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疆进言汉灵帝，说对党人的禁锢已经很久了，世人多在抱怨。倘若还不赦宥，如果他们与张角等黄巾军联合起来共反朝廷，后悔也无用了。灵帝听后，非常担心害怕，遂下诏大赦党人，惨遭流放的家属也都允许重归故里。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被赦免的党人还未来得及报效他们的主子，摇摇欲坠的东汉帝国大厦就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震垮了。
道教与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黄巾大起义”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有准备、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起义，把我国的农民起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道教在组织舆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道、道家、道教“道”是一个类似于万物本原的概念，是凌驾于一切有形之物之上的基始，包罗万象、不可名状。这个内蕴神秘超乎想象的概念常常出现在《道德经》与《庄子》等道家经典中，在以其高玄宣扬道家的同时也被人们所熟知与接受。
“道”的本质在于找到世界的本初创造者，从而缔造世间的统一秩序与意志。这种本始的“道”并不以某种物质形式表现出来，而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在道家看来，“无”既是有形万物的母体，又是无欲无求的处世态度。通过“无为”的方式，人们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是道家所信奉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实质。
就本质来说，“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是一种统治之术。这种精神层面无所贪求的统治策略对百姓是有利的，受到了下层民众的一致追捧；但又与国家政权在统治过程中对物质的无止境的欲求背道而驰。所以道家也陷入了时而受宣扬，时而遭压制的尴尬境地。
战国后期，诸子百家在思想上逐渐体现合流的趋势，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方法被儒家、法家部分地吸收，实际运用于政治统治之中。道家以庄子为代表的另外一支逐渐走上“涤除玄鉴”、“虚静守一”的内修之路，并吸收了南方楚地的神秘鬼神观念，道教中的炼丹、符箓等内容大多与此有关。汉初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正是道家这两种发展趋势的交织过渡期，它既包括休养生息的政治性内涵，同时也有修身养性的神秘思想。道教的兴起与汉代盛行的道家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它以内修一派的炼丹、符箓等为用，以平等、怀柔等政治要求为体，在方士们借助老子的名头的大力推动下，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了被世人广泛接受的道教。至东汉末终于爆发了以道教为组织形式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正是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人民追求平等、推翻暴政的政治愿望。
“太平道”与黄巾大起义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统治的残暴与人民的艰辛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下，统治者横征暴敛，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桓帝时陈蕃曾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彩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后汉书·陈王列传》）统治者的奢侈腐朽与百姓的穷困潦倒无异于霄壤之别。灵帝竟公然带头卖官，自公卿下至一般官吏皆有定价。这些官吏上台以后，必然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由于豪族地主的强盛，土地兼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而广大贫民则无立锥之地，不得不转徙逃亡沦为流民。当时的统治者草菅人命，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以董卓为例，有一次他派遣军队到阳城，正好遇到当地人在社下聚会。董卓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把男子统统杀掉，把妇女装在抢来的车上，车辕上就悬挂着枉死者的人头，士兵吆喝欢歌着回去了。“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后汉书·董卓列传》）这些反叛者无疑都是无法生存才铤而走险的下层平民，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发指。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在加上战争频仍、天灾连年，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黄巾起义后，郎中张钧曾总结其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宦者列传》），可谓一语中的。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山东沿海爆发了张伯路领导的农民起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曾旌在东南沿海的徐、扬一带起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泰山琅琊一带起义；桓帝时期，在荆州地区爆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联合作战的多次起义。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起义也时有发生。总之，当时从荆益到江淮、从兖徐到苏浙，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地展开，形成了东汉农民起义的一次高潮。这些起义虽然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吹响了反抗的号角，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酝酿了条件。十多年以后，规模空前、气势磅礴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他得到了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太平清领书》，并利用其影响创立了太平道。