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里，“信”通常被译为“sincerity”；这个汉语中的会意字由“人”和“言”两个偏旁构成，人言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义。“信”列为“五德”的最后一位。按照那些熟悉中国人的人的观点，大量证据表明，信在天朝帝国事实上也可能是最靠后的一位德行。许多了解中国人的人，都会同意基德教授的观点——他在谈了“信”这个中国人的观念之后，继续说道：“假如选择一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人们不仅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与现存的处世方式也形成一种对比，那么，‘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完全与诚信南辕北辙，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讽刺他们表里不一、虚情假意、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说这些才是这个民族突出的特点。”听上去这些评价也确实有几分道理，不过，等我们仔细研究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
“如今的中国人同他们的古人没有太大区别。”我们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相信一些富有资历的学者也会赞成这一观点。关于信的标准，中国人与西方各民族的标准有很大区别。一个独具慧眼细心研究中国经典的人，会在那些深奥的文字间读出许多模棱两可、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的地方。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坦率，可以用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形容：“过分直率且没有分寸，就是无礼。”对西方人来说，《论语》中孔子与孺悲的故事，非常富有意味，而儒生们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意义。以下这段文字，摘自理莱各的译文：“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其实是在间接的告诉孺悲，他不想接见像孺悲那样的人，所以，采用了这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
孟子也仿效了孔子的这种做法。作为某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孟子希望得到大王召见的荣耀，便找借口说自己生病了，不能上朝，为了告诉大家那只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拜见了大王。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员，夜里同孟子长谈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可取之处，但他们之间的讨论只涉及礼节问题，根本没有谈论到说假话是否道德的问题。也找不到任何根据可以去猜测其中有人曾经想到过这个问题，而现代的儒学先生在给学生解释这段文字时，也没有多加思索。
毋庸置疑，中国的古人在保护历史记载方面，比同时代的任何国家都要先进很多。不管他们的史书有多么冗长累赘，但肯定应有尽有。许多西方作家，似乎对中国的史书极其赞赏，对书中的叙述表现出绝对的相信。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国评论》的一段、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的一篇文章，其译文是这样的：“科学的考据早就承认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可信度，而且可信度越来越得到证明。比如瑞恰斯芬，这位刚对中国进行过全面考察的学者，在谈论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认为：中国人记录历史事件时严格求实，若涉及到统计数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为认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一般交际和外交谈判时盛行的撒谎与欺骗，这是被绝对公认的。”历史的精确性记录可以通过两条全然不同的线索来体现：一是按照专门的顺序有侧重地叙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析来描述事件的进行状况。那些广泛地考察过中国历史的人说，用前一种写法，中国的这些史书的记载难免会超出写作的时代范围；而用后一种写法，这些史书丝毫不符合辛格博士所说的严谨。我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会妄自评断，只是让人们注意，一个只知道撒谎的民族，却能塑造出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算绝无仅有了。同样的爱憎，曾经使其他许多国家历史受到歪曲，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能起作用，难道对中国就不起作用吗？
不尊重历史，这不仅仅是注释儒学教义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莱格博士对“圣人的缺陷”毫不在意，但他十分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春秋》记载了鲁国242年的历史（起于鲁哀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甚至包括孔子死后的两年。接下来的这段话摘自莱格博士关于儒学的演讲，后来发表在他《中国的宗教》一书，内容是这样的：“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感到害怕。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人会因此怪罪他。”当因为《春秋》而受到谴责时，他有没有焦虑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言不达意，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公羊为此书作增补并评论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讳”包含了三个词语的涵义——省略、隐藏和篡改。我们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时常希望自己能够彻底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我们的疑惑；但是孔子笔下的历史与他自己的生活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假如一个外国学生采用这种曲解的方法，使自己看不到这个哲学家的真实品格（不尊重事实），那么，中国的众多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就不会对他有所同情，也不会怜悯他的内心苦恼。真实性，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国家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了事实真相。
我们已经发现，那些声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历史的记载之中。试图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可能，我们也不准备那样做。中国人自己所说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假如哪一天他们的良知开始苏醒，他们发现了自己的信义的真实性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做的。我们时常听到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如同南海岛屿上的首领说他的部落那样：“我们张口只说谎话。”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说谎而说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他们从来不说真话，”巴伯先生说，“同样也从来不相信真话。”我有一位朋友，曾经接待了一个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希望学会用英语说“你说谎”。我的这位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并告诫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挨揍。小伙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奇怪，因为他认为，这句话与“你在欺骗我”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库克先生是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最反感被称为说谎者时评论道：“但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人，他根本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我怎么敢对阁下说谎呢？’对一个中国人说‘你说谎成性，你现在就在说谎’，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向喜欢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满脑子里都是俏皮话’。”
