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高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虽然较为紧张，如以军事冲突为主的汉匈、汉越民族关系构成了发展的主线，但和亲、民族分化、重组与融合并趋而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认同日益加强，为汉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周边民族的迈进提供了外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基本定型，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巍然挺立。
秦汉与匈奴在我国北方草原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其中以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雄立诸族。据史书记载，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后裔，以畜牧为主要经济支柱，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匈奴以骑射著称，儿能骑羊，士能弯弓，习战攻，拥有一支人数众多、骁勇善战的骑兵，担任对内保护、对外掠夺的双重职能。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单于”，单于的配偶称为“阏氏”。单于王位的继承与中原有别，无嫡庶之分，主体是长子继承制，但以兄终弟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为补充；官僚机构设置较为完善，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因匈奴称谓贤者为“屠耆”，所以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各官职实行世官制，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类同。匈奴社会习俗、礼仪、文化与中原亦多有区别，“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如“贵壮健，贱老弱”，由此导致“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的生活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这一社会习俗如同中行说（中行说，西汉文帝时人，原为宫廷太监，后归降匈奴）所说是为“恶种姓之失”，保证宗种的延续。匈奴无文字，以言语为约束，人有名而无字，没有避讳习俗。
在匈奴的历史发展轨迹中，也经历了由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历程，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贵族军事政权，步入奴隶社会，此时约相当于秦末汉初之际。自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公元前209年），统一北方草原的分散部落，势力达到极盛，到东汉初年，由于内战，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北匈奴在公元91年西逃。至此，匈奴人不断内迁，与汉民族融合而内化。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匈奴与内地关系错综复杂，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双方的军事、经济实力交错发展与更替，其关系也在进行相应的变化。
修长城，防匈奴战国时期，匈奴频频南侵，与秦、赵、燕国发生军事冲突。为防止匈奴南侵，保护黄河流域的经济与居民，三国纷纷修筑长城，派驻重兵把守。秦灭六国期间，匈奴头曼单于趁三国北部军务松懈之机，占据了河南地区（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此时，也正是匈奴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狮虎对峙，一触即发。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起用自己的心腹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余万人与匈奴作战，收复了河南地区。秦进一步在该地区设置34个县邑，迁徙中原人口充边。同时，蒙恬北渡黄河，重新修缮残破的旧长城，并利用山川地势，增补新的防城，将旧城与新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的万里长城，这对北防匈奴的南侵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头曼单于在对秦的战争中失败，暂时向北迁徙，掩瞒锋芒，坐等时机，蓄势待发。
白登之围《白登山怀古》明朝宣大总督——翟鹏
荒台犹有白登名，一望龙沙万里明。
尚想精兵围汉帝，翻怜奇计出陈平。
云中烟垒曾鸣镝，塞下山村有废城。
顾我临风怀古意，胡笳吹彻暮云横。