早在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就献给朝廷一部名叫《太平清领书》的道家经典，声称是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的“神书”。张角得到《太平清领书》以后，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教，称为“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信奉黄老道，招募了大批弟子，以行医治病为手段传教，获得了广大百姓的信任。随着“太平道”的影响越来越大，张角开始有目的地策划起义。他派遣弟子八人分赴全国各地传教，“太平道”的势力迅速发展。十余年间，信徒增至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各州。即今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与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已经纳入了“太平道”的影响范围。张角于是按地域把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帅”为各方首领，相当于将军。同时，“太平道”还提出了明确的宣传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用白土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等处写上“甲子”字样，约定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义。按六十甲子的纪年方法，这一年正是甲子年，是新一轮纪年的开始。“苍天”指残暴腐朽的东汉政府。“黄天”指“太平道”及其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信徒。他们头戴黄巾，信奉黄老，所以自号“黄天”。这个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农民起义者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愿望，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革命性。这一切都表明黄巾起义是一场有准备、有组织的自觉的起义。
在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张角开始部署起义的具体事宜。他先派大方渠帅马元义等集结青州、扬州的数万人在邺地（今河北磁县东南）待命，准备从这里开始行动。此前马元义曾多次往来京师，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作为内应，约定在三月五日这一天里应外合发动起义。在这关键的时刻，起义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后被何进处以“车裂”极刑，朝廷开始大肆搜捕起义者，一千多人被处死，情势万分危急。张角明白事已败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动，星夜派人驰告各方立即起义。一时之间，各方响应，迅速组成数十万众的起义大军。他们皆头著黄巾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的主要领导者是张氏三兄弟，其中张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弟张梁称“人公将军”。这种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明显来源于道教的理论体系。
黄巾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攻略城邑，统治者望风逃逸，封建政权迅速瓦解。“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朝廷大为惶恐，急忙抽调兵力加强京师防务。又大赦党人联络豪强地主，组织军队对农民军进行镇压。黄巾军的主力主要有三支：一支是由张氏三兄弟直接指挥的冀州军，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军，一支是由波才、彭脱等率领的颍川军。官兵在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儁等人的率领下对各支义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扑。
颍川黄巾军最为迫近洛阳，所以最先遭到反攻。皇甫嵩与朱儁合兵共得四万余人，二人各领一军分别进攻颍川黄巾军。义军在波才的率领下英勇作战，锐不可当，将朱儁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包围了皇甫嵩的部队。皇甫嵩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恐。但是狡猾善谋的皇甫嵩见义军“依草结营”，便让士兵准备苇草等易燃物，趁夜晚起风的时候派精兵纵火焚烧义军兵营，乘乱鼓噪冲击义军队伍，黄巾军阵势大乱。这时曹操也率兵赶到，朱儁也率兵来援，在敌人的共同打击下，颍川黄巾军失利，数万将士壮烈牺牲。颍川黄巾军的失败解除了对洛阳的直接威胁，官兵乘势进攻其他各支义军。皇甫嵩移师攻打冀州黄巾军，朱儁攻打南阳黄巾军。
起初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指挥下攻杀了南阳太守褚贡，并围困宛城一百余日。六月，张曼成在与新任太守秦颉作战时不幸牺牲。众人推举赵弘为首领，继续攻城，终于将宛城占领。此时朱儁兵到，荆州刺史徐璆也率兵至宛，把宛城重重包围。黄巾军英勇抵抗达数月之久，多次打退官兵的进攻，赵弘也战死。义军在韩忠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但终因实力悬殊，最后宛城失守，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了。
冀州黄巾军由张角直接指挥，人数众多，势力最强。他们在广阳（今北京房山）击杀了冀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并攻占了曲阳（今河北晋县）和广宗（今河北威县）。朝廷派卢植进攻张角，双方在广宗展开激战。卢植多次攻城未果，被灵帝一怒之下解往京城治罪。又另派董卓前来镇压，围城两个多月还是无法攻破，也被罢官。这时颍川与南阳的黄巾军相继失败，八月，朝廷派皇甫嵩北上镇压冀州黄巾军。九月，起义军最为杰出的领导人张角病逝。形势对义军越来越不利。冀州黄巾军在张梁的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皇甫嵩不能获胜。于是休战整顿，趁夜晚戒备松懈之时偷袭义军阵营。义军大败，张梁战死，被杀死与投河者共计八万余人。十一月，皇甫嵩又进攻驻守于下曲阳的张宝部，张宝战死，十多万义军被屠杀。至此，经过十余月的浴血奋战，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被东汉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