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但是其真实性无从考察。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到的，你永远都吃不准他是否把整件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了你。哪怕是那些向你寻求帮助的人，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给你全权处理，事后你还是极有可能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实他没有告诉你，这显然是出于普遍的隐瞒天性，而不是出于恶意掩饰，因为隐瞒不讲的唯一受害者就是他本人。全部事情只有等到最后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从哪一点开始着手的，每次都这样。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不会因为听说了一个人的陈述，就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会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人，把听到的与其他事情联系起来，再一起仔细推敲一番，最后确定这些事情中哪些是真实可信的。
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老半天，却说不出一点实质性的内容。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不真诚完全在于他们的顽固不化。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隐藏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悄悄的向你说起一番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无所适从。你无法肯定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制造谣言。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最终结论。这个简单的命题，在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员看来，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烦恼的隐患。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不得而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法考证。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具备墨鱼的本领，一旦被追逼，就放出一些墨汁，好使自己逃之夭夭。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给那些贫穷的朋友，你捐钱的时候，你的随从不会说“你的钱同我没关系，你自己决定好了”，而是温和地笑笑，解释说，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于是，你做善事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像外国人教他的那样对门口的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来”，他只会站在那里幸灾乐祸地看着，因为那条大狗随时会出来咬他们的。
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无论失约的真正原因是怎样的，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通常中国人是这样的：有人怪他失约，他答复说没关系，如果是重要的约会，他会知道守约的。假如指责他的某个过失，他一定改正的话就像流水一般滔滔不绝。他完全承认这个过失。事实上，承认得过于彻底，反倒没什么可期望的了，除了守信。
雇了一位中国教书先生来撰写并且评论中国的格言，他写下古人的一条精辟意见之后，作了一条注释，意思是劝告人们永远不能立马拒绝别人的请求，应该假装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至少请求者的心里会好过一些！”据我们所知，负债的中国人通常也会选择这种方法。谁也不会指望一次讨债就能拿到钱，要债的人会锲而不舍；而负债的人会拍着胸脯说，下次一定会还。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天生虚伪。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而外国人时常被说成是不知名的怪物。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我们的坏话。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等到长大之后，明白了这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的玩笑而已，他们就会在大街上叫嚣驱逐我们。
马车夫拉着外国乘客，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马车夫被惹恼了，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船夫碰到类似的情况，就会骂骂咧咧地说，他要用开水泼他们。“我揍你”、“我宰了你”这种表达，在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孩子理解看来，意思就是“最好别那样做”。
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掌握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的；而凡是指对方的，就必须得表现出对方的高贵。“懂礼”的中国人，谈及自己的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谦称。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但也会称与自己相濡以沫的配偶为“臭婆娘”。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这个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出门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本来有一只老鼠，正在嬉戏，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把老鼠吓得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服之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狼狈模样的原因。”
毋庸置疑，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请用膳”，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示意周围的人，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感情上使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各种场合高呼“磕头，磕头”，意思是“我能够，我可以，我必须，（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一种）或者是我应该向您拜倒”；或者，有时还得加上一句“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礼数没有做好，没有考虑周全；或者，骑马骑到一半，碰到一个熟人，便盛情地对他说“我下来，您来骑”，不管走的方向对不对，也不管合不合常理。哪怕是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时常用这副神情发出这种邀请。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神情让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会不由得赞叹，对能够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尊敬。这种小小的尊重，随时随处都可见，它是个人对全社会做出的一种贡献，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很可能会故意给他指错路，或者当场就被对方骂的狗血喷头。
东方人送礼物也是一门学问，你如何恰当处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或许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接受，而另一些东西则只能接受一部分，其中一般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说来，对送来的礼物要考虑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个方面特别不同寻常的礼物，哪怕是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也应该小心谨慎。有句经典的格言说：“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这句格言，时时处处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是暗含别的意图，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意思是说，其实希望得到的回报比付出要多。
