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居于“五德”之首的“仁”，它代表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则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伙伴之情。现在，我们要论述的是，中国人在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所表现的同情心的极度匮乏。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中国人口密集，并且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周期性地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似乎永远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却收效甚微。最穷的人也要继续让孩子们早早地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很多孩子，似乎他们的粮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这些或其他原因，致使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除了干活吃饭，还是干活吃饭。这可以解释为何到处都有按日计酬的务工者，而这种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与什么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外国人马上就会觉察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现钱。叫他们做事情，第一个要求就是给钱，干活就是为了吃饭，而前提是他们一无所有。甚至富人们在碰到急用时，往往也筹不齐最起码的数目。有一句最为意味深长的话，说一个人被迫筹钱去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称作“度饥荒”，也就是像一个饥饿的人急迫地寻求帮助。除了有钱有势的人家，谁都无法应付这类事情而不需要帮助。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事实，就是贫困而又没有希望，而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生计之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习惯，即使在生计之忧不那么急切的时候，人们也习惯过最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突出的事实。钱与粮是一对圆心，构成中国这个的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中国的广大民众普遍陷于深深的贫困之中，他们经常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求生。对于他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见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难，他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无处不在的苦难千万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他们的治理方法，好比是给伤寒病人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分到好几个盎司，但是医院、食品、药物、护理，统统都没有。所以，毋庸置疑，中国人没有更加仁慈的有效办法。体制、预测和管理完全缺乏，而慈举善行却还能进行下去，则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们一直碰到无法防止也无力救助的苦难，这种现象哪怕是放在一个最有教养的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也不难想象。现代的战争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第一次看到流血，恐惧万分，因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麻木不仁，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
对身体上有任何残疾的人的态度，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同情心匮乏。对于跛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斜眼，中国人都是避而远之的。好像身体有缺陷的人，品质也肯定有缺陷。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那些人对待残疾人倒不是冷酷无情，只是也没有同情心。可能中国人会认为，那些残疾人是因为犯有隐秘的罪恶才受到这样的惩罚的，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但是西方人不是这样，他们对残疾人的同情都是发自内心的。
假如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忍受不了讥讽，那么他们就没法活下去。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他们的缺陷，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的店员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子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秃子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有缺陷的人永远会遭到嘲笑与讥讽，他们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心平气和地生活，除非他们对此毫无脾气，充耳不闻。
