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历来以我们喜欢的直来直去的习惯为骄傲，我们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当然，如果是社交礼节和外交需要，我们可能会改变一下我们的习惯，尽管在不同的场合我们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直来直去的本性依然支配着我们。在经过与亚洲人的一段时间接触以后，我们相信，亚洲人的天性与我们的天性截然不同，甚至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
一个人死了，汉语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词语来表达，人们绝对不会说这类词语的使用是不合情理的，并且使用这类词语的方式与死者的身份无关。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苦力，在这两种场合中，唯一的区别就是措辞。而语言的准确性也在这里被忽略了。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
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
当你有了充足的汉语知识，那么，接下来，顺畅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必须提醒你的是，不管你的这种推测能力有多么强大，大多数情况是，你依然会迷路，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你的这种能力满足不了实际的需要。
我们再举一些例子，以便能更好地说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的普遍。例子就在我们身边，是有关我们的仆人的事。在我们看来，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中国人，也算是中国民众的部分代表。有一天早晨，“男仆”带着一副与以往不同的表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简单地说了一句，他的“姨妈”病了，他必须请几天假。可是他不跟我们说清楚他“姨妈”的病情状况。我们总不能就此推测这位“男仆”没有姨妈，或者说他的姨妈没有生病，甚至说他压根就没去看望他的姨妈。恰当的推测应该是这位“男仆”与厨师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厨师似乎更有理有据，并间接地指责他的过错，所以，他找了个借口避开了。
一个人帮助了你，你不能立马给他钱作为答谢；如果你觉得应该送他一些赏金表示自己的谢意时，他会委婉地拒绝你。通常他会说，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接受你的礼物，那就是冒犯“五德”；假如你一定要他接受，他会说你看错了他，使他难堪。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就像奥利弗·退斯特说的，他“想要更多”，也许他是在嫌弃你给的赏金不够多；也可能暗含着别的意思，或许是在暗示你，他想先不谈赏金，等到以后他做得更好时再说这件事，因为到那时，你送给他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他想要的，而现在收下了这些“小”礼物，那么，他以后就不好意思再收其他的“大”礼物了。
只要涉及自己的利益，中国人就会格外谨慎，而在谈论别人的时候，特别是可能会因此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更加谨慎小心，生怕得罪人。喜欢讲闲话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不过他们有着一种特殊的直觉，能辨别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每当遇到这种场合，特别是涉及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假装不知道任何事，也没有说过任何有关的话。通常都是这样的，我们身边的人总是表情麻木，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只要我们改变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事情就会发生大的变化。只要他们认识到了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不会引起麻烦的，他们才会不再沉默，并且侃侃而谈。
一个中国人要是决心把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别人时，他的举止动作非常滑稽。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往往都是，这件事情已经众所周知，甚至可以公开谈论，不过，传消息的人还是会以一种拐弯抹角、毫无边际的说话方式说一件千万不能说的事情。他仿佛心神不宁，看了看四周是否有偷听者，再压低声音神秘地窃窃私语；他还会做手势，伸出三个手指，好像在暗示他没说出来的人名就是他家的老三。他一般会在开始的时候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堆，再说明事情的重要性；可是说到关键时候，他会暂停，不再讲关于这件事的起因，最后则会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估计是在说：“那么，现在你懂了吧？”而对外国人来说，整个过程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传消息给你的人觉得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如果你还是不明白，那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会明确地对你说，你早晚有一天会发现他说的是正确的。
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总是尽量隐瞒坏消息，然后再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仿佛这是人类的一个共性。然而，中国人隐瞒的程度更深，甚至会让我们觉得惊讶和多余。我们曾经听说，一位慈祥地老奶奶遇到了两位朋友，其实这两位朋友是专门赶来告诉老奶奶有关她的孙子不幸去世的消息。可是当他们面对老奶奶的时候，他们却不说消息，只是一个劲地闲聊，实际上，半个小时后，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街头巷尾。