关于这种送礼的虚伪性，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过类似经历。我们曾亲眼见证了其中的全部细节。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要外国人设宴答谢。我们断然拒绝了看戏，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哪怕是很小的一笔数目，能建造一些基础的公共设施就可以了。建房这件事情后来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11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也说要请我们看戏，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拒绝看戏的消息时，都同样悲哀而又吃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上文谈及的为那所公共建筑捐款的问题，每个人又都是随便问问，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表示些什么！
受到这种包围的，不仅仅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如果恰好有喜事，邻居们就会纷纷前来拜访，手提微不足道的贺礼，如为刚出生的男孩子买一些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要盛情款待，以示感谢——设宴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经常运用到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对中国风俗最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的一句中国格言：“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这个说法简直太形象生动了。面对这种情况，主人还要强颜欢笑，表示至诚地欢迎，尽管心中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不能表露，否则就会失去面子，那比损失一些东西要严重多了。
这令人想到，中国人的很多行为都是由讲面子而来的。受雇的中国人对外国主人大多数表面上的礼节，尤其在大城市里，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虚饰。这一点，只要把某个人的公开行为与私底下的行为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来。据说，一位在外国人家里的教书先生，讲求礼节一向无可挑剔，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极有可能会装作素不相识，甚至是冷眼相待，否则就会让众人知道。这位博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靠外国人混口饭吃，这个情况尽管别人知晓，但表面上不，特别是大庭广众之下，是不能承认的。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比如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外国人，他们会逐一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全然当作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一位中国教书先生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觉敏锐，发音几近完美，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这名学生一些奇怪的错误却被这位教书先生和他同事所取笑。通常，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雇来教学汉语的教书先生，才是决定他汉语的发音标准的关键人物。
中国人的口头上的应承，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履行约定。送礼者知道送礼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不会失望，他只在乎这样做的话，不会让他丢面子。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裁决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出所需的这笔钱。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账，但过后这笔钱他会从你那儿要去，如果提醒他，他应该主动垫上去的，他会对你说：“难道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里吗？”
中国人表里不一，无论男女，他们的自谦都是装出来的，可能会有些人是真正的谦逊，但是，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太多。人们在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果知道不能直接说出来，就会委婉的间接说出来。而那些谈吐文雅的人，被惹急了的话，也会口不择言，骂出最难听的话来。
虚假的同情也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材料让他们产生对别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地嬉闹。巴伯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一具死尸时，开怀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听到好友有趣的死讯时，居然也会嘲笑他的好友死得滑稽。这些奇异的表现，不能解释我们经常看到的死了心爱孩子的父母，由于长时间的悲痛而表面呆滞，因为默默的悲伤与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明显有违人类的天性。
我们说过，外国人开始与中国人有商业往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无数次的打交道，已经证明这些与我们保持商业往来的人的信誉。泛泛而谈有可能站不住脚，但这种验证必须有事实依据才有把握。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的话，来作为这种验证的例子。
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说这样绝对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汇丰银行与在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很大的生意，总额高达几亿两白银，我们还没碰到过一个违约的中国人。”
对这番陈辞的最好评论，或许就是援引这番陈辞3年之后的事实，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给银行造成了严重损失，银行实力大为削弱，但是该银行每年的年度利润依旧是100万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没有根本区别，这一点我们没法考证。但是，用不着去贬低前文所述的证据的价值，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公允的问题：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令人赞叹的相互负责的制度？这个制度前文已作描述，它是西方各国非常愿意效仿的制度。很自然，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要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尽管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无数证人广泛而又持久的观察却证明，中国人的商业实在是他们整个民族没有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个对中国很有研究的学者，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谈到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布与拉班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言：铜盆撞子铁扫帚。大家都说说：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普遍到了无法避免的地步。甚至于很大的商号，贴出“货真价实”、“绝不弄虚作假”的告示，却也名不副实。