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期间，长城防线空虚，借此机会，匈奴逐步南侵，此时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为冒顿单于。冒顿为头曼单于的太子，据《汉书》卷九十四上记载，头曼后有新宠的阏氏，并生有一子，头曼便决定废冒顿而立少子，于是便设计让冒顿去月氏作人质，旋即又攻打月氏，促使月氏杀害冒顿。但冒顿盗得一马亡归，逃归后，头曼使冒顿率领万骑。冒顿为夺取单于位，习练骑射，并作鸣镝（鸣为响声，镝为箭头，鸣镝就是响箭，它射出时箭头能发出响声。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狩猎作战的重要武器，在广漠的草地上，能够达到骑射快速，随声出击的作战效果），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并以鸣镝自射善马，后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随从或恐惧不敢射者，全斩之。后来，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此时其左右皆从而射之。经此检验，冒顿知道左右随从已可用，乃随头曼出猎，并以鸣镝射头曼，而此时其左右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弑父自立，尽数诛杀后母、少弟及不服从之大臣。
冒顿取得单于位后，在蒙古草原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匈奴进入强盛时期。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数收复蒙恬所夺回的匈奴地，此时正值汉高祖与项羽相争之际。汉初，匈奴经常南侵，发动掠夺战争，威胁中原。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再次南侵，冒顿亲征，带领四十万人马包围了韩王信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兵力不敌，向冒顿求和，而高祖得此消息，遣使责问韩信，韩信左右权衡，最后投降匈奴。冒顿得马邑之后继续南征，围攻晋阳。消息传至长安，朝野震动，汉高祖率兵三十余万亲自讨叛。汉军大破韩军，一路北上，欲乘胜追击。但时值天公不作美，降大雪，寒冻至极，中原将士少见不适，“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汉高祖决战心切，四处出击，但与匈奴兵相接，冒顿便佯败走，诱敌深入。汉军进驻晋阳，侦探敌情，“见其羸弱”，殊不知此为冒顿隐匿精兵、麻痹对手、诱敌深入的计谋。众人皆醉，唯一人独醒，此人乃郎中刘敬。刘敬说：“两国相争，只见夸耀自己的长处，而此次前往，只见老弱，这一定是匈奴故意这么做，而暗地里定埋藏伏兵，陛下千万不可大意，不能轻易出兵。”但刘邦大怒，骂道：“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并以阻拦进攻为由将其关押，继续北上。汉高祖离开主军，先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此时步兵未到。突然，匈奴精兵四下涌出，“西方尽白，东方尽，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汉高祖被四十万骑兵团团困于白登山。汉军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粮草被隔断，七日不得突围之方略。无奈之下，刘邦从谋士陈平计，遣使携带大量黄金珠玉厚遗冒顿阏氏，阏氏见财眼开，劝说冒顿：“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意思是如果我们占领了汉朝的地方，也没法长期住下去，再说，汉朝皇帝有神灵庇佑，会有人来救他。所以不如早点撤兵！于是在阏氏的劝说下，再加之以先前的汉军降将王黄，赵利未能如期而至而使得冒顿疑心其与汉军有谋等原因，冒顿解围一角。在第二天早晨天降大雾的掩护下，刘邦仓皇逃回平城，与大军会合。刘邦回军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释放刘敬。随后，冒顿引军北还，汉亦退兵，班师回朝。
刘邦虽得以突围而出，但经此一役得知“天子不能具纯驷”的汉政府无力与匈奴抗衡，但又如何来解决北面匈奴虎视眈眈的局面呢？汉高祖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和亲。汉派使者出使匈奴，将宗室之女嫁给冒顿，并每年赠送大量絮、酒、米等物资，表达和亲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为什么在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双方能共同找到一个结合点呢？这正如前贤们所说，在刘邦心中，与匈奴相比，那些尚未剿灭的心怀不轨的异姓王们对刘家江山更有威胁，为了能有宽裕的时间稳固他的江山，刘邦需要把匈奴稳在北方；而对匈奴而言，由于其在盐、铁等方面十分依赖汉朝，再加上汉朝的“奉贡”十分丰厚，因此在此共同利益背景的驱动下，双方找到了平衡点。