黄巾大起义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有准备、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起义，大大推进了我国农民起义的水平。在起义以前，曾经过了长达数年的酝酿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在以道教为幌子的宗教信仰的掩护下才得以实现的。当“太平道”声威鼎盛之时，百姓变卖家产，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投奔，未至而病死者数以万计。郡县的官吏不明白这是老百姓在集合力量准备起义，反而认为是张角“善道教化，为民所归”。太尉杨赐与司徒掾刘陶都曾上书指明张角传教的后果及对策，而灵帝“殊不为意”（《资治通鉴》卷五十八）。为何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吏都忽视了“太平道”的威胁？这也只能归功于是在传教的掩盖下进行的。可以说，道教在黄巾起义的准备、组织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宗教社团的起义模式也被后来的农民起义多次模仿，甚至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道教与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信仰对个人行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五斗米道”与张鲁政权当黄巾军在东部地区驰骋鏖战之际，西南地区的“五斗米道”正悄然崛起。安顺时期，沛国丰人（今江苏境内）张陵客居蜀地，学道于鹄鸣山（今四川崇庆境内）中，造作道书，在老百姓中传教。凡受道之人，皆出五斗米，故世称“五斗米道”。张陵后号张道陵，自称天师，尊太上老君为教祖，所以又称“天师道”。张陵传子张衡，张衡传子张鲁。至张鲁时“五斗米道”在西南地区已传播多年，影响较大。在黄巾大起义同年七月，巴郡“五斗米道”的首领张修聚众起义，攻占郡县。由巴蜀北上夺取汉中，声势浩大。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东汉政府派刘焉为益州牧。张鲁的母亲经常以鬼神之事交好于刘焉家，因此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又任命张修为别部司马，共击汉中太守苏固。在攻占汉中以后，张鲁偷袭杀死了张修，吞并了他的部众。刘焉死后，其子刘璋代立，以“不顺”为借口杀掉了张鲁的母亲及全家。张鲁于是割据汉中，建立了行政、军事与宗教合一的政权。
张鲁以鬼道教民，自称“师君”。凡初来学道之人都称“鬼卒”，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证明确实已经信教则改称“祭酒”。“祭酒”本是民间素有声望而于席间主持酹酒祭神之人的尊号，以之为名表示对得道者的尊称。祭酒各自有自己的属下，领人较多的祭酒称为“治头大祭酒”。张鲁政权没有专门的军队，有军事行动则由祭酒率部众参加，祭酒相当于各部的军事首领。也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以祭酒为管理者。平常教导民众要诚信不欺诈，有病时则清修思过。各部祭酒都在道旁设置“义舍”，并在其中悬挂米、肉等食物，供路人取用。但以吃饱为量，若贪多则会在路上遇鬼并使人生病。犯法的人有三次被原谅的机会，屡教不改者才行刑。经济上不收租税，入教者每年交五斗米，有病悔过的也交五斗米，所有的费用都出自其中。由此可见，张鲁政权是一个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政治、经济、军事与宗教合一的政权。他体现了人民对于权利平等、财富平均、没有剥削与欺压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张鲁政权雄踞巴、汉三十余年，后来投降曹操。曹操因其为善而有所褒奖，张鲁及子皆得封侯。张鲁政权是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政权。
东部的“太平道”与西南的“天师道”在传教形式上基本一致。由于黄巾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所以对于后世道教的影响以西南的“天师道”为主。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腐朽的封建政权，也对道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军阀混战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皇权被大幅削弱。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力量在内讧中被消耗，统治的核心成员致力于争斗而无暇他顾，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黄巾大起义以后，这种局势愈演愈烈。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中央政府不得不赋予地方更大的权力，地方官吏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已经不能对地方形成强有力的控制，东汉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政权所瓜分。地方权力日益强大，地方长官通常征选自己的亲信作为自己的属官，以此将州郡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控制了地方的军政大权，可以拒不接受东汉政府的任命，也可以自称是某地的首领，完全不受朝廷节制，形成实际上的地方割据势力。
地方武装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大，东汉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朝廷实施了“改刺史，新置牧”的措施，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地方军阀的存在。自西汉武帝时，划分全国为十三州部作为监察区，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司监察。刺史巡视郡县，年终向皇帝汇报，也不常驻地方。州部不是行政区划，刺史也不是行政官吏。东汉前期沿行此制不变，但黄巾起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人把镇压不力归结于刺史权力太小，汉灵帝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接受了大臣刘焉的建议，在益、豫、幽三州设州牧，以刘焉为益州牧，以太仆黄婉为豫州牧，以宗正刘虞为幽州牧。从此以后，州牧成为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权势日重，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军事大权，成为地方军阀。为了扩充地盘，他们之间相互攻伐，连年不绝，东汉政权也随之在军阀混战的场景中缓缓隐去。