还有，一位离家好几个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劝他快点回家，别再逗留在外面只知道看戏了，他立马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而实际情况正如他所料。我们曾帮助一个中国人把一封信转交给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出门在外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邻居发现他家没人照看，就把他家的东西都拿走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封信的信封上却有几个醒目的大字：“平安家信！”
在该用数字的地方不用数字也是中国人善于间接的一个表现。比方说，一部五卷本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分别标上第几卷，而是分别标上“仁”、“义”、“礼”、“智”、“信”，因为这是“五德”的恒定顺序。40多册的《康熙字典》，也不是用数字来区分的，而是分别标识着“天干地支”。而每个学生在考场的间隔标识，也是分别按照《永乐大典》的字目次序安排的。
还有一个事例，当有人向已婚妇女了解她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的情况时，这位妇女所表现的拐弯抹角简直匪夷所思。她居然不用原名称呼，反而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两字姓氏来称呼，而日常生活中，她被人称呼为“某某他妈”。比方说，一位熟悉的中国人对你说，“小黑蛋他妈”生病了，或许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家有一个小孩叫“小黑蛋”，但他认定你是知道的。可是假如没有小孩，那问题更加复杂了。这位妇女可能会被称为“小黑蛋他婶”，或者其他称呼，总之，她是一定会有一个拐来拐去的称呼的。通常已婚多年的妇女会非常自然地称呼自己的丈夫是“在外的”，意思就是，丈夫是专门操心家务以外的事情。新婚妇女还没有孩子的话，称呼自己的丈夫时往往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而有些尴尬，有时候，她就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有一回，她实在想不出别的称呼，索性就称呼自己的丈夫为“油坊是这么说的！”——油坊是她的丈夫干活的地方。
中国一位著名的将军，在去战场的路上，他对着一片沼泽地向那里的青蛙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在示意他的士兵们，应该像那些青蛙那样英勇，那样才值得尊敬和赞美。一般的西方人都能理解这位将军，知道他是在以某种“巨大的动力”鼓励他的部队；但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会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
中国的春节前夕也是一年一度的借债时期。我的一位熟人前来看望我，他做了一些手势，仿佛蕴涵着某种意义，他用手指指天，指指地，又指了指我们，最后还指了指自己，可就是不说话。我们很惭愧地告诉他，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他非常愤怒，他认为他的手势已经非常显而易见地展示了自己的意思，其实他想向我们借些钱，并且希望我们能帮他保密，也就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吃、喝、嫖、赌”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后来又多了一个恶习——抽鸦片，所以，有时，人们张开五个手指，说：“他五毒俱全”，意思就是说某个人所有这些恶习都沾染了。
中国人的礼仪规定非常复杂，所以他们可以采取一种我们认为拐弯抹角的方法去冒犯别人，这也是中国人善于绕弯子的一种表现。例如从叠信的方式就能看出对方是在故意冒犯。故意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其他字行中间，而不放在这些字行上面，那就是对这个人的一种侮辱，甚至比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更具有冒犯意味。在社交场合一言不发，那就是一种侮辱，即使是一句难听的话也好过于一言不发，这种侮辱就好比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客人、没有按照客人的身份送客一样。
规矩多如牛毛，少了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或复杂的程序，都意味着一种轻微或者严重的隐含的侮辱。当然，中国人在这方面绝对是高手，一看就能把握事情的全局，而我们这些可怜的外国人却因为这些屡次遭遇伤害，还傻呵呵地以为是受到了特殊的热情对待呢。
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还有，比方说“东西”——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它表示东西方向，也经常用来指一件物品，但是称呼某人是“东西”的话，那就是在骂人。而拐弯抹角地说别人是“南北”，其实就是在说，他不是“东西”！
哪怕是最没有知识的中国人，他依然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很多听上去合理的借口，我们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种高超的技能。而且也就只有外国人会认真地对待这种借口，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可能也会认真地对待这种借口。实际上，外国人完全没必要花大力气弄清这件事，完全没必要上天入地的追究他们，我们说过，他们习惯于把事实做简单的处理。哪怕是最无知的中国人，当他被追得走投无路时，他也懂得装作全然不知道任何事情，以此保证他能逃脱。“不知道”“我不懂”，就像上帝的仁慈与爱，可以掩盖无数的罪恶。
每天都发行的北京《邸报》上面，报道了很多事件，都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论据。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这张报纸却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古语“指鹿为马”经常出现在这些报纸上，这一古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高级，更加广泛了，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它没那么简单”，报纸上的形容更具有别的媒介无法比拟的真实效果。假如一个中国人真的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真相，那么，你只好去猜测。