白登山之围后施行的汉匈和亲政策，是在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特定条件下所实施的，因此对西汉政府而言，带有明显的屈辱性质，而且对汉匈之间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汉武帝时方得以改变。这种和亲政策虽为汉高祖铲除异姓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并未真正使得汉匈“约为昆弟”，匈奴仍不断南下，频频扰乱中原北部边界。
忍辱负重“白登之围”至汉武帝继位的六十余年间，汉朝继续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厚予馈赠，忍辱负重。而匈奴认为汉政府施行的和亲是示弱的表现，这进一步刺激了其骄横跋扈的气焰。
公元前195年，高祖薨，吕后专政，其集谋略与残忍于一身。这位中国历史上帝后专政的第一人，面对匈奴的骄横与凌辱也束手无策，只得忍气吞声。《汉书》记载，冒顿单于遗书高后，“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为刘邦去世，吕后寡居，而冒顿也恰好独居，不如以各自所有易其所无，叫吕后来陪伴单于，共娱以乐。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吕后遗书冒顿，“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意指我吕雉已年老气衰，发齿均已脱落，行路失态，不能前来垂幸以免玷污了单于，并馈赠御车二乘，马八匹。从行文措辞看，吕后及大汉政府无奈、委曲求全的处境跃然纸上。也许有人会问，如此强悍的吕后面对冒顿的羞辱，吕后怎么还能有如此平和、谦下的心态呢？其实不然，当吕后见此遗书时，“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而且樊哙自不量力，在旁边怂恿，认为如得十万军，便可横扫匈奴。而此时季布异常清醒，认为樊哙是莽夫之勇，想当初樊哙为上将军，统军32万尚且发生白登山之围，何况现在10万！因此吕后的委曲求全完全是因国力所致而不得不采取的上策。之后，吕后献马，汉匈和亲。
文景之世到汉武帝初年，奉行黄老思想，休养生息，一面与匈奴和亲，同时又修缮边塞，积聚力量，为日后的反击作积极准备；而匈奴在和亲的同时，不断对汉进行骚扰，虽无大的战事，但小的冲突连绵不绝。公元前179年，文帝继位，与匈奴复修和亲。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方又蠢蠢欲动，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捕杀吏卒，陵轹边吏，桀骜无道，百姓不得安居。文帝遣丞相灌婴率边吏车骑8万出击，兵达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大兵来临，右贤王出塞。而此时济北王叛反，击胡之军班师回朝。次年，冒顿单于遗书于汉，说汉边吏侵侮右贤王，但右贤王不经请示，即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现对右贤王处罚，使其至西方求月氏击之，并表示“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重新和好。而汉经过讨论也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因此双方复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文帝复遣宗人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修行和亲。10年后（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又率14万骑出击，掳掠朝那、萧关，并至彭阳，杀北地都尉卬，掠杀人民、畜产无数。汉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修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将匈奴逐出塞外即回师。并遣书责问匈奴，单于亦使使者当户报谢，重修和亲事。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继位，汉复与匈奴和亲。但一年后，匈奴又与汉绝亲，各遣三万骑入侵上郡、云中，烧杀抢掠，烽火连绵至甘泉、长安。汉兵回击，匈奴又出塞。公元前157年，文帝薨，景帝立。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如故约。终景帝之世，匈奴虽时时小入盗边，但无大寇。
综观高后至汉景帝时期的汉匈和亲策略，如木芹先生所论，“大凡新皇帝即位，新单于立，或者匈奴每有较大规模的掳掠汉民之后，双方又有和亲”，而其中中断和亲多源自匈奴，这也反映了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原的文化差异，“信”观念在其心中没有任何地位，盟约在其手中可以任意颠覆。当然，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与匈奴为刀俎，西汉为鱼肉的军事地位息息相关。
西汉卑躬屈膝实行的和亲政策虽带有屈辱性，但这为日后调整对匈奴的关系铺垫了道路，为大规模反击赢得了时间、积聚了力量。