对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中国人往往也是过分的坦率。“这个孩子是个傻子。”一位旁观者说。但是，事实上，或许这个孩子并不傻，而这样直接说他智力低下，那么，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很容易就会枯萎。而且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别的病症的病人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甚至怀疑，有些病症就是这样产生的，或者加剧的。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成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话题，而病人必须彻底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子”、“笨蛋”等等。
一个民族把生男孩视为头等大事，于是家里没有男孩就会不断地遭遇讥讽，如同传说中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必须大大激怒她，要使她生气”。不管怎样，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自己的孩子，大家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那是一个女孩。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亲那天的新嫁娘也是如此。新娘子通常都很年轻，胆怯，并且害羞，突然置身于陌生人群之中，自然会感觉害怕。尽管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别，但这个可怜的孩子突然暴露在大庭广众的注视之下，却没人顾及她的感受。有的地方还允许掀起轿帘瞪大眼睛看新娘。另外一些地方，尚未出嫁的姑娘们会在新娘子必经之路旁占好一个有利地形，满手捧着草屑或者米糠，撒在新娘子费时费力地油过的头发上。当新娘子到达公婆家起身出轿的时候，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牲口一样，接受各式各样地评头论足，新娘当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可想而知。
中国人十分看重繁文缛节，但他们显然顾及不到会让人不快的事情。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讲失礼的话，说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最感惊奇的是外国人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但接着他又拍着胸脯保证地说：“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老师当着学生的面评论这些学生的能力，他说：在他们面前离门最近的学生最聪明，20岁就会学业有成，但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最笨的。他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人的大家庭生活之中，也能体现出他们同情心的匮乏。不同家庭虽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质都不太乐观，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就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由于他们缺乏感情上的联合，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最关键的部分。中国家庭通常是个人的联合，持久而又稳定，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的私心。我们认为，中国的家庭不是家庭，中国家庭里不存在同情心。
中国的女孩，一生下来就或多或少地遭遇冷眼。这一现实对她们之后的全部经历，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地证明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
母亲与女儿在狭窄的院落里生活，不免会发生口角，随口乱骂是日常生活中随心所欲养成的自由。有一句特别的俗话，了解中国家庭的人会觉得意味深长。妈妈怎么骂女儿，仍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脱离的血缘关系，就不再与娘家有多大关系了。所有家谱都略去女儿的名字，其理由很简单：她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女儿，而是人家的儿媳妇了。各地方的风俗会要求新娘经常回娘家，这也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有的地方，女儿回娘家的次数比较多，而且住得久，还有的地方则回去的比较少，如果娘家的人都死了，那么，她就不会再回去了。不管是哪种风俗习惯，媳妇都是婆家的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想要回娘家，就得带上不少活儿回去，可能是大量的针线活，娘家人还得帮着干。并且尽量要带上孩子一起去，这样一来，就不怕孩子没人照看了，关键还在于这些孩子的开销将由姥姥家负责。在女儿经常这样回娘家的地方，那些女儿比较多的家庭，娘家人通常都会担心这种频繁的省亲，庞大的日常的开销让他们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种剥削。因此，这类访问经常受到父亲和兄弟的阻止，母亲则非常欢迎。但是，由于各地的风俗规定了女儿回娘家的时节，比方说在新年之后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节日等等，所以，这类访问不受限制。