何进之乱就在各地军阀粉墨登场意图中原逐鹿之际，东汉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即三军的最高统帅，连大将军何进也受其统领。朝廷的本意是以此为统一指挥加强中央对军权的控制，但由于君权的衰弱而无能为力，反而加剧了外戚与宦官的争斗。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其同父异母的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为灵帝所宠爱，何进也因此屡屡得以升迁。后来何贵人被立为后，何进官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黄巾大起义时，何进出任大将军，因镇压有功，甚得恩宠，权倾一时。
蹇硕出任上军校尉大大加强了宦官的权力，引起了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的不满，二者间的矛盾在拥立太子人选时达到了极点。灵帝有两个儿子，何皇后生的刘辩得到何进等外戚集团的坚决拥护，王贵人生的刘协因母亲被宠却更受皇上喜爱，到底由谁来继承大统一直定不下来。灵帝病重，临终前暗中把刘协托付给蹇硕，希望能扶持他登基。灵帝崩，蹇硕打算借召何进入宫议事的时机诛杀何进，拥立刘协。但计谋被何进的朋友潘隐知道了，他故意与何进迎面而来，以目示意。何进大惊，急忙从小路逃跑，拥兵自保，称病不敢入朝。蹇硕计不得逞，刘辩登上了皇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掌权以后，何进杀掉蹇硕，并在袁绍、袁术等的积极怂恿之下开始谋划清除宦官集团，以达到排除政敌的目的。
何太后与宦官集团素来亲近，太后之母与何苗接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多次从中作梗，因此何进诛杀宦官的计划迟迟不能施行。于是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调集地方军队进京，以胁迫太后、强诛宦官。按照何进的授意，董卓屯兵关中上林苑、东郡太守桥瑁进驻城皋、武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都打着诛宦官的旗号。何太后起初依然不从，但在董卓等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得已罢免了所有的宦官。宦官们表面上都到何进面前谢罪，表示愿意听凭处置，却暗中计划杀掉何进。经过张让等人的精心策划，假借太后的旨意召何进入宫，暗置伏兵杀死了何进。
何进亲信袁术等听说何进被杀，猛攻皇宫想为何进报仇。宦官集团抵挡不住，挟持皇帝连夜逃走。宫中一片混乱，袁绍关闭北宫门，派兵抓捕宦官。一旦发现，无论少长，全部诛杀。有很多本来不是宦官但因没长胡须而被冤杀的，也有些人脱掉裤子证明自己不是宦官才幸免于难。挟持少帝逃走的张让等或被追杀，或被逼投河，宦官死者总计达两千多人，消亡殆尽。东汉时期旷日持久的外戚、宦官之争以双方的同归于尽而告终，政权落入了野心勃勃伺机而动的董卓手里。
董卓专权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自幼任强好侠，好交结豪侠之士，又加上勇力过人，善于骑射，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桓帝末年，董卓作为军司马随中郎将张奂讨伐汉阳叛乱的羌人，因功升迁为郎中，并获赐缣帛九千匹。董卓认为功劳归自己，但财物应为士兵所共有，于是把所得缣帛全部分给了军吏和士兵。这表明董卓是很善于玩弄心计、收买人心的。董卓后来又担任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任东中郎将，因镇压黄巾起义无功被免官，次年复任中郎将，封斄乡侯。董卓智计过人、军功卓著，经过多年经营，至此势已渐成，其野心也逐渐显露。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朝廷征董卓为少府。董卓深知东汉朝廷大势已去，少府也不过是毫无实权的空衔，而听命则要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老巢与军权，因此不肯就任。他以士兵牵扯羁绊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朝廷，朝廷虽深以为忧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朝廷十分顾忌董卓的军力强盛，灵帝病重之时还不忘以玺书拜其为并州牧，命他将军队交给皇甫嵩。此时董卓已对朝廷无所顾忌，他明确地拒绝了朝廷的要求，这些以剥夺其军权为目的的措施都无法实现。摆脱了朝廷控制的董卓开始酝酿更大的企图，“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书·董卓列传》）。
当何进召地方军队进京以胁迫太后诛除宦官时，董卓认为时机到了，立即率兵起程，上书积极响应。董卓并非真心要清除奸宦，而是想借此机会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他还没到京城，何进已经失败。董卓快马加鞭赶至城西，并未加入袁术等诛杀宦官的队伍。他闻听少帝在北芒山，急忙赶往奉迎。大乱之余，少帝年幼，群臣无策，无奈之下不得不听从董卓的摆布，董卓开始操纵朝政。
初至京师时董卓兵力很弱，部骑不过三千。董卓自知兵力不足以威慑朝廷及地方各路势力，于是用狡计迷惑众人。接连四五夜悄悄地把军队派到离军营不远的地方驻扎，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的回来，给众人造成董卓的亲兵不断的赶赴京城的假象。洛阳军民都被蒙在鼓里。稍后董卓收编了何进与何苗的私人武装，又收买丁原的部将吕布，杀死丁原，然后吞并了他的队伍。于是兵势大盛，逐渐控制了洛阳局势。
当初董卓奉迎少帝之时，刘辩见到董卓只知道惊恐哭泣，对于董卓的问话也回答不上来，倒是9岁的陈留王刘协回答得头头是道。董卓因此认为陈留王比少帝贤能，再加上陈留王乃被董卓认为是同族的董太后所养，于是萌生了废嫡立庶之意。董卓先以久雨为由，让朝廷罢免了司空刘弘取而代之，随后以三公名义召集百官商议废立之事。此次废立完全是董卓的一己私意，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对。但董卓大权独揽，以军力相胁，百官最后只得屈从。袁绍曾对董卓的废立表示不同意，董卓竟然按剑呵斥说：“你小子胆敢如此！天下的事，难道不由我说了算！我打算这么办，哪个敢不从！你认为我董卓的刀不够快吗？”由此可见董卓的专横与嚣张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董卓已是随心所欲玩弄朝政于股掌之间。少帝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废，何太后被毒杀，何苗尸体竟被掘出肢解，苗母被杀并弃尸荒野。陈留王得立，是为献帝。董卓因废立成功权势如日中天，自任太尉，不久进为相国，不必守君臣之礼，可以带剑上殿，权倾朝野，逞强天下。
董卓为人贪婪残暴，草菅人命，祸及枯骨，其暴行令人发指。董卓进入洛阳后，见城市殷富，故意放任士兵抢劫财物，凌辱妇女，谓之“搜牢”。改铸小钱易五铢钱，一时物价腾贵，民怨沸腾。西迁长安之前，董卓对洛阳大肆烧杀劫掠，洛阳周围二百余里内的建筑物全被烧毁，鸡犬不留。又派吕布对帝陵及公卿以下的各家坟墓进行发掘，目的在于搜罗财物。董卓随意杀戮，即使百官公卿，凡有稍不如意者即被处死。侍御史扰龙宗向董卓汇报事情，因为没有解剑，当即被杀。袁绍害怕董卓加害四处逃亡，董卓杀其家人五十余口，小孩也不放过。董卓讨论西迁长安时伍琼、周珌固谏以为不宜，董卓一怒之下将两人杀害。董卓以杀人为乐，手段极其残忍，一时之间众心惶惶，人人自危。