首先，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增。由于与匈奴的和亲，为国家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和平、安定的环境。经过这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由汉初的凋零发展到“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赀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黜愧辱焉”的繁华景象，这就是有名的文景之治。强大的国力，为反击匈奴提供了坚实的战略物资基础。
其次，在战略准备上，利用和亲所提供的安定局面，积极备战。汉朝统治者认识到一味地和亲、退让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于是在和亲的同时，厉兵秣马，充实边关，为日后的反击作前期准备。为取匈奴骑兵之长，弥己步兵之短，汉朝实行奖励养马制度，在西北及北部设立三十个牧马场，训练精锐骑兵，试图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同时，为加强边关的守备，改变匈奴入侵时汉军“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的境况，朝廷采用募民实边的措施，屯田戍边，增加边关的常住居民。
其三，在人心的凝聚上，正因为经历了六十余年的屈辱和亲，汉朝野内众志成城，士气、民气高涨，抗击匈奴之声与日俱增，反击匈奴成为时代潮流。贾谊之上疏可窥一斑，“陛下何忍以皇帝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当时西汉受匈奴的侵凌、主张抗击匈奴的决心跃然纸上。
经济雄厚、军备充分、人心凝聚，反击匈奴的条件日益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条沉睡半个多世纪的巨龙即将苏醒，龙腾之日，将翻开汉匈民族关系史新的篇章。
和战辩论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汉匈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战争的乌云逐步密布，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为了改变以往“足反居上，首顾居下”这一倒置的汉匈关系，战争的呼声日渐高涨。公元前135年，匈奴求和亲，庭议中出现主和、主战两种主流意见，主战派代表大行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意为匈奴无诚信可言，不如以兵威之；而主和派代表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匈奴“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数，势必危殆”，谓与匈奴交锋，即使得其人地，于汉亦无好处，何况数千里挺进，将有损自身元气，力主和亲。此次辩论，主和派占上风，汉武帝决定和亲。但在和亲期间，匈奴又屡屡南下犯边，由此又导致第二次论争。王恢主张“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臣窃以为击之”，再掀战争之声；韩安国则认为如果汉军长驱深入匈奴腹地，则会后勤不供，不至千里，人马疲乏，无功而返，继续主张和亲。这一次，汉武帝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并依据王恢提出的战略施行。王恢提出，汉匈刚和亲，匈奴必然防备不足，如果能将其诱至边境，便能利用伏兵将其一举歼灭。当时恰好有个叫聂壹的马邑人，自愿为间，引诱匈奴。汉武帝便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征发车骑官兵三十余万分别埋伏于马邑旁句注山之中，准备伏击匈奴。万事俱备，聂壹间入匈奴，佯说能杀了马邑令丞投降匈奴。匈奴贪图财富，竟然欣允！聂壹回到马邑，将一名死囚的头颅悬挂在城头，对匈奴使者说令丞已被杀，并将成群的牛羊全放到野外。军臣单于信以为真，自率精锐之师十万余骑莽撞南下。汉军的口袋已完全张开，只等匈奴自投罗网，眼看计谋即将得逞，千钧一发之际，情况发生变化！精明狡诈的军臣单于在距马邑只有一百余里的地方，看见漫山遍野的牛羊，但没有发现放牧者，顿生疑心，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以便巡视侦察后再作定夺。而此时雁门尉史正在此地巡查，被匈奴抓获，行刑之际，雁门尉史为了活命，将汉军的谋划和盘托出，单于一听，大吃一惊，再与自己所见联系起来，知道中了聂壹的圈套，立即率领全军北退。当汉军得知这一情况时，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看着匈奴全军而退，此次行动无功而返，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匈奴而言，真说得上是大难不死，逃脱一劫，无怪单于感叹说：“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汉以建造兵谋而不进为由，诛杀王恢。自此，匈奴断绝和亲，入盗于边，不可胜数。马邑之伏击，揭开了汉匈战事的序幕。