媳妇回到婆家，用句形容贼的俗话来说就是——绝对不能空手而归。她必须带一些礼物给婆婆，通常是一些吃的东西。如果儿媳妇忘记带礼物，或者没有能力带回礼物，不久她就会招来婆婆无缘无故暴躁脾气。如果女儿是下嫁到穷人家，或者嫁去之后变穷了，如果她又有几位已经成家的兄弟，她就会发现自己回娘家，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禁忌”。娘家的几个儿媳与已经出嫁的几个女儿，她们之间准会有一场较量，比如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的子孙，各自把某个地方当作自己的领地，而把对方当作侵略者。如果几个儿媳占据了领地，他们会像腓力士人那样，对无法彻底消灭和驱逐的敌人索取贡品。儿媳妇通常被视为婆家全家的仆人，这一点也不夸张。而要找仆人，显然要找健壮的，发育完好的，而且必须得知道烧饭缝补这类生活技巧。从谋生的角度说来，比起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她们总是要强得多。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健壮的姑娘，丰满而年轻，却要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瘦弱男孩，他们成亲之后的头几年，姑娘们通常都得照顾这些出天花的小丈夫。幼儿常犯这种叫天花的疾病。
中国媳妇的苦难，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所有的中国女子都要出嫁，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出嫁，她们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完全受到婆婆的控制，不难想象，她们生活在受虐待的家庭中会遭受多少难以忍受的苦难。自家父母对已经出嫁的女儿鞭长莫及，只能口头上抗议婆家的种种恶行，或者女儿真的被迫自杀之后索要一大笔丧葬费。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伤甚至杀了她，只要婆家控告她对公婆“不孝”，那么，婆家便可以推卸责任了。我们需要反复强调，在中国，年轻妻子的自杀现象十分常见，有的地方，甚至在短期内，就会发生几起类似事件。一位自杀未遂的女儿被母亲这样斥责：“你不是没有机会啊，为啥没死成？”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让人心痛了。
《邸报》几年前发表了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偶然披露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父母杀死孩子无罪，甚至婆婆恶意谋杀了她年轻的儿媳，也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只要她肯付一笔罚金。报纸上描述了诸如此类的案例，如一个妇女用点着的香烛烫她的童养媳，再用烧红的铁钳烙她的脸颊，甚至最后还用沸腾的热水把她煮死。这份奏折里还提到几起相似的案例，写进奏折里的案例，肯定是确实无疑的。这种极端野蛮的事或许非常罕见，但虐待严重到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这样的事并不罕见。
给人做妾的中国妇女的命运也十分辛酸。她们所在的家庭，能使她们觉得幸福的，实在屈指可数，不断地争吵与公开打斗似乎是家常便饭。“我住的城市的长官”，一位久住中国的外国居民写道，“他十分富有，并且学识渊博，擅长舞文弄墨，为官干练，能引经据典。但他经常欺骗、咒骂、抢掠，甚至折磨他人，以满足他的邪恶念头。他的一个妾逃跑，抓回来之后，被剥光衣服，两脚倒吊在屋梁上，往死里打。”
在中国，穷人最好不要生病。男人们根本不把妇女、儿童的病痛当回事儿，时常任其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可能是因为没时间去管，或者是因为男人“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
在谈及孝心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地位无足轻重。年轻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国正与之相反，三个旅行者之间，最年轻的人总是最先去承受劳苦。而最年轻的仆人，总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在贫困中历经煎熬的中国男孩，总是不堪忍受各种严重的欺压，奋起反抗，或者离家出走，而这一点儿也不奇怪。那些下定决心逃跑的孩子，几乎都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生活。造成他们离家出走的原因有多种，但据我们观察，最为普遍的原因是备受虐待。有一个此类事例，一个男孩刚从斑疹伤寒中复原，这种病人大病初愈之后胃口都特别大，而家里的粗黑面食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便跑到集市上，花了约20个铜钱，买了一些点心充饥。因为这个事情，他被父亲痛骂了一顿，一气之下，他跑到东北去了，从此再也没有任何音信。
乔治·D·普伦蒂斯曾经说过：男人是掌权者，女人则是“无足轻重”。这种说法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来，是可以不用再抚养这个女儿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则是延续香火。这一切就像吃饭一样平常，除非去一味地追究人们的动机，否则，没人会关心这个问题。
普通人家男婚女嫁的目的尚且如此，对穷人来说，这个目的就更为突出了。人们一般这样评论寡妇再嫁：“现在她不会挨饿了。”俗语说：“再婚再嫁，只为吃饭；没有饭吃，散伙完蛋。”在赈济饥荒时，常常看到不少丈夫索性撇下妻子儿女不管，让妻儿们去要饭，或者饿死。许多情况下，儿媳妇被送回娘家，娘家有吃就吃一口，娘家没吃就饿死。“她是你的女儿，你去管她吧。”还有几例中，分发给哺乳妇女的救济粮，有时也被男人夺走，尽管这些例子或许只是个例外，可是真的是时有发生。
