裆裤）等。秦汉服装面料重锦绣，以丝织品为贵，普通老百姓则穿布衣或粗麻织的褐衣。纹饰多为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等。佩饰是衣服之外的装饰物，主要起美化功能。秦汉佩饰形式多样，名目繁多，单以汉为例，妇女发髻上便有步摇（垂珠的金玉首饰）、簪、珥（发上坠至耳际的装饰物）、珰（耳环）等，颈饰有项链等，面饰有傅粉、涂脂、贴钿、搽唇、描眉等，首饰有手镯、指环等，随身佩带的饰物有佩玉、佩刀、佩囊、佩觿、香袋等。
秦汉时期是我国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基本形成的时期，透过服饰文化得到了深刻体现。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秦汉服饰礼仪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别尊卑，分等级，阶级性、等级性十分突出，统治者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来穿戴衣服和佩带饰品，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色彩等方面均有严格要求，不得逾制，违者处罪。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有二十余种，帝王服饰严禁臣民仿效；百官服饰，严禁庶民服用，官吏大小等级不同，服饰有严格区别。佩绶制度成为区分官阶的标识，皇帝和各级官员所挂的佩绶，在尺寸、颜色及织法上有明显区别；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佩黄赤绶，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彩色绲带，各如其绶色，诸侯王佩赤绶，公、后、将军佩紫绶，以下有青、黑色。官员在外，须将官印封装在腰间的鞶囊里，并将绶带垂于外。
汉代服饰文化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上行下效，时髦之风流行。如汉代首都上层社会妇女喜欢高髻与广眉，结果出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现象；汉桓帝时，京都妇女喜作愁眉、堕马髻等，后四方诸地全都仿效。这一仿效之风在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显得更加突出。
饮食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非常发达。在日食次数上，普通百姓一般是再食，即一日两餐，上午饭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称之为“朝食”，下午饭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称之为“晡食”；而士大夫则三食，即一日三餐，较之百姓多吃一顿中午饭，但一日三餐中以朝食、夕食为主，中食为辅，中午饭只吃早饭剩下的残食，这与现在的饮食重点安排不同；天子帝王日进四餐，取“四”象征“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之意。在饮食结构上，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善：一是主食已经超出“五谷”范围，粮食品种更加丰富，出现了菰米、荞麦、青稞、高粱等新品种，大豆由主食转为副食，小麦的地位上升，面食逐步成为主食的重要构成。蔬菜的品种更丰富，在以往的基础上出现了白菜、苋菜、黄瓜、蕹菜等新品种，少数富人还不受季节的支配，食用温室栽培的蔬菜。二是副食结构改变，肉食比重增加。与先秦“肉食者”（官僚贵族与老人）才能食肉，而一般大众很少吃肉的现象比较，秦汉时期不仅普通百姓也可经常食肉，而且肉食比重加大食用羊、猪、狗、鸡等较为普遍，透过大量文物资料发现，嗜鱼成为了秦汉时期的一种饮食倾向。在西汉前期，新制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菜肴——豆腐，豆腐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们的菜品结构，对饮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菜肴制作上，由于汉代人们掌握了豆油、菜籽油、麻籽油等植物油的榨出方法，摆脱了以往纯粹靠食用动物油的限制，这大大促进了菜肴的烹饪技术，炒、爆、炸、煎等方法日益完善，而且还出现了“盐菜”、“酱菜”等佐食。
在饮料方面，泡茶饮酒之风盛行。据学术界研究，茶作为饮料，始于汉代，饮茶成为汉代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待客方式。好酒之风，是秦汉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形成了“有礼之会，无酒不行”的风习。酒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一种菊花酒受到青睐，据《西京杂记》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这种酒被称为“长寿酒”，有轻身耐老的药用功能。酿酒耗粮，因此在西汉早期多次发布禁酒令，但汉景帝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饮酒之风又盛行，而且在军队中酗酒斗殴非常普遍，这在居延汉简中多有反映。