董卓的暴虐专横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激烈反抗，各地军阀纷纷组织起来讨伐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渤海袁绍、河内王匡、兖州刘岱、冀州韩馥、豫州孔伷、陈留张邈、东郡桥瑁等州郡牧守与地方首领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他们共推与董卓抗争不屈且仇隙较深的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各路人马驻守洛阳周围要害之地，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董卓自知不得人心，欲退守关中负隅顽抗。于是不顾众人的反对，强迁都城至实际上已是一片废墟的长安，自己则继续留在洛阳准备抵御联军的进攻。关东联军声势虽大，但貌合神离，实际出兵并不太多。又都畏惧董卓的军势与盛名，逡巡不前。只有孙坚和曹操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由于孤立无援、实力不济，最后都被董卓打败了。这也宣告了关东联军轰轰烈烈地讨伐董卓的行动失败。董卓明知关东联军并无多大作为，派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将领分守各县，共同防御联军的攻击，然后自己就回了长安。关东联军也随之解体，各地首领回去以后纷纷开始抢夺地盘、扩充实力，军阀混战的局势已是一触即发。
董卓击败关东联军的进攻后，更加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董卓自任太师，比诸侯王的地位更高。明目张胆地僭越皇帝之礼，车马、服饰都跟皇帝差不多。他还大肆封赏自己的家族成员，以弟董旻为左将军，以侄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军权。凡是其家族成员，都身居高位。即使还未成年的子孙，“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后汉书·董卓列传》）。东汉朝廷实际上已为董氏家族所把持。董卓在长安城东的郿地筑了一座坞堡，就直接地称为“万岁坞”。高、厚都是七丈，储存的粮食可供30年之用。董卓自己认为：“如果大事成功则可纵横天下，即使不成，凭此坞堡保全性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的董卓既有篡权夺位的野心，实际上也已经把持了朝廷大权，成为东汉政权实质上的皇帝。但由于不得人心，其覆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董卓的残暴专横与大逆不道遭到了普遍反对，很多中直之士都怀有诛除此独夫民贼的愿望，并采取了实际的行动。越骑校尉伍孚在朝服内暗藏利刃，准备在晋见董卓时刺杀他。伍孚晋见完毕离开之时，董卓亲自起身相送并故示亲近地把手放在伍孚背上，伍孚趁机拔刀刺去，可惜不中。董卓奋力挣脱，伍孚也被卫兵杀死。伍孚死后，司徒王允等经过精心策划，终于成功地诛除了董卓。王允是太原祁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文武双全。19岁为郡史，黄巾起义时被特选为豫州刺史，历任从事中郎、河南尹、太仆、尚书令等职。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任司徒。当时董卓还在洛阳，长安的大小政事全部委托王允处理。王允刻意逢迎，处处奉承附和董卓，被董卓视为心腹。因此得以维系汉室命祚不绝，王允也隐隐为众人之首。董卓为害日深，王允与黄琬、郑太、士孙瑞等密谋杀掉他。王允先是利用董卓和吕布的矛盾成功地说服了吕布参与其事。吕布是董卓的贴身侍卫，他的加入大大增加了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献帝大病初愈，在未央宫召见百官，刺杀的时机成熟了。董卓防范非常严密，从住地到皇宫的路上都派重兵夹道把守，左边步兵，右边骑兵，紧紧地把他环绕在中间，又让吕布等亲信贴身防卫，自认为万无一失。谁知祸起萧墙，家贼难防，王允与吕布的联手是董卓做梦也想不到的。王允派骑都尉李肃与吕布的十来个亲信冒充卫士躲在宫门后面等待董卓的到来。董卓离门不远时，马受惊停止不前。董卓心内狐疑，打算掉头回去，在吕布的力劝下勉强前行。刚入门，李肃就用戟刺去。董卓里面穿着铠甲，无法刺穿，仅仅刺伤手臂，掉下车来。董卓急呼吕布，却不知吕布已经反戈，被吕布刺死。董卓伏诛的消息传出以后，百姓一片欢腾，长安城里卖掉珠宝衣物买来酒肉庆贺者不计其数。董卓在郿坞的家族成员全部被杀死。董卓的尸体被摆放在集市示众。天气炎热，董卓又很胖，尸体上的油都流了出来。守尸的人拿一个大灯放在肚脐上点燃，即民间常说的“点天灯”，竟然持续了几日才熄灭。其家族成员的尸体也被焚烧，骨灰被抛洒在路上，在郿坞的巨额家产被抄收。乱臣贼子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董卓死后，关中的稳定局面不复存在，军阀之间展开混战。董卓伏诛时他的女婿牛辅屯兵于陕，闻讯后派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攻破中牟，一路烧杀抢掠。不久牛辅死去，李傕、郭汜率兵西攻长安。董卓余部纷纷归附，声势大振。长安大乱之余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很快被攻陷。王允被杀，吕布败走，李、郭二人控制了朝廷。此时应董卓邀约原本打算共同对付关东联军的凉州军阀韩遂、马腾已至长安，他们表示愿意归顺朝廷。马腾私下里有求于李傕遭到拒绝，一怒之下联合韩遂进攻李傕，战败后退还凉州。不久李傕与郭汜不能相容，双方展开激战。李傕先下手劫持了汉献帝，放火烧毁了宫殿。郭汜则扣留了前来调解的公卿作为人质。各持一端，争战达数月之久，死伤数万余众。后来双方在张济的调解下罢兵言和，郭汜、张济、董承、杨奉等护送献帝东归洛阳。众人都想控制皇帝，相互之间钩心斗角。李傕、郭汜、张济等先后反悔，合兵一处共追献帝。董承、杨奉密召黄巾余部韩暹、李乐等率兵前来接应，终于护送献帝回到洛阳。董承又与韩暹等不和，召曹操率兵至洛阳赶走韩暹。曹操迁献帝于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最大的获益者。此后李傕、郭汜、张济、董承、杨奉等相继败亡，关中军阀混战结束。
当关中军阀小打小闹之际，关东军阀之间的混战正在如火如荼、波澜壮阔地展开。当时的军阀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兖豫的曹操、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备、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南阳的张绣、幽州的公孙瓒等。经过长期的激战与相互兼并，最终形成曹操、袁绍、刘备、孙权等几大割据势力。因为彼此势均力敌，要想吞并某一方已经十分不易，三国鼎立的趋势已然出现。而北方的曹操与袁绍却是一山不容二虎，双方必然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三国鼎立的大势也正是从曹操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开始的。