河南地之战马邑之役，双方虽未短兵相接，但撕开了遮在双方头上的那一层遮羞布，军事行动赤裸裸地进行。公元前129年，汉派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进入上谷（今内蒙古怀来县）的匈奴，追至龙城，斩首匈奴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无功而返；公孙敖出代郡（今内蒙古蔚县），为匈奴所败，损失士卒七千；李广出雁门（今山西省右玉县），被成倍的匈奴大军包围，李广终因寡不敌众而受伤，为匈奴生擒。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下令“得李广必生致之”，匈奴骑兵便把当时受伤得病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里。走了十余里，李广斜眼瞧见他旁边有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纵身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摘下其弓箭，策马扬鞭向南奔驰，匈奴骑兵数百人紧追不放，李广边跑边射，得以逃脱，收集残部回到京师。汉朝廷因李广部队人马死伤众多，自己又被匈奴活捉，应当斩首，后用钱赎罪，与公孙敖被同贬为平民。此次战役，为有汉以来对匈奴的首次主动出击，而且卫青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彰显，意义重大。公元前128年秋，二万匈奴骑兵攻辽西，杀辽西太守，掳掠二千余人；接着又败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军千余人，围困韩安国将军，当时韩安国所统的千余骑危在旦夕，恰逢燕救兵到，方得以解围。另一支骑兵攻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北方边防战事不断。汉武帝急令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将兵出代郡，卫青率部急进至雁门杀胡首虏数千，击退匈奴，暂时阻止了匈奴的攻势。
河南地，位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该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秦灭六国期间，头曼单于占据了河南地；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兵三十余万人与匈奴作战，收复了河南地；冒顿取得单于位后又悉数夺回，此后一直为匈奴所经营。河南地距长安不足千里，匈奴骑兵将其作为进攻中原的桥头堡，一二日便可直指长安，匈奴占有河南地，就等于在汉朝头上悬挂了一把利刃；反之，如果汉朝收回了河南地，便成为进攻匈奴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等于在匈奴的心脏上插上了一把钢刀。因此，在汉匈战争中，河南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双方志在必得的要地。汉军反击匈奴，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收复河南地。
公元前128年韩安国被匈奴打败，逃到右北平（内蒙古市一带）驻守，没过几个月，便染病身亡。汉武帝便诏书闲居在家的李广代替韩安国到右北平担任太守一职，接管韩安国所统领的部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天，匈奴再次攻入上谷和渔阳地区，杀掠吏民，骚扰不断。汉武帝又派卫青、李息出征，反击匈奴。但这一次，汉武帝改变了以往的战略，采用声东击西、迂回作战的战术，这一战术是因为以往的反击均是直奔匈奴所骚扰之地，但每当汉军占有优势时，匈奴军队便会迅速撤离，而当汉军小股部队落单时，便会被匈奴集中优势兵力击杀，因此每次对战均无多大战果。此次入侵的匈奴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汉朝东北部的渔阳和上谷，准备给救援的汉军以迎头痛击。但卫青、李息作出伪装，率汉精骑五万急出云中，部队向东北方向推进，到了北部时，兵锋却突然西指，沿黄河左岸西进，在秦长城掩护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航棉后旗西北），攻击匈奴西部没有防御准备的高阙塞和陇西，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包围，接着突然向匈奴楼烦、白羊二王发动攻势。同时，主力都集中在东部的匈奴，遇到了汉朝渔阳郡和上谷郡两地军吏的顽强抵抗，根本没有料到汉朝会不解渔阳和上谷之围，反而扑向他们西部防御空虚地带，一时惊得天旋地转。楼烦、白羊二王见汉军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束手无策，结果一战即溃，汉军获首虏五千余级，牛羊百余万头，楼烦、白羊二王北遁，汉遂尽克复秦蒙恬所获之河南故地，汉军自陇西凯旋而还，取得前所未有之大胜，这是围魏救赵战例的再次翻版。
汉军夺回河南地，不仅为日后的战事铺垫了道路，而且为汉匈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汉武帝在论功行赏之后，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偏塞的河南地如何来管理摆上了汉武帝的案头。郎中主父偃给汉武帝献计，他对汉武帝说：“河南地一带土地肥沃，有黄河作为天然的水渠，是块膏腴之地。况且黄河天险阻止了匈奴的进攻，秦朝的时候，蒙恬就曾在那里修造城墙，抵御匈奴。现在臣以为应该在这些地方重建新城，设立郡县。这是从根本上抗击匈奴、保卫边疆的重要措施。”但朝中大臣对此多有反对，认为在河南地筑城设县，与秦始皇筑长城无异，前车之鉴，不可不防；而且，在如此偏远的地方筑城，又有谁去居住呢？反对之声哗然！但汉武帝支持主父偃的提议，朝中一片寂然。于是设立朔方、五原郡，并派将军苏建征调十余万人建筑朔方城（今内蒙古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又征发关东地区的民夫，加固修缮蒙恬修建的所有要塞，并迁十万人口以实郡土。从此，汉将北部边防推至黄河沿线，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长安及关中的威胁。