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官方报纸”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的各种痛苦境况。而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马上回到他们的职务岗位，我们又不能理解。那些长篇的编年史作为真实的材料被披露出来，有什么真正的含意呢？我们也不理解。当一位被指控犯了罪的高官被重新判定无罪，而被判定是犯了一些称不上是惩罚的过失时，这是在告诉我们起诉人已经不能够影响到判定结果，还是被指控的官员确实犯罪了？谁也说不清楚。
事实上，我们完全相信，任何仔细读过北京《邸报》上每份文献的人，都可以领会到其中的真正含意，其实，比起其他作品，这是最能了解中国的作品。可是，直到现在，外界的野蛮人都是采取一种根据表面意思去了解中国，并且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实际上，我们的漏洞很多，我们早应该对此表示担心，不是吗？
当外国人学了很多汉语并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之后，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国人在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你会很惊讶并感觉到痛苦，因为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没办法，你只能更加勤奋地重新学习；若干年之后，你觉得自己能够自信地与他们交谈各种复杂的问题。可是，当你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时，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时，你就会恢复那种很惊讶并感觉到痛苦的感受。因为对方显然是听不懂，甚至是完全不想去听懂。他们仿佛注意不到你的说话，也不理会你谈话的思路，并且会非常没有礼貌地打断你的话，说：“我们听不懂你说的。”他们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仿佛在期待哑巴开口说话，就像在说：“我们听不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不过你得承认自己的无能，请不要为难我们，谁能听懂你说的话啊？”面对这种情况，估计谁也难以平静，于是你发火了，冲他们吼道：“我现在说的，你也听不懂吗？”他立马回答说：“不懂，”“我听不懂你说的。”
有的时候，中国人即使是听清楚了你所说的话语，但因为忽略了一些细节，你所表达的意思他们还是不明白，或者至少不能完全明白。比方说，“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一定要放在表达“在某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众多短语之中。可是，中国人不同于外国人，他们并不常用这类短语，说这样很罗嗦，完全没必要。另外，中国人不在乎时态，他们从来不用时态，而外国人十分注重时态。
中国人最注意的问题，也是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那就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假如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的时候，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才会得到钱。”奇怪的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描述说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简单地“做事，赚钱”，是中国人的目标，当然，在他们看来，后面半句话最重要，还没有“时间关系”的限制。所以，他们给外国人做事的时候，通常都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养家活口，仿佛要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完全没有别的养活自己的方法。
有一点我们必须反复告诫读者，和中国人做生意特别要避免在钱方面造成误会。谁负责收钱，谁收了，收了多少，什么时候，是银锭还是铜钱；如果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如果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总之，诸如此类细节，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些都不容易说得清楚。假如和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应该做哪些事，履行哪些条款，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做好充分准确和详细的说明，不然以后一定会出乱子。
在中国，“自作自受”是司空见惯，完全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外国人雇用了一位船夫或车夫，原本应该是雇员遵照雇主的意愿，但经常会发生雇员断然拒绝履行合同的现象。那个时候，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着泥巴澡，车夫挥舞着鞭子使劲地抽打着它，费尽了力气，骡子仍然无动于衷，而在骡子看来，那些抽打就像苍蝇在挠痒痒。这样的情景使我们想到了德昆西，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显然，他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张。实际上，中国人才不像骡子那样固执，骡子是死不悔改的倔脾气，可是任性的车夫不会一成不变。尽管他在半路上会拒绝听从雇主的意见，甚至全然不理会雇主对他的警告，什么扣掉他的“酒钱”他压根不予理会，然而一到终点，他却会拼命的辩解，并且赔礼道歉。所以，旅行者与他的车夫或船夫订立字据证明，是非常明智的一件事，这样的话，就能避免很多误会与麻烦。