居住秦汉时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民居、宫殿等建筑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当时的普通民居多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布局形式多为“一堂二内”，即一堂二室；达官贵人的居所可分为庭院式和楼阁式两种，讲究雕梁画栋、白垩粉壁，极尽富贵豪华之能事，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宫廷建筑的规模和形制则达到历史的空前水平，如阿房宫、未央宫、德阳殿等，气势恢弘，周回数十乃至上百里。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还有一种建筑物用以记官爵、表功绩，这便是阙，多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两旁各一，称“双阙”，也有在一大阙旁再建一小阙的，称为“子母阙”。城阙可以用来登临瞭望，因此“阙”或称为“观”。目前考古材料中发现了许多墓阙，而城阙、门阙还少有实物见世，只能从汉画像砖中得见其形。从中国建筑发展史看，西汉以前多为高台建筑，而西汉之后，高台建筑减少，楼阁建筑开始兴起，这标志中国建筑体系已大致形成，此时的建筑已具有庑殿、歇山、悬山和攒尖4种屋顶形式。
秦汉建筑不仅技术高超，形式多样，而且建筑材料非常有名，秦砖汉瓦闻名于世。随着秦汉制陶业的发展，为砖瓦的烧制提供了技术支持。秦代开始用砖承重，砖类有方形、长方形青砖、空心砖、画像砖、曲尺形砖、楔形砖、子母砖等，方砖主要作铺地用，空心砖用于宫殿、官署、陵园建筑，画像砖主要用来砌墓室；楔形砖、子母砖一端带榫，一端有卯，用于墓室的拱券部位。除铺地青砖多为素面外，其他砖多有各种纹饰。建筑用瓦有板瓦（半圆形）和筒瓦（三分之一圆形）两种，在筒瓦前端的圆形或半圆形装饰性物件称为瓦当。虽然瓦与瓦当起源很早，但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有着强烈的艺术风格，如汉代纹饰丰富、精美，画面形态生动，而且还多有诸如“千秋万岁”、“汉并天下”、“万寿无疆”、“长乐未央”、“大吉祥富贵宜侯王”等艺术书体，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当今抚摸秦砖汉瓦，仍能将你带进气势磅礴的秦汉历史王朝之中！
出行秦汉时期出行十分方便，主要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形成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等方面。秦汉交通网络包括陆路交通网和水路交通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法令，把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联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可以畅行各地。为攻打南越修建的灵渠，将秦朝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汉朝将秦原有道路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东至临淄，北达九原郡（包头市），西北抵陇西郡（今甘肃临洮），西南到达云南，南达南越等地。而且丝绸之路的开通，可直达南亚、地中海沿岸地区。汉朝的水路和海路交通也非常发达，开通了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海上航线。
秦汉交通工具主要有车、舟、舆轿等。相传我国大约在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到秦汉时期，车种主要有马车、牛车、羊车、手推车等，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得到很大提高，秦始皇兵马俑中的兵车资料即是明证。到了汉朝，单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有了大发展，皇帝乘坐“辂车”和“金根车”，高级官吏乘“轩车”（两侧有障蔽），一般官吏乘“轺车”（一匹马驾驶的轻便小车），贵族妇女乘坐“辎车”（车厢像一间小屋子）。东汉还发明了独轮车，张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记里鼓车，这是一种利用减速齿轮系统带动车上小木人而报告车行里程的机械，每当车行1里或10里时，小木人就会自动击鼓一下，由击鼓的次数就可以了解已行走了多少路程。秦汉时期，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第一个高峰。船分为内河船和航海船两类。秦始皇时能组织一支运输能力达50万石粮食的船队。到了汉朝，以军事为目的，大力发展水师，汉朝中央政府能一次出动楼船2000多艘，水军20万人。而且舰队中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槛”。舆轿是靠人力肩负为乘坐者代步的交通工具，秦汉时期，舆轿使用较为普遍，有的舆轿无帷幔和顶盖，有乘坐者跪坐在底座之上，有的轿身由一个带靠背的底器代替，在轿杆中部底器前有垫足。舆轿主要为跋山涉水时使用。
总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及统治者的推动，秦汉时期的物质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绘制出了一幅繁华富丽的社会生活景象。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秦汉时期的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与前后时期相比较，该时期的精神生活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奢靡性等时代特点。