或许只从大饥荒的年份的种种现象去判断一个民族，明显不公平，但这种情况是一块试金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准则，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并不只是荒年才有卖妻子儿女的事件，只不过荒年更加平常。熟悉这些事实的人都清楚，近年来许多闹饥荒的地区，妇女儿童像骡和驴一样被公开拍卖，唯一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前者不赶去市场。1878年那场大饥荒，波及整个东北三省，甚至还有向南蔓延的趋势，路上的车辆上几乎全都坐着卖往中部省份的女人和女孩，以致有的地方已经很难雇到马车，因为所有的车辆都正忙于把新买来的女人转卖到别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轻妇女从饥馑之乡或人口过剩的地方，卖到因动乱而人口减少的地方，以及常年娶妻困难的地方。这种稀奇事情最令人觉得悲哀的是，这些中国家庭的成员被迫卖到各个遥远的省份，而这或许是全家人的最好出路。对于被卖者和卖者来说，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曾经提到过，漠不关心家人的病情，是因为得病的是“女人和小孩”。天花在西方被当作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断造访中国，以至于中国人已经不指望逃脱其蹂躏了。但是，他们不愿多想，因为得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人们经常可以遇见因小时候得天花而两眼全瞎的人。无法容忍身体发肤受到丝毫毁伤的中国人，却对孩子生命的价值看得如此无关紧要，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小孩死了，甚至根本就不去掩埋他的尸首，他们的口头禅是：“扔了！”草席一卷，随意地抛在荒郊野外，松散地盖着，很快就成了野狗的美味。有的地方，还有流行一种恐怖的风俗：把孩子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里，以防止“鬼魂”回家骚扰！
中国人对天花满不在乎，他们自然体会不到我们对天花的恐惧，但是，他们害怕伤寒和斑疹伤寒，就像我们害怕猩红热一样。如果一个人出门在外，得了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病，那么，他就很难受到适当的看护，甚至完全没有看护。面对所有恳求帮助的人，人们通常都会简要地回答说：“这病会传染的。”许多发热病症确实也会传染，而云南某些山谷里，最可怕的疾病或许就是这种疾病了。贝德禄先生在《华西旅行考查记》中描述说：“很快，患者就会感到极度虚弱，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全身上下极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乱，十有九死。”据当地人讲述：“病房里到处都是鬼魂，甚至桌子和床垫也在扭动，发出讲话声，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也有几个人冒险走进房间。传教士确切告诉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怕传染，患者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地遭人嫌弃。如果家里有个长辈染上病症，最好的看护就是关进一个孤零零的房间，并在他旁边放上一壶水。房门紧闭，门的一侧放着一根竹竿，焦急不安的亲戚每天两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检查他是否还活着。”
中华民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家庭内部肯定处处洋溢着关爱，可能我们观察的不够仔细。疾病与麻烦特别能唤醒人性中的最好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我们亲眼见证了许多事情，不仅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充满挚爱，而且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也充满挚爱。甚至陌生人之间也会相互关心。中国母亲非常具有同情心，她们不忍心看着别人的孩子饿死，于是，就会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亲的婴儿。
没人愿意帮助别人，除非有特别的理由。这个特点反映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多重特点。一个聪明的男孩，尽管没有机会上学，但是他希望尽量读点书。尽管他身边有不少读书人，可是就是没人愿意教他，原因很简单，他们那么辛苦学来的知识，不愿意轻易传授给别人。只要这个男孩一提出想学习的意愿，那么，他肯定会招人冷嘲热讽。这些在私塾里苦熬了十几年的读书人仿佛在说：“这个小家伙凭什么想走捷径，几个月就想学会我们多少年苦读的东西，然后过几天就忘记？让他像我们一样自己请老师好了。”尽管“自学”成才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真正学到知识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有的人甚至最起码的识文断字都不会。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很吃惊，中国人对于落水的人通常都是见死不救。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上起火，成群的中国人目击了这个事件，他们几乎没有营救乘客和船员。当落水者尽快逃到岸边之时，许多人连衣服都被抢走，有的还被当场弄死。应该把不久以前在英国发生的一起沉船事件，与中国的这一事件做一个比较，然而，英国的人民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当然，也不是完全麻木不仁，1892年秋天，一艘英国大汽轮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的渔民和官员都不遗余力地营救幸存人员。只不过，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几乎到处存在的各种苦难还是抱着冷漠的态度，这样的事情仍然存在，尤其是人在旅途之时，有句谚语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在中国旅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友善，这极为明显。