中国人有一句谨慎处世的至理名言——“有言在先”。只是，这些费尽心思订下的字据往往也会苍白无力，并出现误解。而在中国的外国人发现碰到这样的情况时，不管其中有什么原因，钱始终是引发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与对方的身份无关，不管对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还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苦力，情况都是如此。
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都相当高，他们如同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如同河水渗进了船洞，那迅雷不及掩耳地速度，熟练而又轻松。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独立地发展了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的天赋。如同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的两种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一样地忠诚和公正，这是我们的天性。关于这些，中国人很快就会察觉到的。中国人认为，这些品质类似于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攻击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时，不管形势多么危急，还是每隔6天都必须暂停一次。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的益处，就像犹太人的习惯对罗马人一样有益处。
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充分表现在1860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一个世纪的外交来往中。在往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也一直存在。而与中国的外交交往历史，更多的时候就像一部总是力求解释清楚被完全误解的历史。不管怎样，中国人确实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不排除存在某些例外。尽管某些个人和国家会反对我们的说法，但是大部中国人还是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是公正平等的。不过，无论如何，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外国人，哪怕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的”，“抱歉，我不是这样说的”，“可是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理解就是这样，不管怎样，请付钱，因为你说过你会付钱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接下来的三个例子会向读者展示，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大部分都成功了。
有过类似经验的读者都知道，每天都有很多各种误解的事情发生。你要求一个苦力去拔掉院子里的杂草，记得保留刚开始抽芽的草皮，好让你能看到你盼望已久的珍贵草地。但是，这头粗心大意的牛挥起锄头，把所有的绿草都给铲除了，草地变荒地，他居然还说这样干净。他完全不去领会你的意思。你叫厨子去很远的市场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买回来的居然是三只大鹅，他还辩解说，这就是遵照你的吩咐去买的。他不仅理解错了你的意思，还口口声声说没有理解错误。你嘱咐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告诉你，法国领事馆不接收这封信件，后来才弄清楚了，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于是收信时间也被耽误了。你的意思他不理解。
我的一位朋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更能恰当的说明，外国人真可怜，总是被误解或者误解他人。我的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他和银行老板的关系非常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起可怕的火灾时，这位外国人就为这家银行没有遭遇到火灾的蔓延而向老板表示庆贺。话刚说完，老板立马变了脸色，生气地说：“怎么能这样说，这么说不好！”后来我的朋友才明白了，因为他的话可以理解为：大火再近一些，银行就会被烧掉，这样多不幸啊。所以，一句庆贺的话其实已经犯忌了。
一位刚到京城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包括其中的一只小骆驼，就对长期受雇于他的车夫说：“你回家去通知我的孩子，让他出来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见过，看见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车夫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思索什么，几分钟过后，他才一本正经地说：“即使你打算买下那只骆驼，也不能抬举它，不然就害了它！”
我参加过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布道者讲的是关于纳曼的事迹。他描述的情景是：叙利亚大将军来到埃利沙的门前，并代表随从人员请求进见主人。布道者为了尽量说得生动形象，就像演戏似的模仿叙利亚的仆人高喊：“门卫，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突然，布道者发现坐在后排的一个人不见了，仿佛被枪击倒了。布道者非常震惊，后来才知道，这个人误会了。他是教堂的门卫，因为前面的内容听得不是特别清楚，于是当他听到布道者高喊要门卫开门时，他就迅速冲了出去，要为纳曼开门。
还有一个例子，发生在某省，一位传教士的听众产生的误解。传教士用幻灯机显示了一只放大的普通寄生虫，目的就是为了给他的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只虫子斜着放映在屏幕上，身躯庞大的犹如埃及的鳄鱼。突然，传教士听见一位观众低声地说：“看，外国的大虱子！”他的语气饱含敬畏，仿佛在宣布他的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