开放的婚俗秦汉婚姻礼仪仍大体遵循先秦时期的六礼，即纳采（男方通知女方主人已选择其女为婚配对象）、问名（问女子姓氏，以便回去占卜）、纳吉（男方占卜如得吉兆，便通知女方婚事已定）、纳征（向女方送聘礼）、请期（确定婚礼吉日，并征得女方同意）、亲迎（男方到女方亲自迎接新娘）。以上六礼中的前五礼均由男方派使者前往，到第六礼才由男子亲自出马。适婚年龄男子为三十、女子二十，但崇尚早婚。婚姻形式以一夫一妻为主，但在富人阶层流行一夫多妾，而且还喜欢蓄养娼妓，如邯郸是人口贩卖的集散地，冠有“邯郸娼”之称。秦汉婚俗开放，多闪烁着自由的精神，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得以体现：其一，不看重贞节，鼓励寡居女子再嫁；“夫死，妇往往改嫁”之风盛行，而且改嫁之女被看做良妇，社会地位丝毫不受影响；被丈夫休掉的出妇也可再嫁，并不得歧视，如张负的孙女五嫁五寡，后又嫁给了汉初丞相陈平；司马相如贫居时，与寡妇卓文君私奔，结为联姻。寡居的女性再次择偶的标准毫不受已婚的影响，不会降低对男性的要求。
其二，女性贞节观念淡薄，性观念开放；如汉武帝姑母养男宠董偃，公开姘居，汉武帝还尊其为“主人翁”，汉昭帝的姐姐内行不修，与丁外人私通；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新寡，看中了有妇之夫的宋弘，光武帝亲自出面撮合。这种现象在下层社会更加普遍，与不看重妇女贞节的社会风俗是相辅相成的。
其三，婚姻不重门第，等级观念淡薄；当时男性择偶的标准是“女不必贵种”，但要求才貌出众。据有学者统计，西汉后妃27人中，出身低微者15人。皇后卫子夫出身于平阳公主家奴，平阳公主改嫁给了家奴卫青，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先前为长安的艺妓，等等，不胜枚举，这与魏晋时期的门当户对截然不同。
其四，同性恋流行于皇室宗族；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与籍孺，汉惠帝与闳孺，汉武帝与韩嫣、汉哀帝与董贤等均为同性恋关系。上行下效，大姓宗族之家多盛行同性恋，不绝于史。
汉代婚姻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重亲（亲上加亲），如汉惠帝娶胞姐之女，汉武帝娶姑母之女，等等。此外，妻后母、兄嫂司空见惯，得到社会认可。这种婚姻形态、习俗主要是基于结外援巩固政治势力、扩大权势、加强家族血缘关系所致。
奢靡的丧葬秦汉时期的丧葬风俗具有循古尊礼、厚葬成风、装饰墓室和重视守冢等特点，对后世的丧葬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丧葬礼俗多沿袭先秦，主要程序有招魂、哭丧、殓（主要有沐浴、饭含、穿戴等）、殡、葬和服丧等。葬法主要有土葬、崖葬与水葬（道教徒）、火葬（佛教徒）等，其中以土葬为主。秦汉时期丧葬礼俗烦琐，厚葬成风，与魏晋时期的薄葬之风迥异，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墓室规模巨大；从秦汉帝王的墓葬可以窥见秦汉墓室的雄伟，据《史记》记载，秦始皇13岁（公元前246年）继秦王位不久，便开始在骊山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70多万人参加修筑，直到秦二世还修筑了两年时间，历时近40年，其规模周围30余里。地宫深邃而坚固，为防盗墓设有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有所近者则射之；墓中灌注水银，如同江河大海将其围绕。秦始皇下葬之时，始皇后宫无子者，全部殉葬；为了防止陵墓机关“泄密”，凡参加修造墓室的工匠，全部活埋在陵墓中。汉高祖长陵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规模略小，底部东西长162米，南北宽132米，高近32米，长陵内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内陈设有汉高祖的日常用具，重现了其生前的情景。后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帝王之外，文武大臣也十分讲究陵墓的气派，竞相攀比，长沙马王堆便是典型。
其二，陪葬物品丰富；墓室宏大，其内涵也十分丰富，宝藏无数，包括珍宝、明器、陶俑、丝绸、车马、粮食、买地券、镇墓兽、摇钱树等，无所不有。如秦始皇陵周边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等，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随葬品6000多件（套、副），包括大量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生活用器及贵重物品，其中出土了完整的“金缕玉衣”，“玉衣”全部由长方形、方形、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等玉片拼合，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而普通大众也尽其家资，倾其所有，大讲排场，举行葬礼。
此外，由于受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陪葬之风盛行，守冢、守丧习俗兴盛。汉代形成守陵制度，汉高祖曾令20家为始皇帝守陵；丧亲期间，为官者离职，封官者暂不就任，禁止饮酒、吃肉、近女色；居三年丧期。