一场夏雨之后，地面道路无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赶路的人会发现“天、地、人”联合起来同你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你，你走的这条路前面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里面，修路的人也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国的公路没人关心。所有这样的路在一定季节里都是坑坑洼洼，每当出门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的时候，便会发现不知从哪儿围拢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而他们自然是“袖手旁观”，除非你跟他们说你会报答他们，特别是答应给他们钱，那么，这些旁观者一定会踊跃帮助你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人还经常在难走的地方挖个深坑，特意让旅行者陷进去，因为这样，出门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一把！如果对这样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虑，最好继续往前走，不要去理会当地人的劝告，因为你永远都不能肯定，他们给你指的路是“明道”还是“黑道”？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外国人举家搬往中国一个内地城市，受到当地人亲切热诚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把日常用品借给他们，让他们用到自己备齐之后再还。这样的例子肯定存在，但这绝对是个例外。很明显，最为常见的接待是，周围人们完全漠不关心，除非他们感到好奇，想来看看新来的人是什么样子。那种恨不得把新来的人的底细摸透的劲头，就好比贪婪与敌意一定会去招惹肥鹅，甚至拔光肥鹅的羽毛。对于那些遭遇不幸的外国人，我们从没听说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的举动，尽管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说不少事情，说一些水手在陆上旅行时，从天津到烟台，或者从广州到汕头，期间没有任何人免费赠送他们一些食物，或者是留他们住宿一晚。
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想得到店主的允许去住店，通常很困难，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死者的兄弟被迫整夜守在街上，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把死尸摆渡过河，则要索取高价，而且我们也已经听说过几件这样的事：把死尸双层包好，再用席子裹起来扎好，让它看起来像货物，以免别人怀疑。还有一些骇人听闻的事，说某严冬，山东潍县的一个店主，拒绝几个冻得半死的出门人进店，害怕他们死在店里，硬是把他们赶到街上，结果这几个旅客真的都冻死了！
中国的罪犯往往不会受到惩处，原因是负担不起告状的费用，或者是不想被公开。不少通奸案就这样按乡规民约解决的。犯规的人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这是条非常熟悉的中国原则。“人多势众”，有时打断腿，有时打断手臂，更常见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双眼被活活弄瞎。我确实亲眼见到过这样的事情，并且时有发生。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中国人，他不熟悉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责备这种做法极其残忍时，竟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样处理案情，在中国已经是“很宽大了”，就比方说他自己，他只是被弄残废，实际上，把他杀了也不过分。
“为啥你老来这儿混饭？”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这个兄弟离家数年，在外头惹了事，并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双眼。“这儿没你的份。要硬的有刀子，要软的有绳子，你自己瞧着办吧。”这段谈话，是这位无法医治的盲人亲口告诉我的，他只是想解释一下，他希望恢复一点视力，如果一点都恢复不了，他将在“硬”或“软”之中选择一个，以便他脱离苦海。并且这种暴行的受害者去告官的话，通常是徒劳无功。不利于他的明证简直是铺天盖地，审判的官员也会认为他罪有应得，而且加重刑罚也不为过。即使他打赢这场官司，境况也不会比过去好，通常只会是更糟糕，他的众多邻居更是怒气冲天，这样一来，想保住性命都是一种奢望。
必须理解的是，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但事实却是，人的生命犹如野草一样卑微。偷盗是中国人最为恼怒的罪行之一。在一个人口多得难以维生的社会里，偷盗对社会的威胁，其严重程度被视为仅次于杀人。
有个分发救济饥荒的钱粮的人，发现有个疯女人偷盗成癖，被人用链条拴在一只大石磨上，仿佛她是只疯狗。如果公众知道某个人是小偷，或者公众讨厌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有被简单讯问一下就处死的危险，这与加利福尼亚早期的维持治安的做法如出一辙。有时是用刀，最常用的方法是活埋，并且美其名曰——“吞金自尽”。实际上，这是一件非常残忍的惩罚。我认识的4个人，就都曾受过这种死亡方式的威胁。有两例已经进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来，其中有一次坑都挖好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活埋，只是因为行刑一方某个长者出面干预了。还有一次，发生在我熟悉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大家都知道是疯子的年轻人，是个不可救药的小偷。住在那个村子里的他家的亲戚，只与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就把他绑了起来，在村子附近结冰的河面上凿了个洞，然后把这个年轻人扔了进去。