曹操崛起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乃汉初著名丞相曹参的后人。其祖父曹腾是大宦官，桓帝时期曾为中常侍，封费廷侯。其父曹嵩乃曹腾养子，借宦官得势之机，灵帝时竟官至太尉。曹操是曹嵩的长子，年幼之时就表现得机警过人，善于玩弄权术。但不务正业，声名未显，只有太尉桥玄、南阳何颙对其颇为看重。桥玄并建议曹操去找当时因品评人物而享有盛名的许劭评价一番，以提高其知名度。曹操于是前往拜访许劭，并询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许劭鄙其为人，开始不愿意回答，在曹操的极力要求下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曹操对这个评价十分满意，欣然离去。20岁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因执法严明，不畏权贵，遭佞臣排挤改任顿丘令。黄巾起义爆发以后，曹操参与镇压起义，这是曹操发展势力的大好机会。特别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他在济北（今山东长清）收编了青州黄巾军百万余众，其中30万强健者编入部队，号称“青州军”，军事实力大大提升，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镇压汝南、颍川黄巾军时又夺取了大批的生产工具。于是接受枣祇、韩浩的建议，开始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屯田，经济实力得以加强。曹操的家底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攫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积聚起来的。
曹操处于军阀混战的狂乱时代，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在战斗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抢先一步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聚集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大规模地屯田，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北方经济的恢复，并起到了稳定社会、安抚民心的作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些正确策略的推行，曹操逐步取得了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在军阀混战中日益壮大，并最终统一北方。
曹操先后与陶谦、张绣、袁术、吕布等各路军阀展开激战。起初曹操之父曹嵩避董卓之乱于琅玡（今山东临沂），途经徐州时被陶谦的部将阻击，全家数十人被杀，财物被抢劫一空。曹操誓报此深仇，多次大举进攻徐州，所过之处大加杀戮，鸡犬不留。不久陈宫、吕布等联合起来共拒曹操，曹操火速从徐州撤兵，与吕布相持百余日，双方都无法取胜。第二年，曹操再次对吕布发动攻击。吕布败逃，南依于刘备。陶谦死后，徐州由刘备控制，所以吕布前往依附。后来又联合袁术赶走刘备，占据徐州。由于张绣占据南阳，直接威胁到许都的安全，因此曹操转而进攻张绣。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亲率大军攻伐张绣，张绣投降。因为曹操纳张绣之妻为妾，张绣复叛，对曹操发动突然袭击。操军大败，曹操长子曹昂与大将典韦战死。同年，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发兵侵陈（今河南淮阳），威胁许都。曹操亲自率兵征伐，袁术败逃。这些敌人迅速为曹操一一打败。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进攻吕布，将其围困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引泗水灌城，月余后吕布部将投降，吕布被杀。次年，袁术欲北上归附袁绍，被曹操伏击，不得已折返寿春，又气又急，吐血而死。这年冬，曹军大败张绣，张绣复降。至此，黄河以南的割据势力基本肃清，黄淮之间的广大地盘全部落入曹操的掌控之中。而此前袁绍已经击败公孙瓒，占据冀、青、幽、并四州，兵强地广，成为曹操最大的敌人，双方的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官渡之战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汝阳）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宦世家。坚决反对董卓的乱政，为关东联军的盟主，威望很高。他于199年打败了公孙瓒，地跨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实力最强的地方军阀。曹操无论是声誉还是实力都不如袁绍，但却挟天子发号施令于诸侯，名义上比袁绍拥有更多的政治优势。袁绍自然不甘屈从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大举南下进攻许昌。曹操曾多次求助于袁绍，对袁绍颇为顾忌。迎献帝许都之际，曹操自任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袁绍耻于位在曹操之下，上表辞不就任。曹操害怕了，请求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听说袁军南下，曹军将领多有怯意。曹操清醒地分析形势，他说袁绍实际上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袁兵虽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坚定了众将的信心，决心与袁军决一死战。
曹操的决策非常正确。他先派臧霸率兵攻占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等地，解除了来自青州方面的威胁；还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侧翼；又令于禁率步骑两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正当曹操积极备战时，刘备起兵反叛，屯据沛县，欲联合袁绍共同对付曹操。曹操亲自带兵迅速占据沛县，攻破徐州，刘备只身北逃依于袁绍，曹操彻底地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决定北方形势的关键战役官渡之战打响。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二月，先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自己领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为解白马之围，曹操接受荀攸声东击西之计，首先率兵到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摆出一副欲渡过黄河抄袭袁军后路的架势。袁绍中计，忙派大将文丑加以拦截。文丑赶至延津时，曹操却已率军飞速驰抵白马。颜良措手不及，为关羽所杀，袁军溃散，白马之围遂解。曹操知白马难以固守，于是回师官渡，在离延津不远的地方被文丑追上。曹操当时只有骑兵六百人，袁军却有五六千。曹操下令士兵解鞍放马，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果然中计，纷纷抢夺财物。