秦汉丧葬风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不得不提，即风水观念兴起。秦汉时期风水观念的兴起，主要体现在葬地和葬日的择选上。东汉时，人们把死者墓地与生者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民间已具备了比较浓厚的风水观念，并且出现了专门用于卜选丧葬吉日的专著——《葬历》。相传郭璞为风水的鼻祖。风水学（堪舆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此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丧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丰富的娱乐秦汉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平民，自娱方式形式多样，雅俗不一，大大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娱乐方式主要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游览、棋艺及各种体育活动等。
音乐 秦汉音乐主要以乐府和民歌为代表。在乐府音乐中，包含浪漫、神奇与现实情怀多种题材，前者如传统巫乐——郊祀乐、房中乐，后者以刘邦《大风歌》与汉武帝《瓠子之歌》为代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三句歌词便将磅礴的气势表露得淋漓尽致。民歌在秦汉时期发展迅速，北起匈奴，南到长江以南；西起西域各地，东达黄河之滨，民歌蜂拥，《汉书·艺文志》收录记载有西汉一百三十八篇民歌的目录。秦汉音乐的发展与胡乐的传入息息相关，为其提供了新的乐理因素和素材，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乐曲《摩诃兜勒》和横笛等乐器，这些对汉乐的发展与丰富具有重要的作用。
舞蹈 舞蹈是我国古代通过外在形象的动作刺激人们感官的重要娱乐形式，一般与乐配套表演。秦汉在继承前代舞蹈艺术的基础上，将中国古典舞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透过文献记载和大量的画像石材料可知秦汉舞蹈种类繁多，如巾袖舞、道具舞、双人舞、情节舞、自娱舞、皇室舞、礼仪舞、军舞等等，无论男女均能歌善舞。汉代舞女的舞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舞袖”，长袖作舞，舞袖凌空飘逸，如行云流水，曼妙灵动，千姿百态；另一特点是“舞腰”，以腰为枢纽，舞蹈者前俯后仰，左右倾折，绰约多姿。汉代舞艺超群，艺才辈出，有“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的戚夫人、“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等等。汉代舞艺的发展，融合了许多西域乐舞的艺术因子，而且西域舞蹈深受汉人喜爱，汉武帝对西域舞蹈可谓情有独钟。
杂技 杂技又称为百戏，秦汉杂技技艺高潮，变幻莫测，精彩纷呈。表演节目令人目不暇接，如顶竿、跳剑弄丸、吞刀吐火、戴竿走索、钻圈、倒立、驯兽、马戏、侏儒表演等。同时西域诸国的魔术也传入中原，如大宛国曾来献眩人（即会玩幻术的表演家），“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秦汉杂技百戏通过文化交流，传入西域、大秦等国。
游览 秦皇汉武，国立强盛，巡视出游、寄情山水十分流行。秦始皇五次远途巡游，游山玩水、刻石立碑；汉武帝出巡三十余次，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可视为异域旅游的典范；司马迁为完成《史记》，东西南北，尽踏脚下。普通民众对田园风光、山水之情也一心向往，春游、秋游频频，外出游览成为时人休闲的重要方式。
此外，人们的娱乐方式还有弹棋、围棋、蹴鞠（足球）、斗鸡斗鸭、龙舟赛等等，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各有所适，自得其乐。
节气节令对我国农事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春秋时期分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节气，后不断完善和发展，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公元前104年，邓平等制定《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改变了以往“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局面。伴随着节气的定型，可追溯到史前时代的节日也在不断发展，并且被赋予的文化内涵愈益丰富，宗教色彩也日趋浓厚。秦汉时期中国的传统节日已基本定型，如元日（正月初一）、除夕（岁末）、元宵（正月十五）、上巳（三月三）、清明（四月四日到六日之间）、端午（五月五）、七夕（七月七）、重阳（九月九）等，不少历史人物成为某些节日的膜拜对象。每逢节令时分，或游子归乡，亲人团聚；或怀念故人，寄托哀思；或缅怀历史，驱虫避害；或登高秋游，孝敬老人，等等。过节期间，举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如春节中的踩高跷、扭秧歌、演戏、舞花灯等。有人类学家指出，中国传统节日虽富有各自的内涵，但相互间间隔的时间基本等同，这是因为古代人们生活水准不高，为了改善生活而有意设置一些节日来为自己改善伙食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是否如此，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也为考察中国传统节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此附带一提的是，经过数千年积淀、传承的传统节日，在当今遭到西方节日的强烈冲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何保护传统节日，弘扬传统文化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关注，我们也坚信前贤们的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