我们绝对不是想要肯定在中国没有真诚，而只是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对真实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么会有别的结果呢？一个衣冠整齐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会面无惭色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递给他一本小书让他看一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拿着书从人群里溜走，不付3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干，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反而因为欺骗了愚蠢的外国人而欣喜若狂，这个外国人实在不精明，会去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去外国人那儿买东西时，少付一个铜板是常有的事，他总是说钱没带够。而当告诉他，他耳朵上这会儿正夹着一个铜钱时，他才极不情愿地拿下来，一副受了委屈的感觉。与此类似，一个人折腾“老半天”，想不出钱就能得到点东西，说他身无分文，但最后却会拿出一串1000个铜钱，很不开心地交给你，让你把应收的数目拿出来。但如果他得到别人的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东西，他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就像斩杀了一条巨蟒。
中国社会的团结常表现为向亲戚借东西，有时还打声招呼，有时干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许多东西借了立刻送去当铺，如果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去赎了。有个中国男孩，在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人们发现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他边抽泣边解释说，他在家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偷妈妈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所以，他忍不住就去偷了！
应该十分肯定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时有发生，但很明显，最重要的是去了解有哪些本质上的对立。其中有一条对立我们已经谈及，就是中国人没有信用。这一点虽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我们在谈其他问题时已经引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其他方面的例子，也许需要的篇幅再多也不过分。
关于中国人敲诈勒索的理论与实践的这样一本有趣的书，是需要留待一个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来写的。然而，在这个帝国里，这可以说是一种上起皇帝，下至乞丐的上行下效的做法。由于他们的天性注重实际，因此已经把这个做法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一个人躲不开大气压力一样，谁也逃不脱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既恶毒又堕落，根本就很难想出逃脱的办法，除非把这个国家完全重新组织一遍。
受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现状的影响，外国人很难与中国人有实际的和更多的往来。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车夫、船夫、客店老板、苦力和掮客，不管他们犯什么罪，统统应该杀头。这一阶层的人，还有与他们相似的人，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很特别，因为人们知道外国人宁可吃大亏，也不愿惹出一起社会风暴，他们一般都对此缺乏兴趣和才能；而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任何有失公道的情况，正是通过社会风暴来解决，并最终达到平衡的。
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而那些也想这样做的中国人。是找不到的。既不过分猜疑，也不过分轻信，这是中庸之道的极好例证。如果我们有人对那种必须装出来的虚情假意表示抗议，那么，中国人，关于人性的机敏的仲裁者，会把这一点判定为“性情中人”；而如果我们保持佛祖涅槃时的平静气度，一种不容易使所有有脾气的人，在任何时间都保持的风度，那么，我们会立刻被当作可以进一步随意敲诈的合适对象。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小贩，沿街叫卖做工精致、穿着得体的泥塑外国小人。他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些泥塑小人，对这个小贩说：“哦，你玩弄的这些假玩意儿，我可是玩真格的。”
多余的话我们将不再重复，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点的最重要的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可以说我们知道的中国官员与老百姓的全部关系当中，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那些不断颁布的告示，就是一个特别的、简单的例子。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妙得当。只有一个没有补上去，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算实施。所有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孟子的一段话，说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在悲叹耕者失其田。他声讨说假话的人，但在与人达成一项协议，私底下说的是，那就是骗人的把戏而已。毫无疑问，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但不容易找到，而从其所置身的环境来看，他们往往完全是无助的，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愿望。把那些有良好条件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实际情况，与这些经典上的教诲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这些教诲想要把社会带向高标准的境界，其实是多么的力不从心。
“你认识的中国人当中，有几个是完全相信的？”这里问的只是中国科班出身的人。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用于判断中国人的标准不同，所以回答也就不尽相同了。大多数外国人或许会说“不多”、“六到八个”、“十一二个”，都有可能。偶尔也会有人说“有很多，我都记不住了”。但我们可以肯定，有头脑而又看得准的观察家，很少会做出这最后一种回答。
观察应该是一个民族理所当然，并据此身体力行的事情，这也是有远见的。在讨论互相猜疑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要素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相信别人，其理由，他们太清楚了。正是这种境况，使中国的未来如此地充满未知数。整个统治阶级，不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反而是最糟糕的。一位聪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中国有句谚语：蛇钻的窟窿蛇知道。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又不为他们的下一个阶层——商人阶层所信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他们知道，所谓“改良”只不过是一种涂抹，很快就会剥落。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有和好的灰泥造了很多烟囱和屋顶，却用大量时间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头一次生火，烟囱的烟就会到处乱窜，头一次遭雨淋，屋顶就会漏水。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中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只要开发中国的资源，就会足以富国，但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胆小谨慎的资金不会从藏身之处自己跑出来。中国有足够的学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国家。
前几年，一个喜欢思考的中国人来找我咨询，是否有可能想点办法，来解除这个地方挖水井方面的极大麻烦。这些井是按中国通常的办法挖成的，井壁从上到下用砖砌成。但由于当地的土质不好，过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整口井，连同里面的砖开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个小洞可以打水，最后完全坍陷干枯。与直隶省这个不幸的地方试图用来疗救各种弊病的办法相似，任何疗救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药方，都不够抓住要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终只会导致这样的一个事实，整个国家的金银财宝无可挽回的埋葬在绝望的沼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