曹操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击杀文丑，袁军大败。大战尚未真正开始，袁绍已折损两员主将，军中大为震惊。曹操按原计划退守官渡。四月，袁绍主力渡过黄河，进驻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推进至官渡，依沙堆建立起东西宽约数十里的兵营。曹操也分兵立营与袁军对峙。当时的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曹军只有三四万人，其中还有很多受伤的，而袁军却有十余万，双方实力非常悬殊。九月，两军在官渡展开激战。曹军初战告负，退回营垒坚守。袁军堆土成山，其上建楼，居高向曹营放箭。曹营中箭如雨下，军士行走都用盾护在头上。曹操用一种叫“霹雳车”的发石装置将袁军设置的高楼全部砸坏。袁绍又挖地道打算偷袭，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御。双方相持百余日。曹操兵少粮尽，士卒疲乏，民心涣散，几乎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但他最终听从了荀攸的建议，不仅坚持了下来，还派徐晃烧毁袁军数千辆粮车，延缓了袁绍的进攻。十月，袁军又有大批粮草运至，囤于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袁绍派淳于琼率兵万余人严加看护。恰好许攸此时因对袁绍不满叛降曹操，将敌情告知，并建议火烧乌巢。曹操亲率五千精兵，打着袁军旗号，乘夜奔袭乌巢，放火烧毁了所有粮车。天明又大破袁军，斩淳于琼，降张郃。粮草被烧的消息传来，袁军自溃逃散。袁绍仅率八百余人逃回北方，从此一蹶不振。部众假装投降的尽被曹操坑杀，总数达八万余众。
官渡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曹操能够以弱胜强，除了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屯田取得巨大成功以外，其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曹操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意识。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曹操预除后顾之忧、巧解白马之围、火烧乌巢，都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对战争的结果都有着重要影响。不论是战略决策的运筹帷幄还是战争实践的随机应变，都反映了曹操良好的军事能力。此外，曹操知人善任，善于采纳正确意见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因素。曹操善于选拔人才，无论出身经历，只要有可用之处都加以任用，如张辽、徐晃就是他从亡虏之中发现的，于禁、乐进也是他直接从行伍中提拔起来的。更为难得的是，曹操还能做到从善如流，善于采纳正确意见。他奉迎献帝，在许下屯田，都是根据谋士的建议。当听说许攸到来时，他大喜之下来不及穿鞋赤着脚就跑出去迎接，并抚掌大笑说：“你来了，我的事就成功了。”事实上许攸的建议也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曹操善于用人，善于听取正确意见，所以谋士归心，猛将如云。与之相比，袁绍则多有不如。其为人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处处自以为是，不善于吸取正确建议。因此兵力虽众却内部不和，优柔寡断而多次贻误战机。其实，袁绍有很多消灭曹操的机会，但他都没有抓住。其个人才能实在无法与曹操相提并论。董卓之乱时，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二人讨论如果失败了以哪里为退路的问题。曹操问袁绍的意思，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以燕、代为屏障，兼并戎狄的人口，凭此南下以争天下，应该也可以成功了！”曹操说：“我让天下的智慧勇力之人皆为我所用，以正确的方法驾驭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二人当初并没有想到彼此就是日后的死对头，但一凭割据之心以拘于物，一怀天下之志以依于人，智计胸怀实有甚大差别。由此观之，袁绍最终的失败也并非情理之外。
官渡之战虽属于军阀割据势力之间的兼并战争，但曹操由此实现了对北方的地区性统一，并在该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对恢复北方的经济与生产都是十分有利的，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病死，他的儿子袁尚、袁谭不和，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曹操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夺取了袁氏控制的冀、青、幽、并四州。袁尚等投奔辽西乌桓。次年，曹操北征乌桓，打败了与袁氏勾结的乌桓人，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
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第二年就急忙挥师南下，意欲攻占荆州，兵指江东，乘胜一统长江流域。曹操的南下直接威胁到荆州刘备、江东孙权的统治，二者联合起来，在赤壁与曹操展开了大决战。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十五六万，进攻荆州刘表。企图先灭刘表，再顺江东下，击败孙权，一统天下。八月，刘表病故，少子刘琮继位，率荆州水军投降曹操，曹军实力大增，顺势进攻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刘备闻讯后仓皇南撤。九月，曹军进占新野（今河南新野），并率精骑追击南逃的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追及并击溃刘备军。刘备与关羽会合，退至夏口（今湖北汉口）。曹操继续南下，占领江陵，并乘胜向江东进军。前来观察荆州形势的鲁肃劝刘备进驻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与孙权联合共拒曹操。刘备进驻樊口，派诸葛亮前往联合孙权。诸葛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刘备虽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与关羽会合后尚有精兵万余，刘琦的部队也不下万人，如果与吴军联合，实力相当可观。曹军号称八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人，加之内部不稳，远征疲惫，水土不服，不习水战，只要善于利用曹军的这些弱点，联合抗曹，定能取胜。鲁肃与周瑜也持相同意见。孙权决定与刘备并力作战，派周瑜、程普率兵三万与刘备会师，自己随后支援。当时刘备军兵士两万，孙、刘联军兵力共五万余人，而曹军号称八十万，双方实力极为悬殊。