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的那几年，波及甚广，人人自危。这样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稍有嫌疑，就要接受严厉的审问。如果他的回答没有说服抓捕他的人，他就不好过了。
就在距离我写这些文字的地方几百码处，20年前不久，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悲剧。当时的各级官员发现自己执法时力不从心，就发了一份半官方性质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村民们看到有人骑马而来，看上去似乎是个外省人，而他又没说清自己的来历。而人们又发现他的被褥里包的全是金银珠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从哪里偷来的。这个人就被绑了起来。村民挖了个坑，把他推了下去。与此同时，村民又发现一个人在惊慌逃窜，只是因为有的旁观者认为他有可能是同谋，于是，这个人的命运便同前面那个人一样了。有时候，这些陌生人还被迫自挖坟坑。中国各省各地的人，对没有法律的年代里的肆无忌惮深有感触，上了点年纪又能回忆起当时情形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类事情数不胜数。1877年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紧张和惊慌，毫无疑问，有许多受到怀疑的人也被这样除掉了。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惶恐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独有现象。
中国人极度的残酷，最为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匮乏。不过，中国人普遍相信，在中国的穆斯林比中国人自己更残忍。然而情形也许是这样，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心里都确信，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的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望尘莫及。尽管孩子在家中全无管束，但他们的受教育生涯一旦开始，那种宽松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三字经》是这个国家最为普遍的启蒙教材，里面有句话：“教不严，师之惰。”这条箴言的执行情况各不相同，得看老师的脾气与学生的天赋，当然，严厉的处罚肯定很普遍。
我们看到过一个刚从老师那儿出来的学生，老师拳打脚踢地教学生科举文章的秘诀，此时这个学生的样子就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厮打搏斗，头破血流。学生因老师生气而受辱骂的情况，非常普遍。另一方面，遭到辱骂的孩子又让母亲极为气恼，于是，一气之下，孩子又被母亲打了一顿，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不难想象，因为孩子闯祸而责打孩子的母亲，很可能会在特别恼怒的时候，对孩子实施了一些残酷至极的举动。
中国人的刑罚制度，也反映出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很难从这个国家的法制出发去确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因为地方风俗会认可许多违法的事情。其中最为有意味的是竹杖刑罚，杖责的数目时常是法律规定的十倍甚至百倍。我们还没来得及提到中国监狱里的犯人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刑罚。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中都有不胜枚举的例子，比如《中国总论》和《古伯察游记》。
古伯察曾经提到，他有一次看到一批犯人在被押解去衙门的路上，双手被钉在囚车上，因为押解人忘了带脚镣。中国犯人若不能买通关节，就要受到故意的残酷折磨。下面这个说法最能证实上述看法了：尽管中国人有“心肝”，但绝对不“仁慈”。几年前，上海有家报纸报道了该地衙门因为他们敲诈一个新来的囚犯，官员判处了这两个老囚犯，他们挨了3000竹杖，还用铁锤敲断了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句俗话劝告说，“死不进阎王殿，活不进衙门”，这个说法其实就是真实的写照。
也许有人会质疑上面的实例，那么，下面这段文字引自1888年2月7日的《邸报》：“云南巡抚说，该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做法：抓到在地里偷粮食或果子的人，都要活活烧死。他们同时强迫小偷的家属订立个字据，同意这样做。然后，再强迫他们亲手点火，以防止他们以后去告官。有时实行这种可怕的惩罚，只是因为弄坏了一株庄稼，甚至为泄私愤而故意编造，来置人于死地。这种令人恐怖的做法，简直骇人听闻，但在云南动乱期间确实存在。当局在不断竭力铲除这一疯狂陋习，但没有成功。”
福州附近的某地方还有强迫寡妇殉夫的习俗，当地中国报纸几年前有过详细报道。寡妇被迫悬梁自尽，然后焚烧尸体，最后立一道贞节牌坊！政府极力制止这种残酷的习俗，但是收效甚微，只有个别地区遵从了这一规定，不过那也是短暂的执行。
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睦邻友好的外国人说，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就在于更多的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要同情妻子和母亲，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中国需要把人当作人来同情，明白仁慈的降临如同天降甘霖，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培育了它，直到它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表现同情心的时候，人类才最接近于上帝。