控制河西走廊河南地之役后，军臣单于死，其弟伊耭斜自立为单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匈奴数万骑兵掳掠代郡，杀太守共友，秋天，又攻入雁门，杀戮千余人；元朔四年，匈奴又骚扰代郡、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元朔五年，匈奴右贤王为报河南地一战之仇，多次放兵入河南地，反攻朔方郡，杀掠吏民。同年春，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出高阕，与出右北平的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将军共十万人夹击匈奴右贤王。当时匈奴右贤王庭居于今狼山以北，卫青得悉右贤王不备，于是率部疾驰六七百里至五原，疾袭右贤王。而右贤王麻痹大意，以为汉军不能至，故饮酒作乐，醉卧帐中。不意汉骑突至，匈奴右贤王部大乱，右贤王与其爱妾及亲骑数百于惊恐中仓皇北逃，卫青遣轻骑乘夜追击，至数百里才还。是役，汉俘虏匈奴兵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牲畜数十万头，又是一次典型的奇袭歼灭战。这次战役汉军大获全胜，卫青被拜为大将军。
少帅传奇公元前140年，霍去病降生，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霍去病出身卑微，母亲是个女奴，父亲又不敢相认，看起来永无出头之日。然而英雄不问出身，大约在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汉武帝的后宫，并且很快被封为夫人，仅次于皇后。霍去病的舅舅卫长君、卫青也随即晋为侍中。卫氏家族命运的改变也改变了霍去病的一生，造就了一代少帅。霍去病伴随着卫青的建功立业渐渐地长大，在舅舅的影响下，他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像其他王孙公子那样待在长安城里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他渴望杀敌立功的那一天，而这一天已悄然而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挟胜利之威，又开始筹划另一场大规模的对匈反击战。派遣卫青率公孙敖、公孙贺、苏建、赵信、李广、李沮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击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而此时还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汉武帝准请，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是役，汉军经历了相持、失败、转败为胜三个阶段，汉方虽斩首匈奴近一万九千人，使匈奴单于和右贤王的主力受到沉重打击，被迫退至大漠以北苦寒地区，但自己亦死伤三千余骑，赵信投降匈奴，苏建只身逃亡。该役虽以汉胜而谢幕，但汉武帝对战果不甚满意，对卫青没有封功行赏。不过，通过这次战役，汉代一代名将霍去病的帅才与勇气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在战场上，霍去病再三请战，卫青便给了他八百骑兵。霍去病凭着一腔血气骁勇，率领着自己的第一批士卒，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斩敌二千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而霍去病的八百骑兵则全身而返。战后，汉武帝赞其勇冠三军，封为“冠军侯”，由此开始了霍去病一代将星的神话传奇。
河西之役祁连山脉南麓，有一块长约一千公里的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谷地，因地处大河以西，古称“河西”，又名“河西走廊”。它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土壤肥沃，水草丰美，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时的河西地，被匈奴浑邪，休屠二王分治：浑邪王居河西西部（今甘肃酒泉地区），休屠王居河西东部（今甘肃武威），匈奴据此而西控西域诸国，南制西羌诸部，成为大汉西北边境的大患。汉武帝为解除西北边境大患，决定收复河西走廊，由此发动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包括两次大的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为了进一步考验霍去病的军事才能，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命其率领一万精兵出征匈奴。