孙、刘联军与曹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曹军大多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投降的荆州水军并未完全归心，战斗力较弱。两军首战曹军即失利，退至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曹军不习水战，以船只摇摆颠簸为苦。曹操下令用铁链将战船连接起来，铺上木板，人在上面行走如履平地，但缺点是行动不便，缺乏灵活性。周瑜部将黄盖见此情形，建议使用火攻。周瑜遂与黄盖定计，先让黄盖给曹操写信表示愿意投降，并约定投降时间。曹操中计，信以为真。约定之日，黄盖率大船十艘，满载灌了油脂的柴草，外用布幕遮住，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趁东南风急，迅速向曹营驶去。曹军以为黄盖来降，争相观看，毫不戒备。距曹军约二里许，黄盖令士兵同时举火，火船瞬间冲入曹军阵营。风助火势，烟炎张天，曹操战船全被烧毁，大火蔓延到岸上军营。孙、刘联军趁势出击，曹军烧死、溺死、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损失惨重，伤亡大半。曹操自知无力回天，留兵屯守江陵、襄阳，自己率余部退回北方。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也是奠定三国鼎立格局的关键性战役。战前，曹操具有政治、军事的绝对优势，但骄横自大，恃才轻信，指挥失当。同时向刘备孙权开战，促成二人结成联盟；又错误地估计形势，劳师远征于不熟之地，致使战斗不利、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战斗力下降。反观孙、刘联军，不为强敌所吓倒，同仇敌忾，巧妙利用形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以弱胜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赤壁之战后，曹操知道短时期内不能统一长江流域，安心经营北方，转而进攻关中的韩遂、马超，占据凉州；亲征汉中张鲁，占有汉中。刘备本来没有自己的地盘，乘机取得荆州的部分土地，夺取益州，进军汉中。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打败曹军，夺取汉中。孙权进一步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打败关羽，收复荆州，将势力扩充至岭南，取得交州七郡（今两广及越南北部）。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专权曹操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都以后，通过操控献帝实际上把持了朝政，是汉室真正的主宰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十七年（公元212年），献帝下令曹操可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如汉初萧何故事；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受封为魏公，天子聘其三女为贵人；十九年（公元214年），献帝使曹操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中女被立为皇后；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晋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献帝下令曹操可以设天子旌旗，出入警跸。曹操虽然名义上没有称帝，但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献帝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实际上已是当时的皇帝。
曹操根本不把献帝放在眼里，对其极尽威逼轻视之能事。献帝左右及侍卫全是曹操的人，献帝只不过保有皇帝的名分，没有任何实权。董承之女是献帝的贵人，曹操除掉董承以后要求杀董贵人。此时董贵人有孕在身，献帝多次请求曹操放过她，曹操都不答应，还是杀了她。伏皇后由此心怀恐惧，密令她父亲谋杀曹操。她的父亲不敢，事情败露。曹操大怒，派郗虑收皇后玺绶，派华歆带兵入宫搜捕伏皇后。皇后关闭大门，藏在墙壁中。士兵捣毁门户、墙壁，抓住了她。当时献帝就在外殿，皇后赤着脚、披头散发地边走边哭着去跟献帝诀别，说：“你难道就不能救下我的命？”献帝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命了！”当时郗虑正好在座，献帝说：“郗公，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啊！”皇后被下至暴室幽闭而死，所生的两个皇子被毒杀，其兄弟及宗族受牵连而死的达一百多人。曹操之专横残暴由此可见一斑。
曹丕称帝曹丕字子桓，生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的第二个儿子。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任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被立为魏太子。经过与其弟曹植的多番较量，打败曹植，巩固了自己的合法继承人地位。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与官职，为魏王及汉丞相。曹丕虽然继承了曹操的职位，但却不具备曹操的权威。当时的情势十分危急，军中骚乱，人心浮动，曹丕在贾逵、徐宣的帮助下才得以稳住局势。曹丕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最简捷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登上帝位。汉献帝只不过徒具虚名，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障碍，曹丕所等待的只是一个寻求舆论支持以堵悠悠众人之口的合理时机。司马光认为终曹操一世没有废汉自立，既不是力有未逮，更不是忠心不贰，主要是畏于名义，怕落个篡权弑君的千古骂名。就汉末实情论，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曹丕继位以后，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这年三月，黄龙在谯地出现；四月，饶安又出现了白雉。这都是所谓的祥瑞，预示着明君的出现。这个明君自然就是曹丕，因此曹丕很高兴，大肆庆贺造势。舆论大哗之际，左中郎将、太史丞许芝趁机上表说：“魏应当取代汉，上天的旨意已经显现。”君臣也纷纷上表劝曹丕顺应天意人心，曹丕假意不答应。十月，献帝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要求禅位于曹丕。曹丕为了获取忠心的美誉，虚情假意地经过多次推让，最后不得已登上了皇位，国号“魏”。献帝被奉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之上。曹丕在位七年，实行了很多恢复生产、选拔人才的措施，于公元226年死去，时年四十岁。魏明帝继位，大权逐渐由司马懿掌握。曹魏后期，司马氏把持朝政。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曹奂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曹魏政权灭亡，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