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中记载了一句农夫的祈祷：“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具体意思就是及时雨先下给公田，再下到私田。不管在周朝的兴盛时期，在以后的列朝列代是否真是如此，现在肯定听不到这样的祈祷了，无论农夫还是其他个人都不会再祈祷雨先下到“公田”里了。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说法，结果却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而这位黑奴对这句古老格言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国人对权力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顾及自己。”至于政府，在他看来，“政府那么强大，可以照顾自己，用不着我们去帮助”。而政府一方，尽管是家长，却主要忙于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家庭的每个成员。政府通常在没有危难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危难一旦降临，才会被迫做更多的事。人们很清楚，政府致力于减轻河水连年泛滥带来的灾难，其原动力是为了避免赋税的损失。人们为避免这种灾难所做的任何努力，也都是从自我保护的本能出发。同时，因为自己做事能避免政府征集更多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证明政府如何忽视公共事务，也足以证明民众如何缺乏公共精神。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曾经有许多官道，它们连接着这个国家许多重要城市，大道铺有石头，路两旁还有大树。道路的荒废随处可见，不仅在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湖南和四川这些遥远的省份，道路的荒废也是很严重。修筑这些道路需要投入很多钱，但需要的维修费却不多，可是所有的人都忽视了维修与保养，于是，废弃的道路不仅不再是必要的交通要道，反而成了出门旅行的障碍。如果说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岁月里损坏的，那么，即便是扣除那些政治动荡的日子，也还有250年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完全可以修复这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可惜的是，没有人去修，实际上连这种要求都没有人曾经提出来过，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
民众的态度和政府的态度是互为影响的，所有的民众都只关心自己的个人财产，公共财产仿佛与自己无关。道路等公共设施这样的概念属于公众，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根本找不到。“江山”（即这个国家）只属于当今皇上，他能在位多久就这份“财产”他就能占有多久。道路自然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道路与田地不同。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皇上，因为大部分道路只不过是田间的小路，想使用这些道路的人可以任意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样需要获得拥有者的同意，其原因在于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属于田地，需要像田地一样交税。显然，土地的拥有者并不比别人从使用道路上获益更多。于是，农夫受利益的驱使，就会尽量地缩小道路，扩大沟渠和田埂，使别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交通也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夏天的暴雨把田里和道路冲毁了，农夫就会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铲回来。与此同时，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频繁的尘暴，道路最终变成了水沟。“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权”，中国人压根就没听说过。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时会注意到河上的一些小旗，问一下才知道，插旗的地方埋着水雷，旗子是在提示过往船只绕行！还有，一支中国部队在炮击训练时，直接在国家的交通干线上架起大炮，极大地阻碍了交通顺畅，还惊吓了附近的牲口，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混乱。
有人想装卸货物，便把马车停在马路中间，任何想要使用这条道路的人，只有等他干完活才能继续往前走。如果一个农夫要砍倒一棵树，他通常会让这棵树横躺在路上，赶路的人只能等到他砍完、搬走。
乡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拥挤的城市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北京宽阔街道两旁，摆满了原本不应该摆设在那里的货摊，除非皇上恰好经过那里，那就搬开。皇上刚刚过去，货摊又被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国大多数城市里的街道巷道狭窄，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充斥着整条街道。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其他各种手艺人，都各自在路边安营扎寨、随着大都市的生活节拍一起跳动，各尽所能、相互交织。甚至妇女也会抱出被褥，当街摆开晾晒，因为她家的小院子没有路边宽阔。在中国，几乎所有东西都能摆到街道上去。
沿街摆设的小摊不仅仅妨碍了交通顺畅。木匠会在摊前摆出一大堆木头，洗染工会挂起长长的布匹，做面条的又会当空晾起面条，他说小摊前面的空地是摊主的，而不是那些来来往往的“公众”的。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拥有所有权的人，就应该负起维修的责任。即使派一个人去修路（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也不会有时间和材料。更不可能让很多人一起干，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忧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别人做的事多。实际上，当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地让沿路各村各自负责一段合理的距离，以保证道路全年都畅通无阻。但是，这个美好的主意没有进入任何一个中国官员的头脑里。
属于“公众”的东西，中国人不仅不会放在心上、随意占用，甚至还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被民众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地消失了。中国某港口城市里，外国人墓地的围墙，甚至被拆成了平地。几年前，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偷窃大案，十分轰动——紫禁城一些建筑顶上的铜饰被盗走了。中国人都知道，大清国18个省中，皇帝最好骗。
我们时常会听起这样一个提问：中国人到底有没有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毫无疑问，强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是在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强烈感情中更多的是对外国人的仇视，并且宣称西方人的发明源于中国。近年来，湖南省满大街都流行着通篇恶意诽谤的排外文章。这些文章试图引发一场混乱，借此好把外国人从中国境内驱逐出去。中国人认为，印刷这些文章的动机值得称赞，如同我们看待抵抗无政府主义一样。这些控诉，大都是误解导致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对西方民族的强烈的仇恨。可能会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攻击完全是出于爱国。究竟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受报效祖国的愿望驱使，还是为报酬所诱，还有待考证。不是说，爱国者就一定要是一个对当朝前途命运十分关心的人。但是，我们有理由说，无论是哪个朝代，国民大众的情感与现在的相同，他们一样极度的冷漠、不关心。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认为，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人普遍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古伯察先生的亲身经历，就是这种风气一个很好的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大丧的那段时间，我们离开京城去了外省旅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帝的死讯，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会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力。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还没有公布。我们说：‘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他会沿用目前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对立的势力，他会依靠哪一派呢？’我们简单地说出了自己的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些淳朴百姓们的看法。但是我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压根就没有在听。我们又一再循循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事情的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国家大事很重要。但是，他们只知道摇头，吞云吐雾，低头喝茶。这种冷漠真叫人恼火。一个有点身份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的把双手放在我们肩上，带着嘲笑地语气说：‘听着，朋友！干吗要去费力不讨好地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咱们别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没用！’‘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异口同声地附和道。然后，他们又指着我们的茶杯说：‘你们的茶快凉了，烟斗也空了。’”
我们还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时，那些运输的骡子就是从山东人手里买来的；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签订了投降条约，说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扰这两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任何物资，外国联军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国香港雇来的苦力来完成的，这些苦力在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被剪去了辫子，然后又被送还给英军。只能说，中国人有的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不一样。
当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在领头。在他们的领导下，人多势众，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如何处置这些“愚民”，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为了实现正义，他们牺牲了生命。只有这种舍生取义的人，才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褒扬。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以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