此时，霍去病年方19岁，但少年霍去病不负众望，率部自长安出发，沿渭水河谷西进，在今兰州一带渡河，然后出陇西挺进，快速翻过乌盭山，沿乌鞘岭北坡急进，接着渡过狐奴河（今石羊大河）。在六天中他率部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且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折兰王打了一场生死战，在这场战斗中，霍去病和他的部下迎战以逸待劳的匈奴军队，战斗非常残酷。最终，霍去病取得了惨烈的胜利，七千英灵，魂魄不归；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折兰王死于战阵，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做了俘虏，损失近九千将士，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这场以少胜多、迂回出击的大漠闪电战，完全证实了霍去病的少年英才，班师后，被武帝加封二千二百户。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汉武帝任命骁勇善战的霍去病成为汉军统帅，再次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决定收复河西走廊地区。汉军兵分两路，霍去病为右路，兵出北地（今甘肃省庆县、环县间），合骑侯公孙敖为左路，兵出陇西（今甘肃省临洮西北），分道夹击，以祁连山地区为会师目标。为配合主力部队的进攻，牵制匈奴单于主力，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兵出右北平，分两路进击匈奴左贤王部。在这四路人马中，公孙敖部居然在大漠中迷失了方向，对霍去病部没有起到助攻作用，后因未能按时会师于祁连山坐罪，当斩，赎为庶人。李广部四千骑先至，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围困，双方激战两日，在以一当十的战局中，李广不辱“飞将军”称号，虽“死伤过半”，但“所杀亦过当”。千钧一发之际，博望侯张骞部赶到，匈奴见状撤兵。此役张骞因延误日期，未能按时赶到，当斩，后赎为庶人。四路人马中的三路均未成气候，而霍去病部则脱颖而出，出北地后自灵武（今宁夏银川西北）渡河，翻越贺兰山后穿越浚稽山沙地（今巴丹吉林大沙漠），至居延海。然后转兵沿额济纳河南下，至小月氏（今酒泉）耀兵于张掖，挺进二千里后军至祁连山及合黎山一带，此时公孙敖军未到，霍去病部独对匈奴发动猛烈攻势。是役，汉军大胜，“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河西之役，匈奴惨败，对汉匈军事力量对比与日后的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单于得知河西大败的消息，欲诛杀浑邪王、休屠王，“浑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汉武帝得知此消息，大喜，为防止二王诈降，遂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而此时，休屠王临阵退却，后悔投降大汉，浑邪王害怕机谋泄露，秘密杀掉了休屠王。但当霍去病率部过黄河受降时，匈奴降部发生哗变。见此情形，霍去病当机立断，率领数骑突入匈奴与浑邪王相见，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面对霍去病的突然而至，浑邪王手足无措，完全被这位孤身犯险不惧生死的少年的气势所镇住，同时这气势也镇住了投降的四万余匈奴部众，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完全稳定了哗变的局面，真是“一麾入虏穴，义激天为高”。浑邪王部投降后，汉武帝将其迎至长安，厚加封赏，分别将其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汉在夺得祁连山和河西地区后，先设立了酒泉、武威二郡，公元前111年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进行管理，史称“河西四郡”，这样便隔断了匈奴同羌人的联系，为汉通西域开辟了重要通道，对日后丝绸之路的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可谓依依不舍而又实属无奈，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一首哀歌中可得以充分反映，从此，匈奴退居漠北。
主力决战河西走廊被西汉控制后，匈奴为复仇，一方面“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另一方面，单于听从翕侯赵信计，以为“居漠北，汉兵不能至”。汉武帝在河西的匈奴被解决后，为了彻底解除匈奴的骚扰，下一个攻击目标便是匈奴东部的左贤王和中部的伊稚斜单于的部队，接下来便开始了向北的汉匈决战。
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命兵分两路，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及步兵、辎重兵十万出征。战前，汉武帝为进一步突出霍去病的战功，预定霍去病寻找伊稚斜单于的主力，卫青迎战左贤王的部属。不想战场千变万化，两支汉军向北推进并各自搜索对手时，卫青部队遭遇到伊稚斜单于的主力，而霍去病遭遇到左贤王所率人马，双方对决一触即发。
卫青部出定襄不久，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所在，于是亲率精兵向北急进千余里，并令前军李广及右军赵食其出东路以为掩护。伊稚邪单于欲重创疲惫之师，听从赵信计策，转移辎重，以逸待劳，陈精兵严阵以待。卫青一眼就看穿了单于的心思，也不急于正面交锋，想方设法让匈奴离开营垒主动出击。卫青想出了一条妙计，下令用武钢车环绕为营，派五千士兵抵挡匈奴的正面，而将主力埋伏在阵后和两翼。单于见此情形，以为经过长途跋涉的汉军元气尚未恢复，决定趁其尚处于疲惫之时先下手为强。于是，命令一万骑兵迅速出战。两军均是精锐之师，相互厮杀直至黄昏，难解难分，不见高下。突然旋风骤起，沙石飞天，一片黑暗，敌我难分，双方均只能凭感觉肆意砍杀，战斗残酷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许是天公作美，卫青抓住这一战机，派兵迅速隐秘地从两翼迂回，包抄单于主力阵营。此时的单于如梦初醒，发现汉军如潮而至，且兵强马壮，毫无疲惫之色，而且天近黄昏，自知难以制胜，便率精锐数百突围向西北遁走。正在沙场苦战的匈奴士兵得知单于弃其而去，军心大乱，战斗力土崩瓦解，四散逃窜，大败！而此时的汉军仍浑然不知，继续在进行围攻绞杀，直至深夜，汉军捕获一俘虏，得知单于已逃，卫青便急派轻骑奋起追击，疾行两百余里没有发现单于踪迹，而此时卫青所率的主力部队也已跟进而至，搜索单于未果。经此一役，汉军大获全胜，得首虏近两万级，兵直至置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西），汉军进城时，发现是一座空城，人早已作鸟兽散，但发现了积存的大量粮草。卫青部在赵信城驻军并四处搜索匈奴兵，但都没有收获。一日之后，卫青担心孤军深入，夜长梦多，便下令班师回朝。临行之前，卫青下令放火屠城，火烧阿房宫场景再一次上演。待卫青回军至漠南，李广、赵食其部因迷失方向，至此才由东道前来会师，卫青派长史去诘问并要求李广的幕府人员到大将军营中听候审讯，李广火冒三丈：“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承担全部责任，对部下全盘开脱，待长史回去复命，李广回到军部，含泪对他的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绝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意指我已六十余岁，戎马一生，怎么能去面对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军法官之类的家伙呢！言毕拔刀自刎。一代将星，就此陨落。李广部下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无论认识与不认识，无论老少，皆为之流泪。王昌龄在《出塞》一诗中对飞将军李广作了高度评价：“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霍去病一路出代郡，轻装前进，向北挺进两千余里，遭遇到左贤王的主力。霍去病命令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发起了猛烈攻击。五万汉军个个骁勇神武，左贤王还没能站稳脚跟，就被汉军打得溃不成军，根本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兵败如山倒，匈奴军士一看大势不好，如惊弓之鸟四散逃亡。汉军穷追不舍，越鸡侯山，渡弓闾之水，至于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霍去病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于姑衍山举行祭地禅礼，表明其抗击匈奴的决心。尔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是役，霍去病部北征两千余里，纵横驰骋，斩获旗鼓，诛比车耆，擒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斩首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左贤王部，实力殆尽，仅剩十之一二。战后，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封赏，基于霍去病的战功，汉武帝特设大司马职，由卫青、霍去病舅甥二人共掌全国武事，并加封霍去病食邑五千八百户。但天不佑汉，两年后，即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并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霍去病也成为了此后历代将士心目中的军神，后人对其赞誉甚众，如杜甫“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招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之类的诗歌便不止百余首。当然，一代军神也非完人，其心胸狭隘也遭到后人诟议。李广有三子，长子早死，有遗腹子李陵；次子李椒为代郡太守，也先于李广而死；幼子李敢常随军出征。李广死时，李敢随霍去病征战。李广死后，李敢代李广为郎中令。李敢因其父李广之死迁怒于卫青并击伤卫青，卫青因对李广之死内心有愧而没有声张，但霍去病得知，寻找机会为舅父复仇。后李敢至上雍，到甘泉宫狩猎，被霍去病射杀。但霍去病被武帝宠幸，对李敢之死便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